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楹联和挂红灯、舞狮子等民俗相比，有更深远的文化内涵，它基于最古老的艺术形式：语言文字。不仅能在同胞中间引起情感的共鸣，即使在异族同胞之间，都能够引起心灵对于美的共鸣。
中国的年节，家家户户都有挂春联的习俗。放眼望去，清一色的朱红载着飞动的墨韵，在乍暖还寒的春风中喧哗着、闹腾着；细细赏玩起来，各家又有各家的讲究，不同的字有不同的气韵，不同的话有不同的心境。十几字的联语是活跃在人的心中的一份了悟，一重期望，一段感喟，一种追求，真可谓“不联不年”。
中国的楹联文化博大精深，春联只是其中一种，却也是最广为应用的一种。楹联是挂在或贴在堂屋前的廊柱或门框上的上下对应的联语，因此俗名对联。上下联必须字数相等，平仄相对，语言对仗，含蓄而言尽旨远地传达一定的内涵。它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学形式，是基于汉语这种神奇而智慧的文字才得以形成的。北宋王安石《元日》诗曰：“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新桃换旧符”是单句互文，意思是用新桃符换旧桃符。古人习惯用诗来表达一种意思，在克服字数限制、凝缩语句过程中，渐渐地形成古汉语特有的语法，互文就是其中一种——上下两句或一句话中的两个部分，看似前言不搭后语，实则是一种互补的关系，说的是一件事。比如“烟笼寒水月笼沙”就是烟月笼罩着寒水和沙，“秦时明月汉时关”就是秦汉时的明月和边关。楹联正是基于这种自由的语言文字而存在的，是对它的升华。
《元日》仅28个字，却反映了极其丰富的内涵。古时的大年初一，全家人合饮着用屠苏草泡的酒，以驱邪避瘟疫，求得长寿。此外还在桃木板上写着“神荼”“郁垒”两位神灵的名字，悬挂在门旁，用来压邪。《山海经》有载，远古时代有座山，名“鬼蜮”，是鬼的世界，鬼蜮门口有棵大桃树，树冠能覆盖三千里，上面生活着一只金鸡，负责每天的报晓。每当金鸡啼晓，夜晚出去活动的鬼魂就必须赶回鬼蜮。鬼蜮的大门两边站着两个神人，名叫“神荼”和“郁垒”。如果鬼魂在夜间做了伤天害理的事，神荼和郁垒二位大神就会立即将它们捉住，用绳子捆起来喂虎，因而所有的鬼魂都惧怕两位大神。又由于民间传说桃木能辟邪，所以后来人们就把桃木和两位大神结合起来，这就是“总把新桃换旧符”的历史背景。楹联最初起源于桃符。《后汉书·礼仪志》记载，桃符长六寸，宽三寸，桃木板上书“神荼”“郁垒”二神。
五代时期后蜀国君孟昶是个喜欢破旧立新的国君，公元964年岁尾的除夕，他突发奇想，让手下一个叫辛寅逊的学士在桃木板上写了两句话——“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作为桃符，挂在他的住室的门框上。寓意是：在新的一年里，不忘先辈的遗泽；佳节的存在代表春意常在。这是我国最早的春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现象成为一种风俗流传下来。
在后来的发展中，联语又与其他民间艺术形式结合，品类日益丰富，应用越来越广泛，也渐成熟为一种独立的纯文学的艺术形式。
知悉联语之妙的人，对回文联一定不会陌生。杭州西泠印社有联：面面有情，环水抱山山抱水；心心相印，因人传地地传人”；春回大地之时，室内一副应景的“地满红花花满地；天连碧水水连天”，颇能勾起宅男宅女们对户外风光的向往吧；新婚之日，一副“凤落梧桐梧落凤，珠联璧合璧联珠”的对联，绝对是喜上添喜；还有那“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僧游云隐寺，寺隐云游僧”想必正和了“大隐隐于市”的现代居士们的口味了。
然而，联语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字游戏，它反映了中华民族骨子里的情趣和智慧。在古代，这种联语智慧很多时候都参与着甚至改写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以至命运。
