螓首上的岁时风景

　　对于日日相伴的头饰，灵慧的古代女子顺应时序变迁，创造出一套与节令相呼应的“插戴法则”，在鬓发间展现出一道道精雅的岁时风景。那看似凝固的一花一叶、一鸳一蝶，穿越了时空的界限，表达着古往今来的女子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热爱，也铭刻下光阴里的点滴过往与感动。

妆罢立春风

　　立春，意味着一个新的轮回开启，从此万物复苏，万象更新。这一天，久困深闺的女子都会着意打扮一番，参加热闹的立春庆典。南宋词人辛弃疾在《汉宫春·立春日》中写道：“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美丽的女子头戴迎春的小幡，在“熏梅染柳”的东风里娉娉婷婷，款步而来，春的气息仿佛—下子浓郁起来。
　　春幡，源于旧俗立春日挂幡，以示迎春。《梦梁录》记载，宋人将春幡“相献遗于贵家宅舍，示丰稔之兆”。除了插在各家门前，春幡还是心灵手巧的女子插于鬓发间的应节头饰。这些用彩绢、彩纸剪成的精致小幡，与金钗、翠钿等饰物一起，构成了女子立春目的“头上春景”。
　　美好的春光唤醒了女性的爱美之心，簪戴春幡的她们也装点了生机盎然的春光。宋代朱淑真《立春古律》云：“停杯不饮待春来，和气先春动六街。生菜乍挑宜卷饼，罗幡旋剪称联钗。”立春那天，女词人凤钗上迎风飘动的春幡，就像新春换新颜的雀跃心情。
　　“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被贬谪到海南的苏轼也依然陶醉于春的气息。“春胜”是每年正月初七“人日”重要的应节饰物。南朝《荆楚岁时记》对当时江南一带的人日习俗做了详尽的记述：“正月七日为人日……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在这一天，古人用彩纸、金箔等剪成人形，贴在屏风上或者戴在鬓发间，作为装饰的同时亦可辟邪。
　　“闺妇持刀坐，自怜裁剪新。叶催情缀色，花寄手成春。贴燕留妆户，黏鸡待饷人。擎来问夫婿，何处不如真。”唐人徐延寿的这首《人日剪彩》，写妇女们持刀剪彩胜，或为人，或为花，或为燕，或为鸡，然后炫耀般拿去问自家夫婿：“哪里不像真的了？”
　　在人日的宴席上，一位多情的少女走入北宋贺铸的词中。“巧剪合欢罗胜子，钗头春意翩翩。”姑娘用罗帛裁剪出精巧的合欢胜，系在钗头上，带来翩翩的春意。她歌唱、微笑，浅浅而拜，奉上一杯酒，“愿郎宜此酒，行乐驻华年”。词中的合欢胜是由两个菱形交叠而成，象征着同心相连，它既是女子美好的头饰，也是情人互赠的佳礼。
　　也是在人日，诞生了一种令无数女子追捧的妆容。南朝《宋书》记载，某年人日，宋武帝刘裕之女寿阳公主仰卧于梅树下，一朵梅花恰好落在公主额间，十分美丽。于是，宫中女子争相剪梅贴额，后改为在额间描梅为妆，是为“寿阳妆”，也称“梅妆”。“六宫争肯学梅妆”，梅形花钿遂成时尚。

　　精巧美丽的头饰和妆容，衬托出女性的美貌，承载着她们的自信。到了元宵节，在踏出闺房游玩之前，女子们都要“盛集宝钗、金钏”，更会簪戴闹蛾、雪柳等特色头饰，给节日带来别样的生趣。
　　宋人杨无咎《人月圆》词云：“闹蛾斜插，轻衫乍试，闲趁尖耍。百年三万六千夜，愿长如今夜。”闹蛾本是一种形似蝴蝶的飞蛾，常在夜间活动，且有趋光性，人们按照它的樣子做成头饰，于元宵观灯赏月时簪戴头上，和灯火璀璨的美景正相呼应。闹蛾饰物多以丝绸、乌金纸等剪裁成形，再勾画出蛾须、翅膀等细节，最后以朱粉点染绘成。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李清照《永遇乐·落日熔金》）在李清照的记忆里，元宵节总有酒朋诗侣相呼为伴出门游赏，出门前她必定要先戴好“铺翠冠儿”，再拈一支精心制作的“捻金雪柳”插在鬓边，妆饰一番。
　　也是在某个“东风夜放花千树”的元宵节，辛弃疾被一位头戴“蛾儿雪柳黄金缕”的盛装丽人所吸引，以至于在那个凤箫声动、玉壶光转的梦幻之夜，苦苦寻觅她千百度。
　　在解除宵禁的上元之夜，女子们获得了暂时的自由，可以尽情地绽放自己，可以有所期待甚至是有所幻想。那些以绢花装饰、金线捻丝的雪柳插在她们的发髻上，当微风袭来或是莲步轻移时，雪柳旁的闹蛾微微颤动，像是围着花朵在飞舞。此情此景引人入胜，令人浮想联翩。
　　三春花卉正芬芳。在女性的基因里，似乎藏着对花儿天然的亲近感。“折得玫瑰花一朵，凭君簪向凤凰钗。”唐人李建勋《春词》中的句子，就是女子簪花的极好写照。 　　在唐代，贵族仕女们曾兴起“春时斗花”之俗。既是斗花，便要分个胜负，其规则是以女子头上插戴“奇花多者为胜”。唐人施肩吾《少妇游春词》云：“簇锦攒花斗胜游，万人行处最风流。”不少女子不惜一掷千金购置名花，“以备春时之斗”。
　　宋代女性簪花之风尤盛。李清照在《减字木兰花》中写道：“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痕。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花儿实在是美丽，她怕丈夫看到后认为自己的容颜不如花，可心念一转，她偏要将花儿“云鬓斜簪”，让自己的郎君“比并看”。
　　宋人洪迈在《夷坚志》中记载了另一则故事。官妓严蕊被当时的地方官员朱熹以“有伤风化”的罪名关在牢里，朱熹调任后，岳霖重申此案。严蕊为了争得自由，便写了一首《卜算子》为自己求情：“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开花落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又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她宁愿去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在那里将山花插满鬓发，从此自由自在。岳霖遂大笔一挥：“即日判令从良。”

