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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盖起了小洋楼，我诗歌里的景色也变了模样。”成名之后的余秀华，得偿所愿离了婚，并出版了三本诗集，销量超过30万。她居住的村庄渐渐变了模样，而她自己也在慢慢适应着新的方向。
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的上映，让诗人余秀华再一次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这部以她为主角拍摄的纪录片在全国点映，场场爆满。尽管这部纪录片被观众热捧，但也有观众表达了不同看法。“余秀华太有表现力，身上长满了故事，知道配合媒体，基本上是牵着导演在走，片子想要表达的东西好像都实现了，看完想想发现还缺少很多细部。除了一个貌似村中孤岛一样的老房子，基本上看不到余秀华更多的生活场所，她的邻居、亲友是什么样子。”著名影评人内陆飞鱼在一篇评论中写道。
影片讲述了余秀华自2015年成名之后的生活。镜头里可以看到南方乡村的美景，特写再配上余秀华的诗歌，“片子里的所有景色都很美，除女主角长得丑一点。”余秀华不时向媒体展露她的幽默。
诗人余秀华所在的横店村是个人口近千人的大村子。像中国大部分农村一样，村里大部分是老人和孩子，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现在，土路变成了柏油马路。村里统一规划，在余秀华家原来的田地上统一盖起了二层洋楼，给了她40多万元的补偿，“亏是有点，但是家人年纪大了，种不了那么多地了，也是好事。”坐在一楼的客厅里，余秀华说。
在北京、上海，余秀华被广为人知的身份是诗人，而回到家乡，她仍然要操心和面对很多作为农民的琐事。
每户房子200多平方米，每家出9万块钱买下来。这对余秀华来说不是问题，但对大部分年均收入一两万元的村民来说，还是很有压力。出版社给余秀华的版税为10%，这已经算是挺高的比例，“下本书出来的时候，我要跟出版社说要算高一点版税。”余秀华说。
2015年之前，她尚未成名的时候，就有出版社对她说，可以自费出书，但余秀华想得很明白，“这没什么用，万一卖不出去，亏了呢？”现在一年出“三本诗歌集也出得了，很容易”。但她想慢下来，缓一缓。“所有的事情都有个度，超过了这个度，得不偿失。”
成名之后，湖北省钟祥市作协吸纳余秀华为作协副主席，有时候她会去市里开会，“这就是个民间组织，没有工资发，大家开会互相吹捧一下，就回来了。”她自嘲说。
她平时并不出门，也很少与村民交流。成名之后，只要是陌生人来到村里，村民都会默契地把他们带到余秀华家的门口。很多村民看待余秀华的眼光有些说不出来的意味。有时候，有些村民叫她“秀华”，有些人开玩笑地叫她“余老师”。无论怎么称呼，余秀华在村子里都有了更多底气。她父亲和村民闲聊也会提及，今天又有国外的记者来了，“听说还是美国的”。
除了大家已经知道的那些，她不喜欢过多聊自己的家事，不喜欢聊到她的前夫。“这事情跟你讲不清楚，问这么清楚干吗？讨厌。”话题就戛然而止。
余秀华卧室的桌子上、床边散落着王小波、雷平阳、村上春树、昆德拉等人的书。还有两本研究《易经》的著作，她在笔记上做了关于《易经》卦象的笔记，甚至把它们与诗歌结合。
2015年，因《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这首诗迅速走红后，余秀华很快出了三本诗集，成为近几十年来最畅销的诗歌集。“现在的书销售1万本，就算畅销书了，我的三本加起来总发行量大概有30万，算起来每个字大概有10块钱。应该算是挺不错的了。”余秀华说。
余秀华从2011年就开始在博客上写诗，作品也零散见诸报刊。著名诗人雷平阳在余秀华走红之前就读过多首她的诗作，包括那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雷平阳评价那首诗其实很干净，“就像余秀华自己说的，它就是一个标题党，只是大家解读后煽动出了大部分人的想象空间而已。”而对于余秀华的成名，他认为那是她该得的，“真诚，她的诗把自己放进去了，就跟鸟儿天生要叫一样，她需要开口说话。”
