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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编辑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我以为，这是对编辑社会角色内涵的一种界定。
社会心理学认为，所谓角色，是人们对一定社会位置上的人的一种期待。正因为有这种期待，才使这一位置上的人产生与期待相符的观念、思想、心理和行为。我以为，这一定义并不全面。因为作为一定社会角色的人，在关注他人对自己期待的同时，他的所作所为，也会在经意或不经意之中影响到周围的人和事。所以，期待者与角色之间应该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此，我想谈谈，编辑这一社会角色对外可能产生的影响(角色在做什么)；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同样在阐释人们对编辑的一些期待(角色该做什么)。
也有人说，编辑是个文化商人。我以为，这是对编辑角色外延的非常准确的界定。
内涵的界定，说明了编辑在社会中是什么角色，外延的界定，则是说编辑怎样完成这个角色。当编辑把文化人和商人的位置摆正了，他便能在作者与读者中很好地发挥桥梁作用。于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出发点就成了编辑的角色意识是否明确，编辑的所作所为是否位当。
作为文人，编辑要有文人的品味，要了解自己所在知识领域或专业领域的最新动态和未来走向，由此才可能开发出相应的有价值的选题。然而，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认为的，文人与学者是有区别的。作为文人的编辑，尽管可以向学者靠近，甚至写出极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但这个时候他的角色实际上已发生了变化。他可以由此真正的成为学者(职业性质的改变，即角色的根本改变)，他也可能仍是编辑(工作性质的改变，即角色的暂时改变)。前者变化是角色的性质(已成为学者)，后者变化是角色的重叠(学者型编辑)。所以，他虽然是学者型编辑，但由于职业的限制或社会角色的确定性，他仍是编辑。在他从事编辑本质工作的时候，他可以向学者无限地靠近，因为这时他就会像学者一样，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他的专业眼光就会提高，在选题的学术价值上，他就可以用学者的眼光来开发选题、审视选题、规划选题。但他不能“扮演学者”，因为这是一种角色错位，即古人所言“位不当”。当他自以为是学者的时候，他就会以学者的面貌出现在真正的学者面前，给学者开出各种“命题作文”清单；他会诱发学者想当作者的愿望，因而可能把尚未研究透彻或尚未研究全面的学术问题，进行人工授精，且强行注射催产素，从而诞生学术早产儿，引起学术界的浮躁。
作为商人，编辑要有商人的市场意识，要了解市场，预测市场，甚至影响市场。图书出版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早已没了昔日的矜持，编辑若还想像往日一样自视清高，不考虑市场的变化，不研究市场存在的问题，他就永远不可能有商人的市场敏感性，他就不可能适应市场经济；反之，当他一味迎合市场，忘了文化人应有的品味与职责，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自是不言而喻的。
如何做好文化商人，如何在适应市场的情况下给市场以正确的导向，确实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站在读者的角度，我以为，图书市场出现的以下问题，都直接或间接与编辑的角色意识有关。
首先是“书多了，可读的少了”。
新华牌号的书店给市场留下了太多的空白，于是新知书屋、求索书社、开卷书亭等等民间书店纷纷上阵。书太多了，店装不下了，于是把店扩大，叫书城；于是把书放在地亡，叫书摊。那么多的书，真令人兴奋，然而待你有备而来，却又像妇人逛商店一一常常空手而归。因为多了虽可选择，但可选择多了，也就不知选择了。有人爱看名人传记，因为名人的事迹常常令人肃然起敬、感动不已，而现今的名人传记既可以是二流主持，也可能是三流歌手，名不服人，行不可范，令人倒胃。社科或人文科学方面的书也常让你见书名大喜，翻内容失望。皆因这类书大都用“重塑”、“再造”、“跨世纪”等词唬人，内容却是陈词新唱，手法不外“一大抄”。经营管理类的书更是什么几大法则、几大诀窍，就好像写书人拿着藏宝图送人而自己不去淘宝一样不可信。于是，面对繁荣的图书市场，想学点知识抑或是想受点刺激，甚至想受点教育，都不得不“寻寻觅觅，热热闹闹，扰犹豫豫忧忧，乍喜欲买时候，即刻将息”。
其次是“书美了，敢买的少了”。
书的装潢是越来越考究、越来越漂亮了。这本也无可厚非，一个价值几元钱的月饼尚且只因包装考究而堂而皇之贴上几十元甚至几百元的标签，书——知识的传播之神，就该窝囊?读书人尽管吃穿随意，但真有几套内容可读且装潢考究而优美的书摆在书架上，也会增强“我是读书人”的自豪感。然而，“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书中的内容，而非外表的装潢。如今之书，无论是“公主”还是“俗妇”都给穿上宫廷礼服，常使读书人，特别是无力增强“我是读书人”自豪感的穷学子，平添几份“自卑感”，从而“爱也释手”。