榴火照鬓云

　　光阴流转，农历五月已近盛夏，由于毒虫滋生、疫病侵扰，古代便形成在端午驱毒祛病之俗。
　　在这一天，女子们除了忙着用艾叶插门以禳毒，给小儿挂符以辟邪，饮雄黄酒以驱虫，也会精心装扮自己。明人《宛署杂记》记载：“妇女画蜈蚣、蛇、蝎、虎、蟾，为五毒符，插钗头。”本为驱疫的“五毒符”，也成了端午日女子的头饰。北京市郊的明代武清侯李伟夫妇墓曾出土一支明代女性所佩的艾蝎簪，该簪底托为艾草形，上缀一蝎形饰物，这一组合正有驱毒辟邪的寓意。
　　在宋代的端午节，已婚未育的女子还会穿戴上“宜男”饰物，借以求子。词人赵长卿《醉蓬莱·端午》就写出了这一心愿：“艾虎宜男，朱符辟恶，好储祥纳吉。金凤钗头，应时戴了，千般仡戏。”女子们用艾叶剪成虎形，或缀在钗头，或贴于罗衫，在驱疫之余还企望生个男孩儿。
　　农历五月正值石榴花盛开，榴花似火，极为夺目。唐人杜牧《山石榴》诗云：“一朵佳人玉钗上，只疑烧却翠云鬟。”在玉钗上插上一朵石榴花，不仅美艳动人，也暗藏女子一番曲折心事。石榴百籽，果实密集，晶莹可爱，素来被视作求子佳物。《帝京景物略》曾记载：“五月一日至五日，家家妍饰小闺女，簪以榴花。”这种簪戴榴花之风或许就代表了人们多子多福的心愿。

　　“形裁艾虎，更钗袅朱符，臂缠红缕。扑粉香绵，唤风绫扇小窗午。”周邦彦为我们“绘出”一幅佳人的端午节肖像。她头戴艾虎朱符，臂缠红色丝线，手执唤风绫扇。然而，盛夏才刚开始，于这位女子而言，或许正苦恼接下来的暑日里，该怎样佩戴头饰才能既美观又清爽。

　　相传，秦始皇曾命妃子在暑天戴“芙蓉冠子”。这种头冠可能是以碧罗制成荷叶舒卷之状，再以五色通草为花朵，使人在夏日里感受到簪荷之趣。宋画《却坐图》里有一位头戴冠子的仕女，其冠由片片碧玉雕成花瓣状，花瓣饰以金边，然后连缀成千叶莲花的形状，这大约就是“芙蓉碧玉冠”。明代唐寅《王蜀宫妓图》中，也有一位妙龄女郎戴着莲花小冠，冠外配以花箍，样子甚是别致。
　　无独有偶，隋炀帝也曾令宫人制“通天百叶冠子”。暑天里的女子戴上这种装饰着花钿、翠羽的冠子，再配上紫罗帔带，就好像翩翩若飞的仙子。在五代周文矩的《荷亭奕钓仕女图》中，也展示了贵族女子们各色轻盈通透的夏冠，隔着薄薄的冠纱，甚至能看清楚里面的发髻。
　　夏日里的女性也会簪戴各种鲜花。除了石榴花，宋代的杭州女子还喜欢簪戴幽香四溢的茉莉花。《花镜》中记载了一种开细小黄花的“醒头香”，此花芳香，可以去除汗气。“夏月汗气，妇女取置发中，则次日香燥可梳，且能助枕上幽香。”
　　为了避暑，插秧的勞动女性还会戴一种“通簪”。《王祯农书》记载：“通簪，贯发虚簪也。”这种簪子取材于竹木，中间畅通，筒壁有孔，上有雕镂装饰，女子将其插于发鬓，可使空气在发内流通，既美观别致又解暑降温。

秋光插满头

　　农历七月初七为乞巧节，又名女儿节，是我国古代少有的女性专属节日。在这一天，除了进行各类斗巧活动，女子们还会用乞巧饰物装扮自己。

　　古人将长脚小蜘蛛称为“喜子”，只因蜘蛛的外形顿像双“喜”字，“喜蛛应巧”是女子在乞巧节重要的活动之一。《东京梦华录》记载，七夕当夜，女子将小蜘蛛置于盒内，若次日蜘蛛网结得密而圆正，便是“得巧”。也因此，蜘蛛就成为乞巧节的吉祥物。南京中华门曾出土一支明代“嵌宝石蜘蛛形金簪”，簪首为蜘蛛状，蜘蛛头和腹部分别镶嵌红、蓝宝石，再用金丝弯曲成蛛爪和双眼，形态十分逼真。

　　如果说“喜蛛”是古代女子七夕的首选饰品，那么“玉兔”则是中秋的主打首饰。北京昌平定陵曾出土一件玉兔耳坠，一只白玉雕成的玉兔缀在金丝大圆环下，玉兔前肢持杵，做捣药状，脚下还有三朵祥云。这件根据“玉兔捣药”神话设计的首饰，在中秋节佩戴真是再应景不过。
　　如果现代人穿越回宋代，站在北宋汴梁或是南宋临安的街头，看到清晨“满街叫卖楸叶”，女子和孩童争相购买，“剪如花样，插于鬓边”，那么你一定要知道，这是立秋到了。由于“楸”字从“秋”，宋人簪戴楸叶以取秋意，以应时序。
　　待到秋色深浓之时，若是你看到都城百姓举家登高宴饮，酒杯里漂着茱萸，头鬓上插着菊花，那一定是到了重阳节。在传统文化中，菊花被赋予吉祥、长寿的含义，因此又名“延寿客”，为重阳节所簪之花。正如唐代杜牧《九日齐山登高》诗所云：“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唐代已经出现了以菊花为主题的头饰，如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鎏金菊花纹银钗。此后，菊花头饰日渐流行。《天水冰山录》里记载了明代大贪官严嵩被抄家时的清单，在他的藏品里就有金珠顶菊花簪、金菊花宝顶簪等饰品。在清代宫廷，菊花也是颇受欢迎的头饰题材，加上当时盛行的点翠工艺，点翠菊花头饰就成为极具时代特征的应景饰物。

钗寒又一年

　　《金粟闺词百首》中有云：“昨夜西风寒起粟，额妆明日戴新貂。”冬季天寒地冻，万物蛰藏，古代女子各式精美的头饰多数也要闲置妆台，但也有半为头饰、半为帽装的卧免儿、抹额等闪亮登场。

　　《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一回中有这么一段描写吴月娘的话：“灯前看见她家常穿着大红潞绸对襟袄儿，软黄裙子，头上戴着貂鼠卧免儿，金满池娇分心，越显出她粉妆玉琢银盆脸，蝉髻鸦鬟楚岫云。”这里的“卧免儿”，是用貂鼠、水獭等动物的皮毛做成的一种头箍，戴在额上，就像一只毛茸茸的兔子，因而得名。
　　在南方，女子则多系抹额。抹额一般用纱、罗、绸、缎等做成，前宽后窄，系在发髻下，也是一种实用且美观的冬季头饰。为了与众不同，有些女子还会在上面绣些吉祥图案，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祈愿。还有的女子会在抹额上缀上饰物，衬得人更加富贵雍容。
　　五代和凝《宫词》云：“怪得宫中无兽炭，步摇钗是辟寒金。”这是说当时宫苑女子在冬季簪戴的步摇钗，是用传说中能驱寒的“辟寒金”制成，以至于宫中连炭火都不用烧。和凝身为词人，这种说法自然带有夸张与美化的成分。
　　不过借助和凝的百首《宫词》，我们仿佛还能看到那些深隐于宫苑的美丽倩影。“花下贪忙寻百草，不知遗却蹙金蝉。”她们或是金盆洗纤手，或是眉中分晓黛，就连“蹙金蝉”簪子遗失了也无所谓。因为，那些芙蓉冠子、碾玉蜻蜓连同她们自己，都被深锁在重重高墙内，从春到冬，她们只是随着时光流转在无望地装扮自己，却不知何时能博君王眷顾一回。“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一次，她们是否仍愿如此？