余秀华的诗歌，满足了大家对乡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一部分想象。但她觉得这样的诗情画意对一些人不过是画饼充饥，一种虚无的精神寄托。在真实的世界里，从小生活的环境与城市一样，都是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
从小，父母就告诉她，正是因为她上辈子做了亏心事，所以生下来才残疾。余秀华竟然相信这种说法，度过了一个自卑的童年。
她在诗歌《我以疼痛取悦这个人世》中写道：我怀疑我在这个世界作恶多端/对开过的花朵恶语相向/我怀疑我钟情于黑夜/轻视了清晨。
在余秀华的博客中，多看到她以“小人物”“脑瘫患者”自居。两岁时，村里与她同龄的孩子都已学会走路，余秀华却连坐起来都很困难，时常从板凳上摔下。在《梦落成泥》中，余秀华形容童年是“灰色的”。当弟弟开始走路，她依然在地上爬。
弟弟余仕勇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余秀华是“自卑与自负”的交织。小时候家里来客人，余秀华总会沿着田埂爬到很远，像是要向别人证明什么。刚上小学时都是奶奶背余秀华去学校，但被同学嘲笑，她之后就不让背了，坚持自己拄拐杖走，好多次摔得头破血流。
她在诗歌《疤痕》中写道：我腿上的疤痕/是喝酒以后割的/我喝酒是因为我爱一个人呢/我是否应该告诉他/我身体的疤痕到处都是/他要的美，我无力给呢。
她在诗歌《我只是死皮赖脸的活着》中写道：有时我是生活的一条狗/更多时，生活是我的一条狗/坚强不是一个好词儿/两岸的哈哈镜里/它只能扁着身子走过。
出版诗集和声名大噪，证明了余秀华的才华，但这并不能解决她生活中的琐事。事情还是要一件件去做。最近一个月，余秀华都马不停蹄地去参加各种纪录片、诗歌的交流活动。
临出远门，她给儿子洗好了衣服。给淘宝上买来的花草都浇上水，她抱怨水管里接出来的水漂着厚厚的漂白粉。水顺着花盆底部流了一地，“白白浪费感情了”。选择综合症，让她为一朵新采的花栽在大盆还是小盆里纠结了3分钟。担心花被太阳炙烤，她再盖上遮阳布。由于前一段时间出门很久，月季花的叶子都干枯了，她边给枯叶洒水边自言自語，“这个应该能活过来吧”。 环境塑造了她的性格，也成就了她的诗歌，勇敢与胆怯、自信与自卑、敏感与麻木这些矛盾的词语被她完美地驾驭，并应用到日常生活的待人接物中。
2015年12月，余秀华离婚了，维持了20年的婚姻以余秀华拿出15万元补偿给丈夫作为结束。 她还为前夫在村里买了新房子，房子就在余秀华新家的后边，站在二楼的阳台上举目可见。离婚后，前夫还和余秀华的父亲保持联系。2017年2月，前夫回家，敲了余秀华的家门，被余秀华拦在了门外。前夫踢了几脚门，离开了。
离婚，是余秀华掌握自己命运的最好证明。她曾经说，结婚是她这辈子做过的最后悔的事情，而离婚是她这辈子做过的最正确的选择。“这没有什么可争辩的，人们要观看我的生活。我总是怜悯地看着对我议论纷纷的人，他们有没有足够的认真对待生活？当然我也许也不够认真，但是我从此进入了我喜欢的一个生活方式，是的，我喜欢这宁静的没有争吵没有猜忌的日子：一个人的日子。”余秀华在离婚一周年的日子里如此写道。
在婚姻生活中，柴米油盐的日常琐事她可以接受，但精神上的隔膜让她度日如年。“地里的一朵花，我说好看，他说不好看，这就是价值观的问题了，这就不好办了。”
但单身并不意味着就会有新的爱情降临。“我这个条件，不符合男性的审美标准，所以缺什么补什么，才会在诗歌里写很多关于爱情的诗歌。” 在她所有诗作里，描写爱情的诗数量最多。
她曾经在一首题为《离婚证》的诗里写道：只是，身份证我总是用到/比如生病住院，邮局取东西/残疾证我偶尔用到/比如申请低保/但是离婚证有什么用呢/我不再结婚，从此独身。