明人解缙，门对富豪的竹林。除夕，他在门上贴了一副春联：门对千根竹；家藏万卷书。富豪见了，不满于自家成为他人的点缀，叫人把竹砍掉，解缙深解其意，于上下联各添一字：门对千根竹短；家藏万卷书长。富豪更加恼火，下令把竹子连根挖掉。解缙暗中发笑，在上下联又添一字：门对千根竹短无；家藏万卷书长有。富豪气得目瞪口呆。
此事传到相爷的耳朵里，他命家人去叫解缙来当面一试，解缙与相府家人来到相府门前，见正门关着，就止步不前，对家人说：“迎客有迎客之礼，为何不开正门？”家人无奈，只得去禀告相爷。相爷想了想，挥笔写了个上联，连同笔墨交与家人说：“递与那学生。”
解缙接过一看，见是：小犬乍行嫌路窄。即刻接写了下联：大鹏展翅恨天低。
相爷见对，只好大开正门。小解缙进了门，相爷把他迎入客厅，分宾主坐下后，从桌上拿起一本书晃晃说：“老夫听说你有万卷之书，书藏哪里？”小解缙指指肚皮说：“在这里。”相爷又问：“既然如此，那我出联你能对吗？”小解缙眨眨眼睛说：“何止能对！”相爷看看这穿绿衣衫双目流盼的小家伙，口气竟这么大，不觉有些好笑，便出联道：井底蛤蟆青间绿，美目盼兮。
小解缙听了，冷笑了一声，看了一眼身穿红袍的相爷，便接着对道：汤中对虾白映红，鞠躬如也。
相爷本想讥笑他是个坐井观天的蛤蟆，不料自己反被奚落成一只死虾，想到小家伙竟然如此不留情面，不由心里冒火，却不好发作，只好改换题目，再难解缙道：天做棋盘星做子，谁人敢下？
解缙略一思索，便对道：地作琵琶路作弦，哪个能弹？
相爷见小解缙对答如流，大为吃惊。正找不到好的课题，忽见壁上有一幅《月夜杜鹃图》，也来不及细想，就信口出了一联道：月下子规喉舌冷。
解缙见他行文已乱，故意照式对个下联说：花中蝴蝶梦魂香。
谁知相爷只顾后，不顾前，一见别人句子有毛病，马上挑剔说：“试问：花中蝴蝶，若不睡去，哪来的梦香？”解缙又眨眨眼睛说：“那月下子规，也未必会张口，喉舌之冷，又从何说起？”相爷一听，啊哟！我也错了。便问小解缙：“那么依你之见又当如何？”
解缙说：“如果把‘月下’改作‘啼月’；‘花中’改作‘宿花’，岂不是‘舌冷’‘梦香’？”相爷欲要叫好，但又反问：“你既然早已知道，为何将错就错？”
解缙笑道：“因为相爷失口在先，解缙之所以将错就错，无非是步相爷后尘，照葫芦画瓢罢了。”
一番话说得相爷心服口服，自知理亏。想想方才小解缙的不恭，正是自己失于检点而引起的，因此甚感惭愧和不安。他深爱解缙之才，等解缙长大，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
楹联也渐渐上升为中国人的一种情结，有联的地方，必有知音。我出上联，你对下联，人们借着联语这种含蓄而风趣的语言形式，相互倾诉着各自的隐衷，抑或思想，含不尽之意，意在言外，莫逆于心。
当世界许多角落都留下中国人的足迹时，当他们在外的影响越来越大时，每逢佳节，最能寄托他们思乡之情和寻根愿望的，恐怕只有传统文化了，对于他们来说，什么最能代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最能表达民族精神？只有楹联。因为楹联和挂红灯、舞狮子等民俗相比，有更深远的文化内涵，它基于最古老的艺术形式：语言文字。不仅能在同胞中间引起情感的共鸣，即使在异族同胞之间，都能够引起心灵对于美的共鸣。在世界各地，凡有华侨的地方，每年春节都有春联出现，春联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楹联寄托着广大华侨深切的爱国热情和对祖国的良好祝愿。作为国粹，楹联又是广大华侨和祖国联系的纽带，这种联系是其他文化形式不可替代的。
历史的长河悠悠流走，两岸的风光交替流转，千百年来沧海桑田，时代变了，却总有一些未变的东西，重复再重复。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虽然有些消极，却是古代人们真实的生活处境，然而这种“不如意”某种程度上也开启了人们的智慧，他们不甘于命运的压迫，苦中寻乐，“晚食当肉，安步当车”，这种达观的处世哲学，使他们在漫长的困苦中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精神的世界，在这里，一切苦难都有待放眼考量，蓦然回首时，早已成为一段咏叹。