明镜半边钗一股，此生何处不相逢——簪钗小记

　　与世间灵秀女子气息最相近的饰物，也最贴近爱情的信物，大概就是簪钗了。《红楼梦》中就以“金陵十二钗”代指十二位不凡的女子。簪钗贴近身体发肤，朝夕与人耳鬓厮磨，而其整体形制又像是决绝的利器，有种“美人如玉剑如虹”的浓情缱绻与冷艳痴绝。

轉过回廊叩玉钗

　　纳兰容若的词中，曾多次提起“回廊一寸相思地”这个有情的所在。当年，公子在廊下遇到了心爱的女子，相顾无言，又恐被人看见，只得匆匆离别。转过回廊，欲说还休，只见女子回头取下发间的玉钗，轻叩竹栏以回应。他将这一幕深情记下：“待将低唤，直为凝情恐人见。欲诉幽怀，转过回廊叩玉钗。”

　　簪钗总与美人相随，耳鬓厮磨，自然成为寄情的信物。考之源流，簪始称为“笄”，是一种较早的实用性发具。先民在穴居的年代，便已懂得束盘长发。最初的发笄材质应是羽毛、细竹条等，而后出现了骨笄、玉笄、铜笄等。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中就已经出现了兽骨制成的骨笄，形制比较单一。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中，却不可思议地出现了形制巧妙、打磨光润的玉笄，头部多呈鸟形。殷商之后，笄已普及到民间，多用骨、玉制作，人们还在笄上雕刻兽头、鸟首等纹饰。赫赫有名的商王武丁之妻妇好的墓葬中就出土了发笄400余件，其上饰有夔龙、鸟雀等纹饰。墓主人妇好是位威风凛凛的女性军事统帅，可谓剑胆琴心的最佳写照。

　　自周朝开始，出现了完善的礼制。《礼记·内则》记有“女子……十有五年而笄”。结发而用笄贯之，指女子已经成年，到了出嫁的年龄。男子年二十行冠礼，亦用笄。冠礼是男子的成年仪式，在头顶盘发、戴冠，冠的左右两侧预留两个小孔，用笄横穿发髻加以固定。
　　春秋战国时期簪饰品类繁多，以金、玉为主，是贵族身份的象征。
　　秦汉时期的发饰有簪、钗、步摇、华胜等，制作工艺多样，常见凤凰、孔雀等纹样;选材广泛，玉、金、牙、玳瑁等无不涉及。玉簪也称“玉搔头”，所谓“行到中庭数花朵，蜻蜓飞上玉搔头”，一番旖旎之态。《西京杂记》记载，汉武帝宠爱乐师李延年之妹，竟顺手从她头上拔下玉簪来搔头，其他宫女见状纷纷佩簪，一时玉价飞涨。汉代繁钦《定情诗》有云：“何以结相于？金薄画搔头。何以慰别离？耳后玳瑁钗。”说的便是簪钗既能结同心，又能慰别离。
　　魏晋南北朝，簪钗成为女子最常用的首饰。《女红余志》中载：“魏文帝陈巧笑挽髻，别无首饰，唯用圆顶金簪一只插之。文帝目曰：‘玄云黯霭兮金星出。’”女子若只选一件首饰，则必取簪钗。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发髻高大，还出现了一种专供支撑假发的钗子，常以细圆的一根金丝或银丝弯成两股作为钗脚，钗梁有窄有宽，大多光素无纹。壁画中常见的妇人高耸的云髻顶上，就簪有一排这样的发钗。

　　唐代簪钗花样繁多。《长恨歌》里提到杨贵妃佩戴的“翠翘金雀玉搔头”，仅从名字就可想象其工艺之精。盛开的鲜花也常被作为发饰，其中代表盛世气象的牡丹最为流行。晚唐时，钗首纹饰日渐写实，凤鸟纹、鱼形纹、鸳鸯戏水纹、莲叶纹、慈姑叶纹等较多见，充满生活气息。而素朴的折股钗依旧与新风并存，被两宋乃至元代所继承。
　　宋人雅致，其簪钗“素以为绚”，相对简洁朴实，花头及纹样也更为凝练写实。花头簪、竹节钗、花筒钗、桥梁钗等都是两宋流行的发饰。《宋书·五行志》记载：“宋代元嘉六年，民间妇女结发者……头上有花插簪梳等饰。”常见的纹饰题材有花卉、禽鸟等。
　　至明代，焊接、掐丝、镶嵌等金银工艺发展，金玉类发簪样式琳琅满目。因罩发之冠“鬏髻”的使用，使得众多簪钗环绕鬏髻插戴成组，称为“头面”，集华贵、精巧于一体，是明代妇女最具代表性的首饰。玉簪簪首的纹饰图案丰富，还镶嵌有多种珠宝、玉石，并配合金银装饰等工艺手法，显得璀璨夺目。

　　清朝是满汉文化交融的时期，女子所戴发簪品类众多，更显精美别致。清代后妃所戴之簪多以金翠珠宝为材，制作工艺十分讲究，往往用一整块翡翠、珊瑚、水晶或象牙制出簪头。如故宫博物院珍藏的白玉一笔寿字簪就是由一整块纯净的羊脂白玉制成，簪尾即寿字最后一笔。乾隆母亲六十大寿时，在进贡的寿礼中，仅簪子一项，就有日永琴书簪、梅英采胜簪、卿云拥福簪、绿雪含芳簪，等等。这些风雅的名称，令人感觉佩戴这些簪钗的女子必定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福寿安康，芳华永驻。

