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繙清说》是清人魏象乾讨论翻译之道的一篇著作。魏氏总结自己多年的翻译经验，提出了“正”译的翻译标准，对比分析了汉文和清文的语言差异，并对翻译初学者应该如何入门提出了建议。魏氏的《繙清说》是翻译史上的重要史料，是中国传统译论体系中一个重要环节，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价值。本文通过解读《繙清说》中的翻译思想，希望引起译界对魏氏与《繙清说》的重视。
关键词：《繙清说》 翻译思想 翻译标准 正译
一 引言
中国的翻译活动有明确文献记载的可追溯到东汉桓帝时期，至今已有两千年的历史。在漫长的翻译历史进程中，几次大的翻译高潮为我们带来了浩如烟海的各类翻译作品，但是从翻译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翻译理论却寥若晨星，这与中国人重实用轻理论的传统思维有关。正因为如此，散见于历史文献中零星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就像吉光片羽，弥足珍贵。明清之际，有关翻译的论述主要是关于翻译的目的、功能和翻译的迫切性，直至清朝中叶，罕见有关于翻译本身的方法、理论方面的深入探讨。（陈福康，2010：56）而雍正乾隆年间魏象乾所著的《繙清说》却是一篇言简意赅内涵深邃的译学论文，文中对翻译的标准、翻译的经验以及语言之间的对比做了精彩的评论。原文最初由著名文学家刘半农先生于一家旧书店发现并在历经辗转后收藏，现珍藏于清华大学图书馆，为海内孤本。刘半农在题跋中写道：“……翻译方术古人鲜有讲论，魏氏生雍乾之世，而持说乃多与今世译人不谋而合，是固译界一重要史料也。”足可见《繙清说》对译学理论的史料价值。
二 《繙清说》作者及写作目的简介
《繙清说》作者魏象乾，字健莆，雍正乾隆年间人，具体生卒年代与籍贯无从考证。乾隆四年清朝开始正式设立翻译进士科，首批录取二十人。魏象乾以汉人入八旗而一举考中第二十名进士，成为首批翻译进士之一，被任命为实录馆兼内翻书房纂修，头衔为“承德郎候选知县七品笔帖式加二级”，由此可知，魏氏为七品官，是一名御用的专业翻译工作者。按照《清史稿·职官志》的介绍，翻书房的职责是“掌翻谕旨、御论、册祝文字”（王若昭，1988），魏氏的工作就是将此类材料由汉文翻译成清（满）文，即“繙清”。
《繙清说》作于乾隆五年（1740年），为内府刻本，每半页七行十七字，四周双边，写刻，无序跋，共五页，约一千六百字。（王若昭，1988）在《繙清说》的结尾部分，作者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以及写作本文的目的。“余也，向爱翻译，攻苦多年，罔揣鄙陋，偶录所见，固不足以资高明，然于初学者，庶几小补云尔。乾隆庚申岁，二月朔，赐进士出身，实录馆兼内翻书房纂修魏象乾，著于红蕉书屋。”作者一向热爱翻译工作，经过多年艰苦的翻译实践，对于翻译活动积累了大量的见闻和丰富的经验，希望能通过这篇文章对初学者有所启示和帮助。但是可惜的是，由于本文为内府刻本，只供内部使用而没有对外流传，加上魏氏本身知名度不高，所以其人其书一直没有得到足够广泛的重视。直到1988年才由清华大学图书馆王若昭对外全文发布并简要介绍。但正如刘半农所说，魏氏的翻译思想与现代翻译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不谋而合，表述十分到位，理应在翻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繙清说》不仅是魏氏“攻苦多年”的翻译经验总结，也是对清朝自建朝一百多年以来翻译活动的小结，其意义不可低估。
三 《繙清说》中的翻译思想
清朝初年，满族统治者为了尽快建立中原正朔的形象并加强清政府对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的统治，从建朝之初就加紧介绍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因此汉译满工作十分繁重，大量的汉语文化典籍被翻译成满文（清文）。所谓“繙清”，就是把汉文译为清文（满文）。到魏象乾时期，繙清活动已经进行了一百多年，前人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在此基础上，魏象乾本人根据自己多年的翻译经验，写出了《繙清说》。《繙清说》全文约一千六百字，篇幅不是很长，但可谓字字珠玑。概括来说，《繙清说》全文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翻译的标准，翻译初学者如何提高翻译水平，汉文和清文的语言差异，以及不同文体翻译的异同。因此，《繙清说》可以被视为翻译研究的单篇著作。