（编辑 刘霜）
中国的年节，家家户户都有挂春联的习俗。放眼望去，清一色的朱红载着飞动的墨韵，在乍暖还寒的春风中喧哗着、闹腾着；细细赏玩起来，各家又有各家的讲究，不同的字有不同的气韵，不同的话有不同的心境。十几字的联语是活跃在人的心中的一份了悟，一重期望，一段感喟，一种追求，真可谓“不联不年”。
中国的楹联文化博大精深，春联只是其中一种，却也是最广为应用的一种。楹联是挂在或贴在堂屋前的廊柱或门框上的上下对应的联语，因此俗名对联。上下联必须字数相等，平仄相对，语言对仗，含蓄而言尽旨远地传达一定的内涵。它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学形式，是基于汉语这种神奇而智慧的文字才得以形成的。北宋王安石《元日》诗曰：“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新桃换旧符”是单句互文，意思是用新桃符换旧桃符。古人习惯用诗来表达一种意思，在克服字数限制、凝缩语句过程中，渐渐地形成古汉语特有的语法，互文就是其中一种——上下两句或一句话中的两个部分，看似前言不搭后语，实则是一种互补的关系，说的是一件事。比如“烟笼寒水月笼沙”就是烟月笼罩着寒水和沙，“秦时明月汉时关”就是秦汉时的明月和边关。楹联正是基于这种自由的语言文字而存在的，是对它的升华。
《元日》仅28个字，却反映了极其丰富的内涵。古时的大年初一，全家人合饮着用屠苏草泡的酒，以驱邪避瘟疫，求得长寿。此外还在桃木板上写着“神荼”“郁垒”两位神灵的名字，悬挂在门旁，用来压邪。《山海经》有载，远古时代有座山，名“鬼蜮”，是鬼的世界，鬼蜮门口有棵大桃树，树冠能覆盖三千里，上面生活着一只金鸡，负责每天的报晓。每当金鸡啼晓，夜晚出去活动的鬼魂就必须赶回鬼蜮。鬼蜮的大门两边站着两个神人，名叫“神荼”和“郁垒”。如果鬼魂在夜间做了伤天害理的事，神荼和郁垒二位大神就会立即将它们捉住，用绳子捆起来喂虎，因而所有的鬼魂都惧怕两位大神。又由于民间传说桃木能辟邪，所以后来人们就把桃木和两位大神结合起来，这就是“总把新桃换旧符”的历史背景。楹联最初起源于桃符。《后汉书·礼仪志》记载，桃符长六寸，宽三寸，桃木板上书“神荼”“郁垒”二神。
五代时期后蜀国君孟昶是个喜欢破旧立新的国君，公元964年岁尾的除夕，他突发奇想，让手下一个叫辛寅逊的学士在桃木板上写了两句话——“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作为桃符，挂在他的住室的门框上。寓意是：在新的一年里，不忘先辈的遗泽；佳节的存在代表春意常在。这是我国最早的春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现象成为一种风俗流传下来。
在后来的发展中，联语又与其他民间艺术形式结合，品类日益丰富，应用越来越广泛，也渐成熟为一种独立的纯文学的艺术形式。
知悉联语之妙的人，对回文联一定不会陌生。杭州西泠印社有联：面面有情，环水抱山山抱水；心心相印，因人传地地传人”；春回大地之时，室内一副应景的“地满红花花满地；天连碧水水连天”，颇能勾起宅男宅女们对户外风光的向往吧；新婚之日，一副“凤落梧桐梧落凤，珠联璧合璧联珠”的对联，绝对是喜上添喜；还有那“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僧游云隐寺，寺隐云游僧”想必正和了“大隐隐于市”的现代居士们的口味了。
然而，联语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字游戏，它反映了中华民族骨子里的情趣和智慧。在古代，这种联语智慧很多时候都参与着甚至改写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以至命运。
明人解缙，门对富豪的竹林。除夕，他在门上贴了一副春联：门对千根竹；家藏万卷书。富豪见了，不满于自家成为他人的点缀，叫人把竹砍掉，解缙深解其意，于上下联各添一字：门对千根竹短；家藏万卷书长。富豪更加恼火，下令把竹子连根挖掉。解缙暗中发笑，在上下联又添一字：门对千根竹短无；家藏万卷书长有。富豪气得目瞪口呆。