钿合金钗寄将去

　　与世间灵秀女子气息最相近的饰物，也最贴近爱情的信物，大概就是簪钗了。李渔说：“一簪一珥，便可相伴一生。”簪钗贴近身体发肤，与人朝夕耳鬓厮磨，而其整体形制又像是决绝的利器，有种“美人如玉剑如虹”的浓情缝绻与冷艳痴绝。乐府诗《有所思》云：“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情投意合时，珍爱的簪钗如影随形，而“闻君有他心”，则“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这大概就是顿费思量的爱情，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高濂的《玉簪记》里，有个由一支玉簪贯穿的姻缘前定的故事，十分美妙。南宋时期，潭州姑娘陈娇莲因战乱流落金陵，在女贞观当了道姑，法名妙常。书生潘必正考试落第，暂寓观中。妙常在观中见到潘必正，便煮了香茗，邀潘必正清谈。妙常奏琴，潘必正以情挑之，两情相悦。潘必正的姑母发现后强行催逼侄儿再次赴考。妙常闻讯赶到秋江畔，坐上小舟追到江心，得以与情郎相会。她以凤簪相赠，潘生回赠鸳鸯扇坠，两人相泣而别。等潘生进士及第衣锦荣归，才知他的父亲已替他订婚，妙常居然就是自己的未婚妻，凤簪和扇坠则是当初订婚之物。这大欢喜的结局，在江心赠簪定情时便有所预示。当时妙常唱道：“奴有碧玉簪一支，原为笄冠之用，送你做加官之兆。”小小玉簪寄予了深情与厚望。
　　另一个关于簪子的故事却清冷决绝。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将光绪囚禁于瀛台。一目隆裕皇后去看光绪。光绪并不喜欢她，两人虽是名义上的夫妻，却没有夫妻的情分。光绪甚至连头都未回，连说两次“跪安吧”。隆裕进退难安，光绪便回身推她出门，因用力过大，将隆裕头上的玉簪碰落在地，玉簪当下摔成两半。这支发簪是乾隆的遗物，由慈禧传给隆裕。隆裕向慈禧哭诉此事，慈禧大怒，从此更是严加看管光绪，给他送馊饭、喂凉汤。一支玉簪成为二人彻底决裂的导火索。

　　比起单股的簪子，钗则有双股或多股，更容易成为聚散离合的见证。古时相恋的男女有一种赠别的习俗：女子将头上的钗一分为二，一半赠给对方，一半自留，待重逢时合二为一。诗词中常见这种深情浪漫又幽怨凄清的表述，如南朝陆罩《闺怨》中有：“自怜断带日，偏恨分钗时”;宋代吴潜《蝶恋花·吴中赵园》词曰：“镜断钗分何处续，伤心芳草庭前绿”;辛弃疾有“宝钗分，桃叶渡，烟柳暗南浦”等名句。分钗那一霎，定是柔肠百转，因为风云易变，前途未卜。
　　人生如梦，有时幸福需要浓墨重彩的证明，连寄情的发钗，也要用繁丽的装饰来表现其存在的价值。唐陆龟蒙《小名录》记载南朝萧齐时，少帝萧宝卷专宠淑妃潘玉儿，命人将黄金锤揲成莲花状贴在地上，让潘玉儿行走时步步生莲。多情的萧宝卷还曾为她购置一支极尽奢华的九鸾琥珀钗作为定情的信物，据传价值百万金。当南齐灭亡后，梁武帝萧衍打算将潘玉儿许给大将田安，潘玉儿说：“昔者见遇时主，今岂下匹非类。死而后已，义不受辱。”之后便自缢身亡。苏轼的一句“玉奴终不负东昏”，给了她一个正面的评价。这枚九鸾琥珀钗虽是一件俗物，却承载无限浓情与唏嘘，见证过地久天长的誓言，也映射着冷冷的刀光剑影。 　　潘玉儿最终没有辜负誓言，为心中的爱人抛舍了性命。她也应该明了，一件信物的贵重与否，不在于表面的价值，而在于人心。元人柯丹邱所作《荆钗记》里，钱玉莲拒绝巨富孙汝权的求婚，宁肯嫁给以寒碜的“荆钗”为聘礼的温州穷书生王十朋。后来王十朋中了状元，因坚决拒绝万俟丞相招他为婿，被派往荒僻的地方任职。孙汝权暗自将王十朋的家书改为休书，哄骗玉莲上当。玉莲的后母也逼她改嫁，玉莲不从，投河自尽，幸遇救。经过种种曲折，王、钱二人终得团圆，共享富贵。而玉莲头上所戴的，一直是那枚作为最初信物的荆钗，这荆钗陪她从青春走到白发。
　　白居易的《长恨歌》则描述了关于簪钗的最为伤情的结果：“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一时间物是人非，钿钗如昨，山盟海誓犹在耳畔，人却阴阳相隔，再深沉的誓言也化作了烟云。儿女私情抵不过家国命运，“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唯留一声叹息。

小鱼衔玉鬓钗横

　　有情的簪钗，穿越无情的岁月，寄予世间儿女的一片痴心。仅从材质上看，簪钗就有骨、石、陶、蚌、荆、竹、木、珠、玉、金、银、铜、锡、象牙、牛角及玳瑁等，似乎涵盖了人们所能遇见的大多数美好的材质。簪钗的纹饰更是丰富多样，花卉翎毛、山水人物、草木鸟兽、瓜果昆虫、几何纹样等，可谓包罗万象。而最凝聚岁月深情的，大概就是鱼鸟纹了。

　　雁寄锦书，鱼传尺素，鱼与鸟的身上写满了相思。戏曲故事中，苦守寒窑的王宝钏正是请鸿雁代为传书给远方的夫君薛平贵，雁字回时，能否续上十八载的思念？而乐府诗《饮马长城窟行》中，妻子与应征修长城的丈夫，通过鱼传尺素来记取长长的相思：“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那鱼形的信函安放了多少情愫，游离着几多心事，只怕“一春鱼鸟无消息，千里关山劳梦魂”啊。
　　其实鱼和鸟很早就出现在古人的视野中，它们被视作惠泽万民、具有灵性的恩主。鱼生在水中而随意游动，人们的想象赋予了它通地的本领;鸟出生在地面的树上，却能自由飞翔于天空，被认为有着通天的本事。古人认为鱼和鸟能沟通天、地、人三界，不由对其产生敬畏和崇拜。另一方面，鸟和鱼沟通天地、转合阴阳，象征着男女与情爱，亦成为婚姻和合的象征、生生不息的福音。鱼、鸟纹饰在中华文明流传数千年的过程中从未离场，从山顶洞人佩戴的鱼骨饰物到原始彩陶上的鱼纹、鸟纹，以及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上的鱼、鸟纹;从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双鸟骨匕到西汉马王堆帛画上的神鸟，都说明了这一点。

