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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设立中国版的高科技证券市场NASDAQ，建设科技创业型大学，应该是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美国能够保持持久的强盛，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是其持续不断的科技创新和相应的高科技新产业发展。主要依赖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科技的巨额投入、以及科技和产业的融合。科技和产业融合的核心，则在于为高科技产业提供可持续的融资机制，并有一批科技创业型大学引领高科技创新创业。
在科技和产业的融合方面，美国有两点先进的经验。
第一，为高科技产业提供可持续的融资机制：美国高科技证券市场NASDAQ。NASDAQ是全球知名的高科技创新创业者的家园，为众多的科技创业型公司提供了融资，帮助英特尔、苹果、基因泰克等一批企业成为科技巨头。可以说，NASDAQ为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为美国的国家繁荣富强做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
第二，美国高科技产业发展中，“创业型大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最具代表性的是东岸的麻省理工学院和西岸的斯坦福大学，并引领了东岸和西岸的区域科技创新创业。一份报告显示，MIT（麻省理工学院）校友在全球创建了25，800多家企业，就业人数330万，产生相当于2万亿美元的GDP，以经济实力看，大约相当于全球第11大经济体（约等于7个北京或者1个意大利）。
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设立中国版的高科技证券市场NASDAQ，建设科技创业型大学，应该是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国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之一，股市管理比较规范，服务水平与国际接轨，目前已经拥有香港创业板（GEM）。可以以此为基础，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从国家层面支持在香港设立中国版的NASDAQ，通过国家的力量创建一个与香港交易所规模相当的高科技证券市场，推助我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壮大。
以香港创业板（GEM）为基础，进行转制。借鉴NASDAQ的制度，结合香港创业板的经验，设计的中国版NASDAQ。
企业结构方面，设立成熟企业和创业型企业的混合股市，在接纳创业型企业同时，由国家逐步注入成熟型科技企业，达到股市规模效应和稳定性，通过国家的力量，创建一个与香港交易所规模相当的高科技股市。
上市审核制度，则维持保荐人制度。美国NASDAQ的注册制在诚信度较好的先进欧美国家比较适用。我国证券市场传统的“审批制”引入过多的非专业干预，造成长时间的上市等待，并带来廉政风险。香港GEM的保荐人制度，要求保荐人有高度的专业水平和诚信度，作为证券市场的第一看门人，并在一定时间内对上市公司的治理进行辅导和监督，提高了高科技证券市场的运作质量和效率，值得采用。
借鉴美国NASDAQ的双规制，上市公司需要持续经营二年以上、可以不要求运营收入或者利润。
公司监管、退市制度、股票交易等方面，也可借鉴美国NASDAQ，建立相关制度。加强限售，减少股市欺诈风险;鼓励基金等机构投资，组建国家投资公司投入该市场。
结合我国正在开展的双一流理工科大学建设，以若干理工科大学为基础，建设一批科技创业型大学，为科技创新和创业营造良好的环境，为经济发展提供高科技发动机。
MIT是威廉·罗杰斯于1861年创立的。罗杰斯的最初设想是建立一所以科学为基础的大学，为大学所在地区的企业发展服务。他强调以科学为基础的产业发展与创新，这也正是“创业型大学”和相关“知识经济”的雏形。这期间，创业大学的模式主要是科研人员为企业提供咨询，大学研究本身的商业化机会主要还是留给企业。此时出现了“五分之一”制度，即允许教师每周有一个工作日在企业工作。在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时任MIT校长康普顿进一步提出，MIT的教授可以通过创建公司参与到以大学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去。这时候，MIT和哈佛大学附近开始出现了一批起源自大学研究的公司，如曾经非常著名的宝丽来（Polaroid）公司。
不过，康普顿“创业型大学”理念的真正实现，归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美国政府科技政策的重大转变。二战期间和二战之后，美国政府对军用和民用科研的大力资助，为MIT成功实现罗杰斯的“创业型大学”理念，提供了绝好条件。MIT是这些资助的主要受益者之一，其研发能力得到了极大的强化，科研组织特别是跨学科交叉研究形成了制度化，这期间造就了很多有工程技術的科学家，他们与军官、商人以及政治人物形成了一种新的关系网络。所有的这些经验结合起来，也为很多科学家在战后离开实验室，进入政府、学术、特别是商业组织的管理层奠定了根基。这些为战后康普顿校长发掘科学研究的商业化潜力，推动创业型大学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麻省理工的模式，被其一位电机工程博士毕业生弗雷德里克·特曼带回斯坦福大学，直接促成了硅谷科技园区的发展。
借鉴MIT等创业型大学的经验，中国也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
可将创新创业课程列入全校必修通识课程，为全校学生开设财务和管理选修课程。鼓励教师和学生创业，教师的科技转化成果纳入职称评审和学科建设资源分配。允许教师有1/5的时间在创业型公司工作。
设立创业型短期教授职位，聘请有创业经验的欧美国家教授来校短期工作;借鉴德国经验，聘请企业高级技术人员为学生上课。
MIT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二战后其校长康普顿认识到，建立科技创业型公司最大的障碍是资金问题。于是他创建了一个联系学术界和企业界的风险基金公司，为创业者提供创业基金、商业咨询和一整套管理机制。