1 翻译标准——“正”
魏氏开篇即论述“翻译之道”“千变万化、神妙莫测”，因而“有出入失正之弊”。乾隆年间，由汉文翻译成清文的书籍十分丰富，就像魏氏在《繙清说》中所说“诸书浩繁，学者自应潜心博览”。但是，翻译的质量却参差不齐，“至大内颁发书籍而外，正者少而偏者多，全在慎择而明辨之。”当时主要有两类翻译人员，一是清政府翻书房的御用翻译工作者，一是民间对翻译活动感兴趣的学者。魏氏认为这些在野的翻译人员翻译出来的作品“正者少而偏者多”。
那么什么是“正”呢？魏氏解释说：“夫所谓正者：了其意、完其辞、顺其气、传其神。”译文若要达到“正”的翻译标准，译者要从四个方面来实现，即意（意义）、辞（语言修辞）、气（风格）和神（神韵）。意义是摆在首位的，译者必须首先熟读原文，对原作的内容了然于心，才可能做到忠实地传递原文的意义；而辞则指语言层次方面，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译文的语言修辞应尽量在原文语言的基础上修补完善，使之符合译入语的语言习惯。意义的传递和语言符号的转换是大部分翻译工作者都能注意到的方面，而魏氏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对翻译的标准不仅仅满足于意义和语言层次，他还要上升到文体风格和神韵层次，要求译文的风格要“顺”于原文，即译文风格要与原文保持一致；不仅如此，翻译最重要也是最高的境界是要把原文的“神”传到译文中去。这对于两百多年前的古人来讲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令当世之人赞叹钦佩不已。
魏象乾提出“正译说”一百多年以后，清末著名翻译家严复提出了至今翻译界奉为圭臬的“信、达、雅”翻译标准。把这两种翻译标准放到一起进行对比，我们可以惊奇的发现，两者存在很多共通之处。严复的“信”强调意义的忠实传递，“达”指言辞通顺，“雅”在本质上其实也是在强调语言修辞，但当代人更多是强调文体风格的相似，而这三条标准都可以在魏氏对“正”的翻译标准的阐述中得到再现。纵观我国历史文献中的翻译理论，从汉末支谦在《法句经序》中提到的“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的“质派”理论，到六朝时期崇尚“文约而诣、旨婉而彰”的“文派”理论，再到唐玄奘提出“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主张，直至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先人对于翻译标准的讨论从单一化到多样化的过程。（张义宏，2006）而魏氏《繙清说》无疑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占据重要的历史地位。另外，魏氏提出的“传其神”也比近代傅雷提出的“传神”论早了两百多年。 2 翻译初学者如何提高翻译水平
由于本文的写作目的就在于给初学者以指引和帮助，因此文中用了大量篇幅详细介绍初学者应该如何循序渐进提高自己的翻译水平。
首先，选定译文比较妥当的译本作为反复精研的标准读本。初学者不可不知所宗，魏氏认为“翻译诸书，最妥极当，不出不入，适得汉文之奥旨、清文之精韵者，莫如《资治纲目》、《四书大注》。他如《渊鉴古文》、《性理精义》、《孝经》、《小学》、《日讲经书》、《大学衍义》等书，亦俱正当可宗，未尽若二者之精切而醇也。”但是“《纲目》繁多”，不适合初学者在入门阶段学习，初学者可以在粗晓清文之后，先取两孟作为学习课程。两孟即《孟子》汉文原本和满文译本，魏氏认为《孟子》满文译本在脉络、措词、理致、精练和真切五个方面都可算是“最妥极当之文”，因此初学者应该逐节逐句、逐字逐意反复研读；也可先每日讲解《论语》汉文原本和满文译本，因为《论语》译本“文义显明，平稳妥协”。如此精研日久之后，初学者又应当以《纲目》作为提高自己翻译水平的范本来学习。
其次，初学者应加强“记诵之工”，可选用《经书成语》、《清文鉴》等书反复背诵，循序渐进，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初学者就可“辨是非于毫末”，语言的表达能力定能提高。
再次，经过上述阶段的学习，初学者还要对其他诸书大量收集，广泛阅读，博采广览，不断扩充丰富自己的知识，这样就可提高自己的鉴赏能力，对那些“出入失正”之文就可有辨别能力，不被这样的译本所迷惑。
3 汉文和清文的语言对比