再次是“书厚了，有用的少了”。
龟板上刻字，竹简上书写，都是比较麻烦的，即使后来在纸上书写，也因不愿磨墨耗时，自然是长话短说、惜墨如金；当然，更可能是古人写书没有稿酬，至少不是依字数算价，短话长说也便没有意义。今人不然，钢笔书写龙飞凤舞，电脑敲打如马奔腾，字可如流水般涌出，加上以字数算稿酬，故虽知“越长越臭”，但更谙“臭虽臭是铜臭”的道理。
最后是“书全了，耐看的少了”。
如今的书特别强调规模效应，许多出版社都将单本书柜之门外，而纷纷推出大型丛书、全书、套书。书一成套，自然引人注目，也让人见一而思全，码洋也自然上去了，但也可能难倒那些无力求全的读者；甚至在科普读物方面也求面面俱到，企图占领某学科全部领域，也就难免使有些读者见书名之专业化过强而退避三舍。国人历来以为“不全不粹不足以谓之美”，所以菜有十碗，音乐有十番，游地有十景，阎罗有十殿，甚至吃药也得有十全大补(鲁迅语)。其实，真能造成影响的仍是单本书，《周易》、《论语》、《道德经》，有哪套丛书敢与之匹敌?美国国会图书馆列出的20世纪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十大书籍，也没看到什么丛书、套书。《苏菲的世界》，一本哲学普及读物，竟能在几十个国家的年发行量上雄据榜首；《第一口啤酒及其他细小的乐趣》，一本休闲之书，竞能在五十五周内销售五十五万本……类似的事例举不胜举，看来言多必失(失去市场)，书全必讹(失去信任)。
上述现象，很明显，并非都是由编辑直接作用而成。市场自身的盲目、作者对名利的看重、社会其他方面的影响等，都可能带来作用。但是，编辑(或扩大一点，出版人)所带来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编辑角色意识最直接影响到的人，便是桥梁两端的作者与读者，进而可能波及的事，就是学术风气和市场状态。
当今学术界的浮躁已为众人所知，虽说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出版界的浮躁之风带来的影响肯定是不可否认的。编辑“位不当”时，站在商人立场扮演学者，其策划，只能使学者们面对了“市场”(更准确地说是名利)而远离了学术，从而造就一些应时之作，造就一些有大书名而无真实内容的书，造就一些欺世盗名、标榜科学却全无科学内容甚至反科学的书；站在文人角度扮商人，编辑更擅长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或糊弄真正的读者。当编辑“位当”时，他具有的是文化人的品味和商人的敏锐，他无为于学术，便可有为于学术，他不附庸于市场，便可以导向市场。
社会心理学认为，所谓角色，是人们对一定社会位置上的人的一种期待。正因为有这种期待，才使这一位置上的人产生与期待相符的观念、思想、心理和行为。我以为，这一定义并不全面。因为作为一定社会角色的人，在关注他人对自己期待的同时，他的所作所为，也会在经意或不经意之中影响到周围的人和事。所以，期待者与角色之间应该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此，我想谈谈，编辑这一社会角色对外可能产生的影响(角色在做什么)；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同样在阐释人们对编辑的一些期待(角色该做什么)。
也有人说，编辑是个文化商人。我以为，这是对编辑角色外延的非常准确的界定。
内涵的界定，说明了编辑在社会中是什么角色，外延的界定，则是说编辑怎样完成这个角色。当编辑把文化人和商人的位置摆正了，他便能在作者与读者中很好地发挥桥梁作用。于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出发点就成了编辑的角色意识是否明确，编辑的所作所为是否位当。
作为文人，编辑要有文人的品味，要了解自己所在知识领域或专业领域的最新动态和未来走向，由此才可能开发出相应的有价值的选题。然而，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认为的，文人与学者是有区别的。作为文人的编辑，尽管可以向学者靠近，甚至写出极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但这个时候他的角色实际上已发生了变化。他可以由此真正的成为学者(职业性质的改变，即角色的根本改变)，他也可能仍是编辑(工作性质的改变，即角色的暂时改变)。前者变化是角色的性质(已成为学者)，后者变化是角色的重叠(学者型编辑)。所以，他虽然是学者型编辑，但由于职业的限制或社会角色的确定性，他仍是编辑。在他从事编辑本质工作的时候，他可以向学者无限地靠近，因为这时他就会像学者一样，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他的专业眼光就会提高，在选题的学术价值上，他就可以用学者的眼光来开发选题、审视选题、规划选题。但他不能“扮演学者”，因为这是一种角色错位，即古人所言“位不当”。当他自以为是学者的时候，他就会以学者的面貌出现在真正的学者面前，给学者开出各种“命题作文”清单；他会诱发学者想当作者的愿望，因而可能把尚未研究透彻或尚未研究全面的学术问题，进行人工授精，且强行注射催产素，从而诞生学术早产儿，引起学术界的浮躁。