此事传到相爷的耳朵里，他命家人去叫解缙来当面一试，解缙与相府家人来到相府门前，见正门关着，就止步不前，对家人说：“迎客有迎客之礼，为何不开正门？”家人无奈，只得去禀告相爷。相爷想了想，挥笔写了个上联，连同笔墨交与家人说：“递与那学生。”
解缙接过一看，见是：小犬乍行嫌路窄。即刻接写了下联：大鹏展翅恨天低。
相爷见对，只好大开正门。小解缙进了门，相爷把他迎入客厅，分宾主坐下后，从桌上拿起一本书晃晃说：“老夫听说你有万卷之书，书藏哪里？”小解缙指指肚皮说：“在这里。”相爷又问：“既然如此，那我出联你能对吗？”小解缙眨眨眼睛说：“何止能对！”相爷看看这穿绿衣衫双目流盼的小家伙，口气竟这么大，不觉有些好笑，便出联道：井底蛤蟆青间绿，美目盼兮。
小解缙听了，冷笑了一声，看了一眼身穿红袍的相爷，便接着对道：汤中对虾白映红，鞠躬如也。
相爷本想讥笑他是个坐井观天的蛤蟆，不料自己反被奚落成一只死虾，想到小家伙竟然如此不留情面，不由心里冒火，却不好发作，只好改换题目，再难解缙道：天做棋盘星做子，谁人敢下？
解缙略一思索，便对道：地作琵琶路作弦，哪个能弹？
相爷见小解缙对答如流，大为吃惊。正找不到好的课题，忽见壁上有一幅《月夜杜鹃图》，也来不及细想，就信口出了一联道：月下子规喉舌冷。
解缙见他行文已乱，故意照式对个下联说：花中蝴蝶梦魂香。
谁知相爷只顾后，不顾前，一见别人句子有毛病，马上挑剔说：“试问：花中蝴蝶，若不睡去，哪来的梦香？”解缙又眨眨眼睛说：“那月下子规，也未必会张口，喉舌之冷，又从何说起？”相爷一听，啊哟！我也错了。便问小解缙：“那么依你之见又当如何？”
解缙说：“如果把‘月下’改作‘啼月’；‘花中’改作‘宿花’，岂不是‘舌冷’‘梦香’？”相爷欲要叫好，但又反问：“你既然早已知道，为何将错就错？”
解缙笑道：“因为相爷失口在先，解缙之所以将错就错，无非是步相爷后尘，照葫芦画瓢罢了。”
一番话说得相爷心服口服，自知理亏。想想方才小解缙的不恭，正是自己失于检点而引起的，因此甚感惭愧和不安。他深爱解缙之才，等解缙长大，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
楹联也渐渐上升为中国人的一种情结，有联的地方，必有知音。我出上联，你对下联，人们借着联语这种含蓄而风趣的语言形式，相互倾诉着各自的隐衷，抑或思想，含不尽之意，意在言外，莫逆于心。
当世界许多角落都留下中国人的足迹时，当他们在外的影响越来越大时，每逢佳节，最能寄托他们思乡之情和寻根愿望的，恐怕只有传统文化了，对于他们来说，什么最能代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最能表达民族精神？只有楹联。因为楹联和挂红灯、舞狮子等民俗相比，有更深远的文化内涵，它基于最古老的艺术形式：语言文字。不仅能在同胞中间引起情感的共鸣，即使在异族同胞之间，都能够引起心灵对于美的共鸣。在世界各地，凡有华侨的地方，每年春节都有春联出现，春联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楹联寄托着广大华侨深切的爱国热情和对祖国的良好祝愿。作为国粹，楹联又是广大华侨和祖国联系的纽带，这种联系是其他文化形式不可替代的。
历史的长河悠悠流走，两岸的风光交替流转，千百年来沧海桑田，时代变了，却总有一些未变的东西，重复再重复。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虽然有些消极，却是古代人们真实的生活处境，然而这种“不如意”某种程度上也开启了人们的智慧，他们不甘于命运的压迫，苦中寻乐，“晚食当肉，安步当车”，这种达观的处世哲学，使他们在漫长的困苦中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精神的世界，在这里，一切苦难都有待放眼考量，蓦然回首时，早已成为一段咏叹。
（编辑 刘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