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译者要对两种语言的对比了然于心，才会在翻译时有的放矢。魏氏在提出“正”的翻译标准的同时，也针对翻译技巧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译者要做到“不增不减、不颠不倒、不恃取意”，也就是说，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尽量做到不任意增加删减、颠倒和改动原文原意。但这不是绝对的，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因为汉文与清文的语言差异，有时译者又必须在译文中进行增减、颠倒和取意，以达到“意达”、“辞练”的目的。
魏氏认为，汉文精，清文练。汉文译为清文，汉文之本含蓄之处，译者要在译本中适当进行增补，这样意义才能完整传达；汉文之本重复之处，译者要适当删减，译本语言才能通顺精炼。同理，译者进行颠倒和取意也是为了使译文的语义和语气与原文保持一致。只有了解了汉文和清文的语言差异，译者才可能达到“正”的翻译标准。魏氏同时也指出当时翻译界一种不好的风气，即有些译者认为自己清文优于常人，翻译时不顾汉文原本而“好行穿凿”，任意取意、调转、增减，导致译文“愈失其正”，损害了译文的质量，这是非常不可取的。
4 不同文体翻译方法对比
魏氏在文章最后讨论了“翻书”与“翻事”之间的关系。“翻书”是指翻译经史类的典籍，例如文中出现的《资治纲目》和《四书大注》；“翻事”则指翻译谕旨、御论、册祝等文字，也就是魏氏所在的翻书房的职责。魏氏认为，两者之间“体裁小有区别”，即“翻书”和“翻事”是两种文体翻译，按照现代的说法，应该归类于文学文体和应用文体的翻译。两种不同文体材料的翻译方法是有关系的。魏氏认为，“翻书之法”是“根柢”，掌握了翻书之法，那么“翻事”只须略微变通而已；但如果只知道“翻事”之法而不懂“翻书”之法，“恐不免出入无时，莫知其乡矣”。总之，“翻事必根于翻书，而翻书自可以翻事也。”也就是说，译者在掌握了文学文体翻译的规律和技巧之后，可以把这些规律和技巧运用到其他文体翻译上，翻译方法只须根据不同文体的特点略微变通即可，这属于一般规律与具体问题的结合，是有一定道理的。
四 结语
《繙清说》精辟地总结了魏氏的翻译经验和翻译思想，对于翻译初学者确有相当大的影响和帮助，对我们当今的翻译教学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魏氏提出的“正译说”在我国的翻译理论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是翻译标准研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中国传统译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繙清说》不仅是魏氏“攻苦多年”的经验总结，也是他对“翻译之道”的精彩提炼，意义不可低估。
注：本文系山东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经费资助。
参考文献：
[1] 陈福康：《中国译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 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版。
[3] 王若昭：《〈繙清说〉简介》，《中国翻译》，1998年第2期。
[4] 张义宏：《解读魏象乾之〈繙清说〉》，《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杨磊，青岛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关键词：《繙清说》 翻译思想 翻译标准 正译
一 引言
中国的翻译活动有明确文献记载的可追溯到东汉桓帝时期，至今已有两千年的历史。在漫长的翻译历史进程中，几次大的翻译高潮为我们带来了浩如烟海的各类翻译作品，但是从翻译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翻译理论却寥若晨星，这与中国人重实用轻理论的传统思维有关。正因为如此，散见于历史文献中零星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就像吉光片羽，弥足珍贵。明清之际，有关翻译的论述主要是关于翻译的目的、功能和翻译的迫切性，直至清朝中叶，罕见有关于翻译本身的方法、理论方面的深入探讨。（陈福康，2010：56）而雍正乾隆年间魏象乾所著的《繙清说》却是一篇言简意赅内涵深邃的译学论文，文中对翻译的标准、翻译的经验以及语言之间的对比做了精彩的评论。原文最初由著名文学家刘半农先生于一家旧书店发现并在历经辗转后收藏，现珍藏于清华大学图书馆，为海内孤本。刘半农在题跋中写道：“……翻译方术古人鲜有讲论，魏氏生雍乾之世，而持说乃多与今世译人不谋而合，是固译界一重要史料也。”足可见《繙清说》对译学理论的史料价值。