　　先说鱼纹饰。《后汉书·舆服志》中就有“黄金龙首衔白珠，鱼须擿，长一尺，为簪珥”的记载。金银发钗上的鱼纹饰大概流行于晚唐至五代时期，从南方地区开始流行，大概是南方水域干净广阔、鱼群聚集的缘故。如江苏丹徒丁卯桥出土的一枚发钗，钗首呈鱼形，鱼为立体双面，鱼鳞与鱼尾处也錾刻细腻，整体生动有致，非常逼真。更多关于鱼的形象与想象，留存在古往今来的诗词中，如韩偓《无题》有“照兽金涂爪，钗鱼玉镂鳞”，阎选《虞美人》云“小鱼衔玉鬓钗横，石榴裙染象纱轻”，李殉《临江仙》有“不语低鬟幽思远，玉钗斜坠双鱼”等句。于字里行間，可以想见鱼钗包蕴的万千浪漫与柔情。

　　唐代簪钗上鱼纹饰出现较多，有其历史缘由。从《新唐书·车服志》所载可知，自高宗开始，五品以上官员佩鱼袋，出现“佩鱼者众矣”的局面。而唐代妇女一般都遵循“妇人从夫色”的穿戴原则，所以她们常在钗首处饰以精美的鱼形，从而与男性官员的鱼袋相辉映，同样是一种身份与荣耀的象征，也是夫唱妇随的爱情见证。但晚唐、五代十分流行的鱼形金银簪钗，在宋代却未有发现，这与宋代的禁令有关。景祜三年（1036年），诏云：“凡命妇许以金为首饰……毋得为牙鱼、飞鱼、奇巧飞动若龙形者。”诏书显示，当时禁止佩戴鱼形首饰。明清时期，鱼形或鱼龙形簪钗渐多，更带着“年年有余”的吉祥寓意。

　　从文物遗存来看，浙江长兴县下莘桥曾出土唐代银质鱼形发钗，钗首所饰之鱼口吐云水，做跳跃状，有着鱼水之欢的寓意;唐及五代时期，金银发簪也有此种形制，如湖北巴东县罗坪唐代墓葬出土发簪一件，鎏金银质，钗首也呈鱼形。想象那佩戴鱼簪的女子，风鬟雾鬓间鱼儿欢腾，必定风情万种，令人春心萌动。

凤凰相对盘金缕

　　在历代出土的簪钗中，鸟的形象多为百鸟之王——凤。凤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非清泉不饮，寓意欣喜、安宁和高贵，也是天下太平的象征。古人认为若时逢盛世，便有凤来仪。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凤凰“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见则天下大安宁”。在甲骨文中，“凤”字与“风”字相同，代表一股无所不及的灵性力量;“凰”即“皇”字，为至高至大之意。司马相如的《凤求凰》，由“凤”和“凰”引申出高洁、美满的情爱之意：“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那凤凰“飞翔”在人们的鬓发之间，从此世上多了赏心悦目的良辰美景，更多了因缘际会的传奇故事。

　　从文献记载来看，簪钗上凤鸟纹饰出现的时间比鱼纹早很多，最早见于秦代。五代马缟的《中华古今注》云：“始皇以金银作凤头，以玳瑁为脚，号曰凤钗。”当时的人们就将璀璨夺目的金银与蕴藉文雅的玳瑁搭配，可惜至今未见秦代实物遗存。从《后汉书·舆服志》中可以看出，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庙时所佩戴的首饰：“簪以玳瑁为擿，长一尺，端为华胜，上为凤凰爵，以翡翠为毛羽，下有白珠，垂黄金镊。”元遗山《题苏小小像》中记载：“只除苏小不风流，斜插一枝萱草，凤钗头。”当年苏小小坐着油壁香车，斜插饰有萱草的凤钗，回眸浅笑，檀板轻敲，唱彻黄金缕，不知引得多少江南才子驻足。白居易亦有诗云：“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如今，苏小小的墓仍静静矗立在西湖边，那支随风摇曳的萱草凤钗，早已不可复寻。
　　唐代簪钗相对较为多见，其工艺与纹饰，也堪称后世典范。浙江长兴县下莘桥出土的饰有凤鸟纹饰的唐代金银发钗，其上的凤鸟纹多与植物纹样相伴，平添几分温柔舒展。晚唐温庭筠的一首《菩萨蛮》中写道：“凤凰相对盘金缕，牡丹一夜經微雨。明镜照新妆，鬓轻双脸长。”“凤凰相对盘金缕”可理解为并立在步摇钗头的结条金丝凤凰，也可引申为戴着凤簪的女子对着镜中娇容，顾影自怜，心中浓情无限。宋元诗词戏曲中出现更多的是金凤钗，如“枕损钗头凤”“翡翠裙低，凤凰钗重”等，多与缱绻的爱情相关。

　　宋代的凤鸟纹饰更趋精致，已将凤鸟独立出来，并注重对其羽翎、眼睛等细处的装饰，整体造型仍为昂首欲飞状，更具写实风格。陕西临潼北河村出土的凤钗虽属金代，但其纹饰仍保留有北宋中原的特点，凤鸣于天，生动蓬勃。元散曲中，还提到一类装饰为双凤的簪钗，即所谓“交股钗袅双头凤翘”“双凤头金钗”等，也是身份和富贵的象征。有时则是一凤一凰，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承载的总是双双对对的美意。如安徽明光李贞夫妇墓出土的两枚玉凤钗，即是两相呼应的一凤一凰。辽代又出现双凤合抱式团窠造型的簪钗，被赋予两情谐好、子孙绵延的美好寓意。“凤凰于飞，梧桐是依。噰噰喈喈，福禄攸归。”在凤鸟纹饰上，寄托着历代女子们对福禄的期盼、对爱和美的憧憬。
　　比起独立的鱼纹和鸟纹，鱼鸟相合相生的组合图案则要少见些。其实鱼与鸟在亿万年前就共生于天地之间，并早早地被载入史料，它们相依相存却又相斥相离，直至两两相忘。南有嘉鱼，而鵻在空中，似乎近在咫尺，却又天各一方。我们有幸在古代的簪钗上见到了鱼鸟相伴的和谐模样。湖南临澧新合村出土的元代金摩羯托凤簪，凤凰由摩羯鱼托举而起，相扶相携。摩羯鱼原是古印度的一种流行纹样，与凤凰的组合并不多见。无独有偶，湖南沅陵黄氏夫妇墓也出土过一支金摩羯鱼托玉凤簪，金摩羯鱼头上有似龙角的长角，与轻舞的玉凤尾部相连，二者前后依随，不离不弃。
　　我曾经写过一本关于首饰的书《飞鸟与鱼》，开篇自题诗云：“飞鸟在天鱼在水，风云有续不相违。鸟飞网角鱼升树，情以何堪说是非。”有几多恩怨离合可以诉说清楚呢？不如归去，在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之时，鳞潜羽翔，自由欢腾。这山川万物，都是鱼鸟欢爱的见证。所谓“明镜半边钗一股，此生何处不相逢”，愿有重逢，再无别离。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珠花龙凤冠高髻——风华绝代的传统冠饰