2012年，由于追求感情的痛以及对生活的绝望，余秀华尝试过自杀。她喜欢一个当地的诗人，上门追求，并未如愿。余秀华喜欢“借酒浇愁”，最高纪录曾经喝过10斤啤酒。在钟祥市的莫愁湖边，有几次喝多了，差点掉到湖里。这些都被她写进了诗歌。那次未能如愿的爱情，成为她精神世界的转折点， 这一年之后，她的诗歌风格开始变化，并且进入了创作的“高峰期”。
她想要的爱情无法得到，唯一的一次婚姻也已经终结，唯一让她欣慰的是儿子。她的儿子学习很好，现在读大三，暑假回家来，母子二人可以聊聊天，“像朋友一样”。儿子在学校不会透露自己的家庭背景，他也不读母亲的诗歌，也不太喜欢和记者交流。余秀华走到儿子的卧室，看着他拿着最新的苹果手机玩游戏，不时聊几句闲天，这让她感到幸福。
“诗歌是不可理喻的，能分析得很清楚的诗歌，也许是好诗歌，但绝对不是有魅力的诗歌。分析不清楚的诗歌，才是真正有魅力的诗歌。所以，永远不要给好诗歌下定论。要让她神秘下去，才会有无数的读者前仆后继地去读。高明的作者，永远不会让普通读者揭开这道面纱。不轻易揭开面纱的诗歌是上品，上品的诗歌永远像蒙娜丽莎的微笑。”余秀华在博客中如此说。
余秀华只有在写诗的时候，才是“完整的，安静的，快乐的”。生活中，她不甘心平庸无为的命运，也做不到逆来顺受。当她所有的抗争都落空，她也会像个普通村妇一样骂街，“当然我本身就是一个农妇，我没有理由完全脱离她的劣根性。但是我根本不会想到诗歌会是一种武器，即使是，我也不会用，因为太爱，因为舍不得。即使我被这个社会污染得没有一处干净的地方，而回到诗歌，我又干净起来。诗歌一直在清洁我，悲悯我。”她说。
如今，余秀華的村庄已经不像影片中展现的那个样子。从今年开始，村民陆续搬进了新家。农闲的时候，村民们照样打麻将，而余秀华则再也不能轻易看到昔日诗歌里的稻田、麻雀、荆棘……
环境没有了，她也放慢了写诗的速度，开始写随笔、小说。她说她将来要出版随笔集，小说集。她多次对媒体强调，“名气很快就会过去的，终归要回归平静的生活。”但同时，她也很享受名气带来的诸多便利。
去北京的火车上，说起前一段时间她去过的北京皮村，聊到农民小说作者范雨素的走红，她果断地说，“炒作，肯定是炒作，说什么‘媒体采访太多了，为了躲避采访跑到山上去了’，我就不相信这种话。”
大多数时候，她并不怎么说话，只是出神地看着窗外飞速滑过的景色，她的眼神里像是装满了心事，时刻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的上映，让诗人余秀华再一次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这部以她为主角拍摄的纪录片在全国点映，场场爆满。尽管这部纪录片被观众热捧，但也有观众表达了不同看法。“余秀华太有表现力，身上长满了故事，知道配合媒体，基本上是牵着导演在走，片子想要表达的东西好像都实现了，看完想想发现还缺少很多细部。除了一个貌似村中孤岛一样的老房子，基本上看不到余秀华更多的生活场所，她的邻居、亲友是什么样子。”著名影评人内陆飞鱼在一篇评论中写道。
影片讲述了余秀华自2015年成名之后的生活。镜头里可以看到南方乡村的美景，特写再配上余秀华的诗歌，“片子里的所有景色都很美，除女主角长得丑一点。”余秀华不时向媒体展露她的幽默。
“作协没有工资，开会就是大家互相吹捧一下”
诗人余秀华所在的横店村是个人口近千人的大村子。像中国大部分农村一样，村里大部分是老人和孩子，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现在，土路变成了柏油马路。村里统一规划，在余秀华家原来的田地上统一盖起了二层洋楼，给了她40多万元的补偿，“亏是有点，但是家人年纪大了，种不了那么多地了，也是好事。”坐在一楼的客厅里，余秀华说。
在北京、上海，余秀华被广为人知的身份是诗人，而回到家乡，她仍然要操心和面对很多作为农民的琐事。
每户房子200多平方米，每家出9万块钱买下来。这对余秀华来说不是问题，但对大部分年均收入一两万元的村民来说，还是很有压力。出版社给余秀华的版税为10%，这已经算是挺高的比例，“下本书出来的时候，我要跟出版社说要算高一点版税。”余秀华说。
2015年之前，她尚未成名的时候，就有出版社对她说，可以自费出书，但余秀华想得很明白，“这没什么用，万一卖不出去，亏了呢？”现在一年出“三本诗歌集也出得了，很容易”。但她想慢下来，缓一缓。“所有的事情都有个度，超过了这个度，得不偿失。”