中国也可以由政府主导设立创业基金，持续5-10年为教师和学生创业提供初始融资。设立初期，创业基金宜由政府主导，发挥国家的力量，然后再一步步形成基金的自我造血能力，逐步吸引民间资本。
美国能够保持持久的强盛，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是其持续不断的科技创新和相应的高科技新产业发展。主要依赖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科技的巨额投入、以及科技和产业的融合。科技和产业融合的核心，则在于为高科技产业提供可持续的融资机制，并有一批科技创业型大学引领高科技创新创业。
在科技和产业的融合方面，美国有两点先进的经验。
第一，为高科技产业提供可持续的融资机制：美国高科技证券市场NASDAQ。NASDAQ是全球知名的高科技创新创业者的家园，为众多的科技创业型公司提供了融资，帮助英特尔、苹果、基因泰克等一批企业成为科技巨头。可以说，NASDAQ为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为美国的国家繁荣富强做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
第二，美国高科技产业发展中，“创业型大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最具代表性的是东岸的麻省理工学院和西岸的斯坦福大学，并引领了东岸和西岸的区域科技创新创业。一份报告显示，MIT（麻省理工学院）校友在全球创建了25，800多家企业，就业人数330万，产生相当于2万亿美元的GDP，以经济实力看，大约相当于全球第11大经济体（约等于7个北京或者1个意大利）。
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设立中国版的高科技证券市场NASDAQ，建设科技创业型大学，应该是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国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之一，股市管理比较规范，服务水平与国际接轨，目前已经拥有香港创业板（GEM）。可以以此为基础，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从国家层面支持在香港设立中国版的NASDAQ，通过国家的力量创建一个与香港交易所规模相当的高科技证券市场，推助我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壮大。
以香港创业板（GEM）为基础，进行转制。借鉴NASDAQ的制度，结合香港创业板的经验，设计的中国版NASDAQ。
企业结构方面，设立成熟企业和创业型企业的混合股市，在接纳创业型企业同时，由国家逐步注入成熟型科技企业，达到股市规模效应和稳定性，通过国家的力量，创建一个与香港交易所规模相当的高科技股市。
上市审核制度，则维持保荐人制度。美国NASDAQ的注册制在诚信度较好的先进欧美国家比较适用。我国证券市场传统的“审批制”引入过多的非专业干预，造成长时间的上市等待，并带来廉政风险。香港GEM的保荐人制度，要求保荐人有高度的专业水平和诚信度，作为证券市场的第一看门人，并在一定时间内对上市公司的治理进行辅导和监督，提高了高科技证券市场的运作质量和效率，值得采用。
借鉴美国NASDAQ的双规制，上市公司需要持续经营二年以上、可以不要求运营收入或者利润。
公司监管、退市制度、股票交易等方面，也可借鉴美国NASDAQ，建立相关制度。加强限售，减少股市欺诈风险;鼓励基金等机构投资，组建国家投资公司投入该市场。
结合我国正在开展的双一流理工科大学建设，以若干理工科大学为基础，建设一批科技创业型大学，为科技创新和创业营造良好的环境，为经济发展提供高科技发动机。
MIT是威廉·罗杰斯于1861年创立的。罗杰斯的最初设想是建立一所以科学为基础的大学，为大学所在地区的企业发展服务。他强调以科学为基础的产业发展与创新，这也正是“创业型大学”和相关“知识经济”的雏形。这期间，创业大学的模式主要是科研人员为企业提供咨询，大学研究本身的商业化机会主要还是留给企业。此时出现了“五分之一”制度，即允许教师每周有一个工作日在企业工作。在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时任MIT校长康普顿进一步提出，MIT的教授可以通过创建公司参与到以大学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去。这时候，MIT和哈佛大学附近开始出现了一批起源自大学研究的公司，如曾经非常著名的宝丽来（Polaroid）公司。
不过，康普顿“创业型大学”理念的真正实现，归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美国政府科技政策的重大转变。二战期间和二战之后，美国政府对军用和民用科研的大力资助，为MIT成功实现罗杰斯的“创业型大学”理念，提供了绝好条件。MIT是这些资助的主要受益者之一，其研发能力得到了极大的强化，科研组织特别是跨学科交叉研究形成了制度化，这期间造就了很多有工程技術的科学家，他们与军官、商人以及政治人物形成了一种新的关系网络。所有的这些经验结合起来，也为很多科学家在战后离开实验室，进入政府、学术、特别是商业组织的管理层奠定了根基。这些为战后康普顿校长发掘科学研究的商业化潜力，推动创业型大学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麻省理工的模式，被其一位电机工程博士毕业生弗雷德里克·特曼带回斯坦福大学，直接促成了硅谷科技园区的发展。
借鉴MIT等创业型大学的经验，中国也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
可将创新创业课程列入全校必修通识课程，为全校学生开设财务和管理选修课程。鼓励教师和学生创业，教师的科技转化成果纳入职称评审和学科建设资源分配。允许教师有1/5的时间在创业型公司工作。
设立创业型短期教授职位，聘请有创业经验的欧美国家教授来校短期工作;借鉴德国经验，聘请企业高级技术人员为学生上课。
MIT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二战后其校长康普顿认识到，建立科技创业型公司最大的障碍是资金问题。于是他创建了一个联系学术界和企业界的风险基金公司，为创业者提供创业基金、商业咨询和一整套管理机制。
中国也可以由政府主导设立创业基金，持续5-10年为教师和学生创业提供初始融资。设立初期，创业基金宜由政府主导，发挥国家的力量，然后再一步步形成基金的自我造血能力，逐步吸引民间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