　　我国出土的大量冠饰表明，自史前时代起，古人就开始用玉石、珠宝、贝壳、金银等制作冠饰。这些美丽而堂皇的冠饰背后，隐藏着墓主人对地位、身份、威仪的执着与痴迷，展现着朝代更迭与权力江湖的风云变幻。
　　中国传统服饰中的冠饰，是一种可以束结头发而兼作装饰的首服，也称为“头衣”。冠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那时不论男女都喜欢用精致的玉器来束发，还将兽角、彩色羽毛等戴在头上作为装饰，显得绚丽迷人。在距今五六千年的辽宁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用以束发的马蹄形玉器，它上粗下细，钻有双孔，很有可能是当时的冠饰。
　　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了一件玉雕妇人，身穿长袍，头盘长辫，戴一顶冠。冠前端呈卷筒状，冠上有小孔，插发笄固定，显得利落庄重。这是当时贵族女子的装束。

　　远古时代盛行以兽角为发饰。殷商时甲骨文的“美”字，即由戴羊角起舞之人形演化而来。那时人们也喜欢头戴鹿角，认为其蕴含迎春纳新之意，因为每年春天鹿都会长出新角。战国时一件青铜器上刻画的宴乐图中，就有戴着鹿角的女子形象。
　　先祖们还喜欢用彩色鸟羽制成头冠，这与古人对凤凰等鸟类的图腾崇拜和太阳崇拜有关。在良渚文化玉器上，线刻的酋长或神灵头上就戴着羽毛冠。上海博物馆藏的一件战国铜器上，也刻着女巫头戴羽毛冠的形象。

一

　　女子头冠中，最为迷人的当属花冠。四川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殷商时期古蜀王国的青铜塑像，就有头戴莲花冠的。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冠子》载：“冠子者，秦始皇之制也。令三妃九嫔当暑戴芙蓉冠子，以碧罗为之，插五色通草苏朵子。”汉代画像砖上，也出现了戴芙蓉冠的女子。
　　反映北魏皇室礼佛场景的石雕《皇后礼佛图》中，文昭皇后即着莲冠霞帔，显得雍容典雅。唐代诗人白居易《长恨歌》“云髻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之句，写杨贵妃云鬓半偏，似刚睡醒的样子，花冠还未来得及整理便急忙奔下堂来。诗中的花冠，应是贵妃最喜欢的金莲花冠。
　　唐代张泌《浣溪沙》词咏闺中女子“偏戴花冠白玉簪，睡容新起意沉吟”，其中的花冠大概是唐画《宫乐图》里女郎所戴的，是由一片片小花瓣堆叠而成的。
　　宋代妇女常戴团冠、垂肩冠。《梦梁录》就记载，女子结婚时需准备珠翠團冠。河南禹县白沙镇一号宋墓壁画中，就有一位贵妇双手拿着一顶彩色团冠，冠上点缀两个小尖角，显得轻盈别致。明代唐寅《王蜀宫妓图》所画宫女之一亦戴莲花冠。1970年，江苏毕沅墓出土了一件宋代玉雕莲花冠，用青玉雕刻两层莲花，以一件碧玉簪子贯穿其中。云南通海县明代沐氏家族墓地，也发现了以金片连缀而成的莲花冠，极为华丽。
　　据清代林苏门的《刊江三百吟》记载，明清时江苏扬州等地，新娘出嫁时也在头上戴花冠，入门时人们争抢新娘冠上的花饰，以求吉祥如意。

　　古代女子除了热衷于各种花冠，还喜好花箍、天冠等头饰。明代唐寅《吹箫仕女图》里的仕女，头上戴着精美的头箍，上面镶嵌着一排珍珠，还点缀着朵朵五瓣小花，其下垂着串串小珠。山西广胜寺明应王殿壁画《后宫尚食图》中有位宫女，也头戴一圈红色小花箍。清代《十二美人图·倚榻观雀》中的女子戴的也是花箍。天冠是装饰着花朵和珠宝等的一种金冠，一般为菩萨所戴，崇福寺金代壁画、法海寺明代壁画中的菩萨就戴有天冠。菩萨头上也常饰花鬘。

二

　　古代立春这一天，女子会在头上戴满花卉，迎接繁花盛开的春天。后来，这种习俗发展为将彩色罗帛剪为花形，簪于发间。晋代刘柔妻王氏《春花赋》写道：“翠颖竞臻，众条频英。或异色同形，或齐芳殊制……”唐诗里也有吟咏立春日剪彩花的诗篇，如武平一的《奉和立春内出彩花树应制》：“銮辂青旃下帝台，东郊上苑望春来。黄莺未解林间啭，红蕊先从殿里开……”

　　渐渐地，女子簪戴彩花之俗发展为戴金银制作而成的花冠，冠上常缀有“花树”（一种树形头饰）。隋代李静训墓就出土了一件镶嵌珠宝和花树的金冠饰，下部以金片做成圆台座，台座上插有粗金丝编成的花枝;枝头缀金箔、银箔剪裁而成的花朵，镶嵌珍珠作为花蕊;花冠上还缀着一只展翅欲飞的蝴蝶，亦以金丝编成，蝴蝶双眼以珍珠镶嵌，蝶身中空，可以放香料。这件金冠工艺极为精湛，当为立春日戴的金花冠。隋代萧皇后墓出土的金冠与之类似，其上插满了花树，并缀有以玉石、贝壳、琉璃和珍珠镶嵌而成的水滴形饰件，华贵异常。
　　唐宋时流行一种“山香舞”，是在春日到来的时候，女子采许多春花簪在帽上，然后击打羯鼓作舞，以迎接春天的到来。唐朝《羯鼓录》载：“汝阳王琎，明皇爱之，每随游幸。琎尝戴砑纱帽子打曲，上自摘红槿花一朵置于帽上，遂奏舞山香一曲，花不坠落，上大笑。”宋代阮阅所编《诗话总龟》记载：“西王母宴群仙，有舞者戴砑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终，花皆落去。”南宋词人姚述尧《满庭芳》词中，也说宫中演出时“更宫花齐戴，锦绣成行。愿捧蟠桃为寿，对瑶宴、一曲山香”。这些都说明这山香舞是满头簪花而舞。洛阳关林庙宋墓出土的一件砖雕上，也刻画了一位头上戴着牡丹花冠的舞者，正扬着长袖起舞，显得春意盎然。

　　宋代一些绘画和雕刻作品中的乐女、杂剧演员、舞姬，也有戴簇花幞头的。上海博物馆所藏南宋《歌乐图》，画乐舞艺人准备上场的情景，其中表演舞蹈的两名女童，幞头上就簪有数朵牡丹花。

