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与绘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诗歌是语言艺术，运用精炼、形象和富有音乐性的语言集中概括地反映社会生活，抒发感情。绘画属造型艺术，通过色彩、线条来描摹人或事物的形状特征，以表达感受与思想。自古以来，诗和画就有许多相通之处。以下就其创作过程、表现方法、美学效果等方面的相通之处作一浅探。
　　动笔前须精心立意，这是诗和画的共同特征之一。
　　关于作诗，三国魏文帝曹丕早就说过：“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词为卫。”他的这一观点是很有创见的，后来被人反复提及。宋刘颁就说过大同小异的话：“诗以意为主，文词次之，或意深义高，虽文词平易，自是奇作。”立意好被认为是诗歌取胜的关键。唐代杜甫的诗作胜出一般人很远，人们分析原因时，认为最主要的就在于其作品的立意高。立意在绘画中的作用同样重要。清代画家方薰说：“笔墨之妙，画者意中之妙也，故古人作画意在笔先……作画必先立意以定位置，意奇则奇，意高则高，意远则远，意深则深，意古则古，庸则庸，俗则俗矣。”在他看来，立意对绘画简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宋代有这样一则故事：朝廷曾以“嫩绿枝头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两句诗来试画师，其他画师竞相在花卉上妆点春色，皆不中选；惟一人于危亭缥缈、绿杨隐映之处，画一美妇人凭栏而立，结果被众人肯定而受到赏赐。这位画师画得比别人好，因为他的画立意好，能较好地表现主题。所以，诗歌也好，绘画也罢，对立意是万万忽略不得的。
　　选材要精当、凝练、典型，这是诗歌和绘画的又一共同特征。
　　就诗歌而言，因篇幅有限，内容必须是情感的极度浓缩和对社会生活的高度压缩。如元稹的《行宫》诗，仅四句二十字，只选取两个镜头，却写出了宫女们一生的悲剧，表现了唐代由盛到衰的巨大变迁，表露了作者的深刻同情和无穷感慨，极具概括力、震撼力。绘画选材的原则和诗歌相同。绘画要在咫尺之间显千山万水之奇异，于卷轴之内现人间造化之美妙，并非画入的人和物越多越好，并非入眼的一切都可入画，而是也要加以选择、提炼。若选材不精，表现的对象缺乏典型性、代表性，目的自然无法达到。元代赵孟頫作过一幅《松下老子图》，画中虽仅有一松、一石、一藤榻、一人物，却将一位大彻大悟、淡泊清静、逍遥自在的大智者的形象画得惟妙惟肖，仿佛呼之欲出。
　　要依从章法创作，这是诗歌与绘画在表现上的吻合处。作诗须讲究起承转合，绘画则要精心“置陈布势”和“经营位置”；作诗要主次分明，轻重有别，浓淡结合，作画也不可将所有事物都画得一样，而要有大有小，有高有低，有远有近，有明有暗，有主体有陪衬；写诗要虚实相生，疏密相间，画画也不能太满、太堆垛，而应有空隙，留有余地，给观赏者以想象的空间。
　　从审美效果上讲，诗歌与绘画也有不少相同的要求。
　　第一，都要真实。诗歌必须植根于现实的土壤，这是尽人皆知的。绘画亦当如是。《东坡题跋》中有一则故事道：“蜀中有杜处士好书画，所宝以百数，有戴嵩牛一轴，尤所爱，锦囊玉轴，常以自随。一**曝书画，有一牧童见之，拊掌大笑曰：‘此画斗牛也，牛斗力在角，尾搐入两股间，今乃掉尾而斗，谬也。’处士笑而然之。”戴嵩虽为唐绘画名家，但其所画“斗牛图”将争斗的牛的尾巴画得翘起来，是不合事实的，因此连牧童都来取笑。
　　第二，都要含蓄。诗贵含蓄，自古以来，诗人们孜孜以求的就是能以尽量少的文字表达出尽可能丰富的情思，能言在此而意在彼，能言有尽而意无穷，能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绘画亦如是，它也追求“画有尽而意无尽”，也要有“画外画，味外味”。一幅绘画作品哪怕很简单，当展示在人们面前时，其画面人们可以一览无余尽收眼底，但绝不可被一眼看透。
　　第三，都要创造意境，以形传神。就诗歌而言，人们始终把是否创造了意境、是否具有鲜明的形象作为评判作品优劣的的重要标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意胜，或以境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他认为区分诗歌的高低优劣，只需看有无意境和意境营造得怎么样即可。绘画中意境古时被称为“境界”。昔人认为“境能夺人”，对画作中有无境界很是在意。如明董其昌评论范宽的画作时道：“范宽山水浑厚，有河朔气象，瑞雪满山，动有千里之远，寒林孤秀，挺然自立，物态严凝，俨然三冬在目”。他称赞范宽的山水画意境鲜明，形象突出，去观赏时有身临其境之感。画作只有意境佳，才能更好地达意传神。真正的诗人，真正的画家，在作品中要重形，但更要重“意”，重“神”，要做到 “得鱼忘筌”， “得意忘形”。
　　诗与画有着太多相似的渊源，如此密不可分，所以我国古代就有“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的说法。一些杰出的诗人，往往也是出色的画家，一些著名的画家，通常也是卓异的诗人。像王维、米芾、姜夔、唐寅等等，都是两栖的高手。他们的作品，将诗画融合起来，做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当然是情理之中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