作为商人，编辑要有商人的市场意识，要了解市场，预测市场，甚至影响市场。图书出版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早已没了昔日的矜持，编辑若还想像往日一样自视清高，不考虑市场的变化，不研究市场存在的问题，他就永远不可能有商人的市场敏感性，他就不可能适应市场经济；反之，当他一味迎合市场，忘了文化人应有的品味与职责，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自是不言而喻的。
如何做好文化商人，如何在适应市场的情况下给市场以正确的导向，确实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站在读者的角度，我以为，图书市场出现的以下问题，都直接或间接与编辑的角色意识有关。
首先是“书多了，可读的少了”。
新华牌号的书店给市场留下了太多的空白，于是新知书屋、求索书社、开卷书亭等等民间书店纷纷上阵。书太多了，店装不下了，于是把店扩大，叫书城；于是把书放在地亡，叫书摊。那么多的书，真令人兴奋，然而待你有备而来，却又像妇人逛商店一一常常空手而归。因为多了虽可选择，但可选择多了，也就不知选择了。有人爱看名人传记，因为名人的事迹常常令人肃然起敬、感动不已，而现今的名人传记既可以是二流主持，也可能是三流歌手，名不服人，行不可范，令人倒胃。社科或人文科学方面的书也常让你见书名大喜，翻内容失望。皆因这类书大都用“重塑”、“再造”、“跨世纪”等词唬人，内容却是陈词新唱，手法不外“一大抄”。经营管理类的书更是什么几大法则、几大诀窍，就好像写书人拿着藏宝图送人而自己不去淘宝一样不可信。于是，面对繁荣的图书市场，想学点知识抑或是想受点刺激，甚至想受点教育，都不得不“寻寻觅觅，热热闹闹，扰犹豫豫忧忧，乍喜欲买时候，即刻将息”。
其次是“书美了，敢买的少了”。
书的装潢是越来越考究、越来越漂亮了。这本也无可厚非，一个价值几元钱的月饼尚且只因包装考究而堂而皇之贴上几十元甚至几百元的标签，书——知识的传播之神，就该窝囊?读书人尽管吃穿随意，但真有几套内容可读且装潢考究而优美的书摆在书架上，也会增强“我是读书人”的自豪感。然而，“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书中的内容，而非外表的装潢。如今之书，无论是“公主”还是“俗妇”都给穿上宫廷礼服，常使读书人，特别是无力增强“我是读书人”自豪感的穷学子，平添几份“自卑感”，从而“爱也释手”。
再次是“书厚了，有用的少了”。
龟板上刻字，竹简上书写，都是比较麻烦的，即使后来在纸上书写，也因不愿磨墨耗时，自然是长话短说、惜墨如金；当然，更可能是古人写书没有稿酬，至少不是依字数算价，短话长说也便没有意义。今人不然，钢笔书写龙飞凤舞，电脑敲打如马奔腾，字可如流水般涌出，加上以字数算稿酬，故虽知“越长越臭”，但更谙“臭虽臭是铜臭”的道理。
最后是“书全了，耐看的少了”。
如今的书特别强调规模效应，许多出版社都将单本书柜之门外，而纷纷推出大型丛书、全书、套书。书一成套，自然引人注目，也让人见一而思全，码洋也自然上去了，但也可能难倒那些无力求全的读者；甚至在科普读物方面也求面面俱到，企图占领某学科全部领域，也就难免使有些读者见书名之专业化过强而退避三舍。国人历来以为“不全不粹不足以谓之美”，所以菜有十碗，音乐有十番，游地有十景，阎罗有十殿，甚至吃药也得有十全大补(鲁迅语)。其实，真能造成影响的仍是单本书，《周易》、《论语》、《道德经》，有哪套丛书敢与之匹敌?美国国会图书馆列出的20世纪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十大书籍，也没看到什么丛书、套书。《苏菲的世界》，一本哲学普及读物，竟能在几十个国家的年发行量上雄据榜首；《第一口啤酒及其他细小的乐趣》，一本休闲之书，竞能在五十五周内销售五十五万本……类似的事例举不胜举，看来言多必失(失去市场)，书全必讹(失去信任)。
上述现象，很明显，并非都是由编辑直接作用而成。市场自身的盲目、作者对名利的看重、社会其他方面的影响等，都可能带来作用。但是，编辑(或扩大一点，出版人)所带来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编辑角色意识最直接影响到的人，便是桥梁两端的作者与读者，进而可能波及的事，就是学术风气和市场状态。
当今学术界的浮躁已为众人所知，虽说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出版界的浮躁之风带来的影响肯定是不可否认的。编辑“位不当”时，站在商人立场扮演学者，其策划，只能使学者们面对了“市场”(更准确地说是名利)而远离了学术，从而造就一些应时之作，造就一些有大书名而无真实内容的书，造就一些欺世盗名、标榜科学却全无科学内容甚至反科学的书；站在文人角度扮商人，编辑更擅长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或糊弄真正的读者。当编辑“位当”时，他具有的是文化人的品味和商人的敏锐，他无为于学术，便可有为于学术，他不附庸于市场，便可以导向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