　　宋代还流行一种叫作“一年景”的花冠，即用绢花做成四季花卉，合插于一顶冠上。《宋仁宗皇后像》中两位站在皇后身边的宫女，就头戴这种花冠：乌纱帽的帽额上缀团珠;帽上插满花朵，春天的桃花、海棠、梨花、林檎花、牡丹花，夏天的蔷薇，秋天的菊花，冬天的红山茶、蜡梅等，四季的花朵都齐备了。缤纷斑斓的头饰，展示了“一年景”的花样年华。

三

　　凤冠，是古代女性最为华贵的头饰。凤冠起源于商周时的鸟形笄。到了晋代，女性开始流行戴一种相对华丽的凤鸟首饰，顾恺之《女史箴图》里的女郎头上所插金雀钗，即属此类头饰。《旧唐书》中提到的“天授乐舞”，是武则天天授元年（690年）所作，“舞者四人，穿五彩画衣，戴凤冠”。唐李倕公主墓出土的金冠，装饰凤凰尾翎纹，冠上还插有两支金凤钗。唐懿德太子李重润墓石椁上的线刻图中，有女官戴镶嵌珠花的凤冠。唐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中，佛母摩耶夫人戴的也是凤冠。
　　宋代，凤冠与霞帔正式组合使用，成为后妃、贵妇身份的象征。宋代《杜太后像》中的杜太后即身着长裙、霞帔，头戴凤冠。霞帔的青色底上装饰祥云纹与凤凰纹，缀有玉坠;太后头上所戴凤冠，贴着翠羽，镶着珠子，前有凤纹为饰，还有垂着珠滴的博鬓。

　　据《宋史·舆服志》载，宋代皇后礼冠一般为龙凤花钗冠，“首饰花一十二株，小花如大花之数，并两博鬓”“冠饰以九龙四凤”。这种冠，冠体叫作盛子，用青罗裱在外，青绢与红罗为里，外边再用细小珍珠串联，铺翠鸟羽毛，用沥粉、贴金等技法，制作出九条云龙、四只凤凰。九龙包括左右八条小龙和中央一条大龙，大龙口衔穗球;前后有大小花各十二朵，还有鸂鶒、孔雀、云鹤、鸟雀以及王母仙人队等;冠后又有纳言（一种佩饰），左右各两扇博鬓，上面饰有金蝉纹;冠底是金框圈，装饰钿花，又有红罗铺金绣花的带子。
　　仔细观察宋代皇后画像可以看到，真宗皇后戴的凤冠，前有气势不凡的大龙，后有龙凤及仙人队;徽宗皇后戴的凤冠则是左右三对博鬓，冠上饰满飞天和大朵珠花，前有一条贴翠大龙，从龙口垂下累累红穗球、珠滴，凤冠口沿处彩画仙人队;钦宗皇后凤冠也是此类形制，其上龙凤飞腾，红黄粉三色花朵与绿叶相衬，仙人成排，博鬓上饰有游龙纹。

　　这类珍贵凤冠也为女神所用。如山西晋祠圣母殿里的圣母像头上的凤冠，即装饰有金色的云纹、凤凰、花树等。著名的山西永乐宫元代壁画中，三清殿《朝元图》里的西王母就戴着金质龙凤冠，表明她的首领身份。而道教的碧霞元君、天后妈祖等造像，也多是戴凤冠。
　　明代后妃的礼冠基本沿用宋制，皇后在受册、谒庙、朝会时要戴九龙四凤冠。洪武元年制式为：“皇后首饰，冠为圆框，冒以翡翠，上饰九龙四凤，大花十二树，小花数如之，两博鬓，十二钿。”皇帝的妃子礼冠则使用九晕四凤冠，不能用龙。亲王妃用的是九翟冠，郡王妃用的是七翟冠，均不能用凤。不过在实际操作中，龙凤的数目往往有所变化，或有与惯例不符的情况。 　　在葬有明万历皇帝与两位皇后的定陵中，便出土有孝端皇后的十二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孝靖皇后的九龙九凤冠、三龙二凤冠。十二龙九凤冠是用细竹丝编织成框、贴罗绢而成冠体，再以翠云、翠叶装饰，以珍珠、宝石制成朵朵珠花，中间配一圈点翠制成的凤凰，再以金累丝工艺制腾龙，左右两边各有金属丝编结的三扇舌状博鬓，每扇饰金龙、珠花，垂珠滴。孝靖皇后的九龙九凤冠，则是中层配一圈点翠制成的凤凰，又有一只凤在冠后，冠上有九只飞龙，龙凤皆口衔珠滴;冠两边各配三扇博鬓，上嵌金龙与珠花，垂珠滴。
　　明代皇后常服配双凤翊龙冠，《明会典》中对其形制有详细记载：“双凤翊龙冠，以皂縠为之，附以翠博山。上饰金龙一，翊以二珠翠凤，皆口衔珠滴。前后珠牡丹花二朵，蕊头八个，翠叶三十六叶，珠翠穰花鬓二朵，珠翠云二十一片。翠口圈一副，金宝钿花九，上饰珠九颗。金凤一对，口衔珠结。三博鬓（左右共六扇），饰以鸾凤，金宝钿二十四，边垂珠滴。金簪一对。”妃子的常服则配鸾凤冠。

　　明代命妇翟冠不能用龙凤，只用花钿、翠云、珠滴、梳、簪等头饰，数目依命妇的丈夫官阶高低而不同，一品叫“山松特髻”，用的饰品最多。常服则一般配珠翠庆云冠。
　　清代皇后凤冠，冠顶呈宝塔形，缀金累丝凤凰和各类珠宝。南京博物院所藏清朝两江总督李卫家族之墓出土的金凤冠，冠框饰山崖海水纹，上有以金片雕镂的龙、凤等，嵌粉红色碧玺及大量红宝石。清代湖广总督毕沅的夫人戴的凤冠上缀满金片制作的凤凰、花朵、云彩和字牌，冠底部饰双龙戏珠纹，冠中部饰大朵金牡丹花，花蕊镶嵌碧玺、宝石。民间妇女虽然不是命妇，也可以在结婚时戴一回凤冠。
　　各种精美的冠饰不仅是华贵、吉祥、富丽的象征，还代表着古代女性对美的永恒追求和渴盼，更是传统文化的结晶，今天仍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继承。

奢华之色——明代女子的髻与头面

　　明代时，女子的头饰不但日趋华美精致，且渐成体系，发展成了具有一定佩戴规则的首饰组合。它们以纷繁复杂的造型、绚丽多姿的纹饰、精湛奇巧的工艺，为我们再现了明代女性含蓄、生动、温婉、庄重的风致。