成名之后，湖北省钟祥市作协吸纳余秀华为作协副主席，有时候她会去市里开会，“这就是个民间组织，没有工资发，大家开会互相吹捧一下，就回来了。”她自嘲说。
她平时并不出门，也很少与村民交流。成名之后，只要是陌生人来到村里，村民都会默契地把他们带到余秀华家的门口。很多村民看待余秀华的眼光有些说不出来的意味。有时候，有些村民叫她“秀华”，有些人开玩笑地叫她“余老师”。无论怎么称呼，余秀华在村子里都有了更多底气。她父亲和村民闲聊也会提及，今天又有国外的记者来了，“听说还是美国的”。
除了大家已经知道的那些，她不喜欢过多聊自己的家事，不喜欢聊到她的前夫。“这事情跟你讲不清楚，问这么清楚干吗？讨厌。”话题就戛然而止。
余秀华卧室的桌子上、床边散落着王小波、雷平阳、村上春树、昆德拉等人的书。还有两本研究《易经》的著作，她在笔记上做了关于《易经》卦象的笔记，甚至把它们与诗歌结合。
“我的世界是丛林社会”
2015年，因《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这首诗迅速走红后，余秀华很快出了三本诗集，成为近几十年来最畅销的诗歌集。“现在的书销售1万本，就算畅销书了，我的三本加起来总发行量大概有30万，算起来每个字大概有10块钱。应该算是挺不错的了。”余秀华说。
余秀华从2011年就开始在博客上写诗，作品也零散见诸报刊。著名诗人雷平阳在余秀华走红之前就读过多首她的诗作，包括那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雷平阳评价那首诗其实很干净，“就像余秀华自己说的，它就是一个标题党，只是大家解读后煽动出了大部分人的想象空间而已。”而对于余秀华的成名，他认为那是她该得的，“真诚，她的诗把自己放进去了，就跟鸟儿天生要叫一样，她需要开口说话。”
余秀华的诗歌，满足了大家对乡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一部分想象。但她觉得这样的诗情画意对一些人不过是画饼充饥，一种虚无的精神寄托。在真实的世界里，从小生活的环境与城市一样，都是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
从小，父母就告诉她，正是因为她上辈子做了亏心事，所以生下来才残疾。余秀华竟然相信这种说法，度过了一个自卑的童年。
她在诗歌《我以疼痛取悦这个人世》中写道：我怀疑我在这个世界作恶多端/对开过的花朵恶语相向/我怀疑我钟情于黑夜/轻视了清晨。
在余秀华的博客中，多看到她以“小人物”“脑瘫患者”自居。两岁时，村里与她同龄的孩子都已学会走路，余秀华却连坐起来都很困难，时常从板凳上摔下。在《梦落成泥》中，余秀华形容童年是“灰色的”。当弟弟开始走路，她依然在地上爬。
弟弟余仕勇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余秀华是“自卑与自负”的交织。小时候家里来客人，余秀华总会沿着田埂爬到很远，像是要向别人证明什么。刚上小学时都是奶奶背余秀华去学校，但被同学嘲笑，她之后就不让背了，坚持自己拄拐杖走，好多次摔得头破血流。
她在诗歌《疤痕》中写道：我腿上的疤痕/是喝酒以后割的/我喝酒是因为我爱一个人呢/我是否应该告诉他/我身体的疤痕到处都是/他要的美，我无力给呢。
她在诗歌《我只是死皮赖脸的活着》中写道：有时我是生活的一条狗/更多时，生活是我的一条狗/坚强不是一个好词儿/两岸的哈哈镜里/它只能扁着身子走过。
出版诗集和声名大噪，证明了余秀华的才华，但这并不能解决她生活中的琐事。事情还是要一件件去做。最近一个月，余秀华都马不停蹄地去参加各种纪录片、诗歌的交流活动。
临出远门，她给儿子洗好了衣服。给淘宝上买来的花草都浇上水，她抱怨水管里接出来的水漂着厚厚的漂白粉。水顺着花盆底部流了一地，“白白浪费感情了”。选择综合症，让她为一朵新采的花栽在大盆还是小盆里纠结了3分钟。担心花被太阳炙烤，她再盖上遮阳布。由于前一段时间出门很久，月季花的叶子都干枯了，她边给枯叶洒水边自言自語，“这个应该能活过来吧”。 环境塑造了她的性格，也成就了她的诗歌，勇敢与胆怯、自信与自卑、敏感与麻木这些矛盾的词语被她完美地驾驭，并应用到日常生活的待人接物中。
