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出版史上，溥仪先生所著《我的前半生》是生命力旺盛的作品。此书问世43年以来，印刷21次，累计印数186.3万余册，而且仍然有长盛不衰的趋势。
　　最早的《我的前半生》
　　1950年，当中苏两国政府缔结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后，溥仪从苏联被押解回国，直到1959年12月被特赦。在此期间，溥仪在一个特殊的改造环境中，劳动、学习、交代历史、出外参观等等。如果从1951年他通过自传的方式交代历史算起，20万字的初稿创作时间长达9年。
　　《我的前半生》很像是一篇命题作文的题目。溥仪并不擅长写作，但有他的弟弟溥杰和一些伪满大臣帮助他总结历史。而且，交代材料写得越多，他对自己的过去认识得越深入、越细致，成书的基础也就越好。譬如，溥仪在1952年开始交代“九一八事变”前后与日寇勾结的历史真相。随着觉悟的提高，他在1954年，又坦白了给日本陆相南次郎写求援信和东京国际法庭作伪证等问题。这些材料，后来都成为《我的前半生》的重要内容。
　　最早的《我的前半生》的基调，即“我罪恶的前半生”，因此，它是一本具有悔过书性质的作品。


　　“另起炉灶”
　　公安部办公厅主任刘复之、政治保卫局局长凌云等人，议论过这本书。他们认为溥仪出于沉重的悔罪心情写书，用意是好的，但溥仪从一个末代皇帝、战犯到自觉悔罪成为一个新人，思想转变过程也杂乱不清，不能从中得出有益的教训。史实方面，也有很多地方叙述得不准确。不过，从中还是能够看出一个皇帝身上发生的变化。当时，不少同志认为此书如加以适当整理，很有公开出版的价值。
　　1960年1月，群众出版社由副总编辑于浩成撰写出版说明，把油印本印成灰色封面的铅印本（俗称“灰皮本”）。这个本子限政法系统和史学界一定范围，内部购买阅读。
　　1960年6月，24万字的整理稿终于写就。但群众出版社认为，这是一次失败的尝试。“我们原来的想法是在原著的基础上加以删节，并根据溥仪的口述再补充一部分材料，修改成一部以‘皇帝如何改造成新人’为思想主题的回忆录体裁的文学作品。但在修改过程中，我们发现原著使用的历史材料很多不实。如周总理就曾指出，溥仪结婚时，任总统的是徐世昌而非黎元洪这一项重大错误。至于改造阶段，原著多是自谴自嘲和议论文字，缺少生动的真情实录……”
　　群众出版社和溥仪磋商，认为光靠溥仪个人的口述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大量采访溥仪周围的人物，大量查阅历史档案，甚至还要到各重要现场实地观察。这在《我的前半生》创作史上，以一个成语概括就是“另起炉灶”。
　　老舍等人着力甚勤
　　公安部的有关领导，同意群众出版社的建议。编辑李文达首先到东北调查，大部分时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此外又到长春、哈尔滨等溥仪住过的地方。在“另起炉灶”的过程中，他为了掌握溥仪的性格、思想和跨度80年的历史背景，对溥仪周围的重要人物都作了专题研究，写出了每个人的传略。对围绕溥仪的重大事件，也进行了研究，撰写出一些文章。这些文献，为认识《我的前半生》的创作过程，提供了宝贵的依据或线索。
　　老舍对《我的前半生》二稿大字本着力甚勤。据于浩成《鸣春集》记载，楼适夷到老舍家做客，看见老舍像是在爬格子。一问情况，老舍幽默道：“给皇上当奴才呗”——即指审閱和修改二稿大字本。姚艮与李文达，也曾经携带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署名的介绍信，为《我的前半生》的撰写问题，去老舍家里求教。
　　老舍是从文字和写法上提出意见的，他在下册封皮里写着：“在末后两三章里，似乎是要解决一切问题，便有表明大觉大悟的意思，使人未必相信。不如少说一些道理，而由小见大地说出具体的觉悟来。如：原来体弱，劳动后却能吃30个饺子；原来自私，后来却能帮助某人做些什么事……书中对自己如何笨，如何唯我独尊，暴露得很好，可惜一扯就扯到较空泛的道理上去，说服力就不甚强了。”
　　1963年11月，《我的前半生》杀青，此时已三易其稿，终于在1964年3月正式出版。
　　此外，早在1961年春天，陈毅副总理就曾指示，由外文出版社将《我的前半生》修改后的定稿译出对国外发行。笔者不知英文、德文等版本是何时译成出版的，但日文版产生得较快，它与中文版同步——从1964年3月到1965年12月，在《人民中国》月刊连载了22次。
　　（摘自《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