一

　　（髟 狄）鬏髻是明代已婚女性的重要首服，无论是日常家居还是吉庆、丧礼场合都可以佩戴，一般罩在头顶发髻上，外覆黑纱，口语中也叫“壳儿”或“壳子”。由于女子成婚之后才戴（髟 狄）髻，因此（髟 狄）髻又被视为婚姻的象征。明代著名文学家、戏剧家李开先《词谑·山坡羊》有句云：“熬这顶（髟 狄）髻如同熬纱帽，想这纸婚书如同想官诰。”用熬（髟 狄）髻、想婚书来表达少女对婚姻的期待。
　　（髟 狄）髻外形多呈锥状，早期顶部略向前弯曲或倾斜，后逐渐发展出多种造型，但最常见的还是上窄下宽的圆锥形样式。和服饰一样，（髟 狄）髻也受到了流行审美观念的影响，其大小、高矮总是不断地变化。

　　朝鲜人崔溥所撰《漂海录》，记录了他看到的明弘治元年（1488年）江南妇女的鬏髻形态：“首饰则宁波府以南，圆而长而大，其端中约华饰;以北，圆而锐，如牛角然，或戴观音冠，饰以金玉，照耀人目。”浙江人吴琉《三才广志》说：“成化末弘治初，妇人髻高不过二寸，如一小冠，京师皆此样。”弘治初的鬏髻保持了成化或更早时期的特征，但逐渐趋于小巧，南北方皆如此。《太康县志》亦提到弘治时（髟 狄）髻仅高寸余，到正德年间逐渐增高，嘉靖初期鬏髻已高如官帽，“皆铁丝胎，高六七寸”。范濂《云间据目抄》说：“妇人头髻，在隆庆初年皆尚圆扁……自后翻出挑尖顶髻，鹅胆心髻，渐见长圆。”由此可知，嘉靖后期鬏髻的高度开始下降，到隆庆初年以“圆扁”造型为美，之后随着样式翻新，髻身又慢慢增高。 　　制作（髟 狄）髻可用金、银、铁等金属丝，也可用马尾、竹篾、头发等。明中期以后，社会经济发展迅速，风俗日渐奢靡，金银丝（髟 狄）髻成为主流款式。无锡市郊区出土的一顶金丝（髟 狄）髻，通高9.3厘米，由髻顶和底沿两部分组成，均用细如发丝的金线编织成形，再连缀成整体，底沿前后左右都有小孔，用来穿插簪钗。江阴博物馆收藏的青阳明墓银丝（髟 狄）髻通高12.7厘米，比《太康县志》中提到的弘治时期的（髟 狄）髻要高，但仍低于嘉靖初年的高度，是正德年间（髟 狄）髻增高的实物证明。上海浦东陆深家族墓出土一顶银丝（髟 狄）髻，通高10厘米，学者推测是陆深夫人梅氏之物。梅氏的银丝（髟 狄）髻高不及3寸，正是嘉靖后期（髟 狄）髻高度下降的体现。

二

　　（髟 狄）髻上插戴的各式首饰，明人称为“头面”。“头面”之名在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就已出现，元杂剧里也多处提到，如《施仁义刘弘嫁婢》有“金银玉头面三副”，《小张屠焚儿救母》有“戴头面插金装，穿绫罗好衣裳”等。
　　明代的（髟 狄）髻与头面从寻常头饰发展为具有一定佩戴规则的首饰组合，每一款都有特定的造型、名称以及佩戴位置。《云间据目抄》谓：“顶用宝花，谓之‘挑心’，两边用‘捧鬓’，后用‘满冠’倒插。”此外还有钿儿、分心、花顶簪以及各类草虫簪等。

　　钿儿
　　《说文解字》曰：“钿，金华也。”钿儿又称花钿，即花形金饰，戴在鬏髻前方底部，整体呈弧形，背面有垂直向后的簪脚，或在左右两端连缀系带，造型多为花卉、云朵、龙凤、仙人等，有些还镶嵌珠玉宝石或点翠作为装饰。《金瓶梅词话》第十五回写李桂姐“家常挽着一窝丝杭州攒，金縷丝钗、翠梅花钿儿、珠子箍儿、金笼坠子”，第六十八回中吴银儿“头上戴着白绉纱鬏髻、珠子箍儿、翠云钿儿，周围撇一溜小簪儿”。
　　顾起元《客座赘语》云：“花钿戴于发鼓之下，古之所谓‘蔽髻’也。”“蔽髻”之名出现于魏晋时期，是一种假髻。人们用蔽髻上的钿数来区分身份等级，此后历代相沿，但形制多有变化。明初拟定命妇首饰用博鬓、花钗、翟以及宝钿等，称“山松特髻”。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改为翟冠，翟冠底部有翠口圈，缀以金或银的宝钿花八个。
　　江阴青阳邹氏墓的金嵌宝四季花钿儿，整体呈弧形，正面饰金片制成的牡丹、菊花等花卉共九朵，花蕊相间嵌以红、蓝宝石，背面正中为扁条形银质簪脚，在佩戴时将簪脚从鬏髻正面底部的小孔或网格空隙中插入。益宣王继妃孙氏墓的镶宝嵌玉八仙庆寿金钿儿，用金片制成镂空錾花，并焊有祥云形背板，背板前有九个用金片锤压成的小龛，龛内各立一白玉仙人，正中为寿星，两侧排列八仙。这件钿儿背面没有簪脚，但两侧可以连接系带进行固定。
　　《金瓶梅词话》中多处提到“九凤钿儿”，根据书中描写，钿身应是横向排列九只金凤，每只凤的嘴里都衔着一串镶有红、蓝宝石和珍珠的金牌，十分奇巧贵重。直到清代，这种样式的凤钿仍非常流行。

　　分心
　　（髟 狄）髻前方正中，一般插戴一件簪首呈正面或对称造型的簪子，《金瓶梅词话》中将其称作“分心”。如第十九回，写潘金莲头上戴着“银丝（髟 狄）髻，金镶玉蟾宫折桂分心，翠梅钿儿”;第二十回，写李瓶儿让西门庆把金丝鬏髻拿到银匠家毁了，先打一件“金九凤钿根儿”，剩下的再打一件“正面戴的金镶玉观音满池娇分心”;第七十五回，写吴月娘冠儿“正面关着一件金蟾蜍分心”。
　　分心的样式有佛像、观音、梵文、龙凤、花卉及神仙人物等，以观音造型最为流行。崔溥在《漂海录》中就将妇女鬏髻称为“观音冠”。兰州白衣寺多子塔出土了一件明代肃王妃熊氏施舍的金累丝嵌珠镶白玉送子观音满池娇分心，与《金瓶梅词话》中描写的“金镶玉观音满池娇分心”非常相似。此件分心实物高6.5厘米，簪首中央以青白玉雕成观世音菩萨，菩萨怀抱幼儿坐在鳌背上，四周以金累丝制成衬景，底部为束腰仰莲座，两侧饰花叶枝蔓，镶嵌珍珠及各色宝石，花叶间缀有烧蓝金莲蓬和慈姑叶。元明时期将这类“池塘小景”题材称为“满池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