未能如愿的爱情
2015年12月，余秀华离婚了，维持了20年的婚姻以余秀华拿出15万元补偿给丈夫作为结束。 她还为前夫在村里买了新房子，房子就在余秀华新家的后边，站在二楼的阳台上举目可见。离婚后，前夫还和余秀华的父亲保持联系。2017年2月，前夫回家，敲了余秀华的家门，被余秀华拦在了门外。前夫踢了几脚门，离开了。
离婚，是余秀华掌握自己命运的最好证明。她曾经说，结婚是她这辈子做过的最后悔的事情，而离婚是她这辈子做过的最正确的选择。“这没有什么可争辩的，人们要观看我的生活。我总是怜悯地看着对我议论纷纷的人，他们有没有足够的认真对待生活？当然我也许也不够认真，但是我从此进入了我喜欢的一个生活方式，是的，我喜欢这宁静的没有争吵没有猜忌的日子：一个人的日子。”余秀华在离婚一周年的日子里如此写道。
在婚姻生活中，柴米油盐的日常琐事她可以接受，但精神上的隔膜让她度日如年。“地里的一朵花，我说好看，他说不好看，这就是价值观的问题了，这就不好办了。”
但单身并不意味着就会有新的爱情降临。“我这个条件，不符合男性的审美标准，所以缺什么补什么，才会在诗歌里写很多关于爱情的诗歌。” 在她所有诗作里，描写爱情的诗数量最多。
她曾经在一首题为《离婚证》的诗里写道：只是，身份证我总是用到/比如生病住院，邮局取东西/残疾证我偶尔用到/比如申请低保/但是离婚证有什么用呢/我不再结婚，从此独身。
2012年，由于追求感情的痛以及对生活的绝望，余秀华尝试过自杀。她喜欢一个当地的诗人，上门追求，并未如愿。余秀华喜欢“借酒浇愁”，最高纪录曾经喝过10斤啤酒。在钟祥市的莫愁湖边，有几次喝多了，差点掉到湖里。这些都被她写进了诗歌。那次未能如愿的爱情，成为她精神世界的转折点， 这一年之后，她的诗歌风格开始变化，并且进入了创作的“高峰期”。
她想要的爱情无法得到，唯一的一次婚姻也已经终结，唯一让她欣慰的是儿子。她的儿子学习很好，现在读大三，暑假回家来，母子二人可以聊聊天，“像朋友一样”。儿子在学校不会透露自己的家庭背景，他也不读母亲的诗歌，也不太喜欢和记者交流。余秀华走到儿子的卧室，看着他拿着最新的苹果手机玩游戏，不时聊几句闲天，这让她感到幸福。
“名气很快就会过去的”
“诗歌是不可理喻的，能分析得很清楚的诗歌，也许是好诗歌，但绝对不是有魅力的诗歌。分析不清楚的诗歌，才是真正有魅力的诗歌。所以，永远不要给好诗歌下定论。要让她神秘下去，才会有无数的读者前仆后继地去读。高明的作者，永远不会让普通读者揭开这道面纱。不轻易揭开面纱的诗歌是上品，上品的诗歌永远像蒙娜丽莎的微笑。”余秀华在博客中如此说。
余秀华只有在写诗的时候，才是“完整的，安静的，快乐的”。生活中，她不甘心平庸无为的命运，也做不到逆来顺受。当她所有的抗争都落空，她也会像个普通村妇一样骂街，“当然我本身就是一个农妇，我没有理由完全脱离她的劣根性。但是我根本不会想到诗歌会是一种武器，即使是，我也不会用，因为太爱，因为舍不得。即使我被这个社会污染得没有一处干净的地方，而回到诗歌，我又干净起来。诗歌一直在清洁我，悲悯我。”她说。
如今，余秀華的村庄已经不像影片中展现的那个样子。从今年开始，村民陆续搬进了新家。农闲的时候，村民们照样打麻将，而余秀华则再也不能轻易看到昔日诗歌里的稻田、麻雀、荆棘……
环境没有了，她也放慢了写诗的速度，开始写随笔、小说。她说她将来要出版随笔集，小说集。她多次对媒体强调，“名气很快就会过去的，终归要回归平静的生活。”但同时，她也很享受名气带来的诸多便利。
去北京的火车上，说起前一段时间她去过的北京皮村，聊到农民小说作者范雨素的走红，她果断地说，“炒作，肯定是炒作，说什么‘媒体采访太多了，为了躲避采访跑到山上去了’，我就不相信这种话。”
大多数时候，她并不怎么说话，只是出神地看着窗外飞速滑过的景色，她的眼神里像是装满了心事，时刻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