二 《繙清说》作者及写作目的简介
《繙清说》作者魏象乾，字健莆，雍正乾隆年间人，具体生卒年代与籍贯无从考证。乾隆四年清朝开始正式设立翻译进士科，首批录取二十人。魏象乾以汉人入八旗而一举考中第二十名进士，成为首批翻译进士之一，被任命为实录馆兼内翻书房纂修，头衔为“承德郎候选知县七品笔帖式加二级”，由此可知，魏氏为七品官，是一名御用的专业翻译工作者。按照《清史稿·职官志》的介绍，翻书房的职责是“掌翻谕旨、御论、册祝文字”（王若昭，1988），魏氏的工作就是将此类材料由汉文翻译成清（满）文，即“繙清”。
《繙清说》作于乾隆五年（1740年），为内府刻本，每半页七行十七字，四周双边，写刻，无序跋，共五页，约一千六百字。（王若昭，1988）在《繙清说》的结尾部分，作者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以及写作本文的目的。“余也，向爱翻译，攻苦多年，罔揣鄙陋，偶录所见，固不足以资高明，然于初学者，庶几小补云尔。乾隆庚申岁，二月朔，赐进士出身，实录馆兼内翻书房纂修魏象乾，著于红蕉书屋。”作者一向热爱翻译工作，经过多年艰苦的翻译实践，对于翻译活动积累了大量的见闻和丰富的经验，希望能通过这篇文章对初学者有所启示和帮助。但是可惜的是，由于本文为内府刻本，只供内部使用而没有对外流传，加上魏氏本身知名度不高，所以其人其书一直没有得到足够广泛的重视。直到1988年才由清华大学图书馆王若昭对外全文发布并简要介绍。但正如刘半农所说，魏氏的翻译思想与现代翻译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不谋而合，表述十分到位，理应在翻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繙清说》不仅是魏氏“攻苦多年”的翻译经验总结，也是对清朝自建朝一百多年以来翻译活动的小结，其意义不可低估。
三 《繙清说》中的翻译思想
清朝初年，满族统治者为了尽快建立中原正朔的形象并加强清政府对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的统治，从建朝之初就加紧介绍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因此汉译满工作十分繁重，大量的汉语文化典籍被翻译成满文（清文）。所谓“繙清”，就是把汉文译为清文（满文）。到魏象乾时期，繙清活动已经进行了一百多年，前人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在此基础上，魏象乾本人根据自己多年的翻译经验，写出了《繙清说》。《繙清说》全文约一千六百字，篇幅不是很长，但可谓字字珠玑。概括来说，《繙清说》全文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翻译的标准，翻译初学者如何提高翻译水平，汉文和清文的语言差异，以及不同文体翻译的异同。因此，《繙清说》可以被视为翻译研究的单篇著作。
1 翻译标准——“正”
魏氏开篇即论述“翻译之道”“千变万化、神妙莫测”，因而“有出入失正之弊”。乾隆年间，由汉文翻译成清文的书籍十分丰富，就像魏氏在《繙清说》中所说“诸书浩繁，学者自应潜心博览”。但是，翻译的质量却参差不齐，“至大内颁发书籍而外，正者少而偏者多，全在慎择而明辨之。”当时主要有两类翻译人员，一是清政府翻书房的御用翻译工作者，一是民间对翻译活动感兴趣的学者。魏氏认为这些在野的翻译人员翻译出来的作品“正者少而偏者多”。
那么什么是“正”呢？魏氏解释说：“夫所谓正者：了其意、完其辞、顺其气、传其神。”译文若要达到“正”的翻译标准，译者要从四个方面来实现，即意（意义）、辞（语言修辞）、气（风格）和神（神韵）。意义是摆在首位的，译者必须首先熟读原文，对原作的内容了然于心，才可能做到忠实地传递原文的意义；而辞则指语言层次方面，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译文的语言修辞应尽量在原文语言的基础上修补完善，使之符合译入语的语言习惯。意义的传递和语言符号的转换是大部分翻译工作者都能注意到的方面，而魏氏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对翻译的标准不仅仅满足于意义和语言层次，他还要上升到文体风格和神韵层次，要求译文的风格要“顺”于原文，即译文风格要与原文保持一致；不仅如此，翻译最重要也是最高的境界是要把原文的“神”传到译文中去。这对于两百多年前的古人来讲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令当世之人赞叹钦佩不已。
魏象乾提出“正译说”一百多年以后，清末著名翻译家严复提出了至今翻译界奉为圭臬的“信、达、雅”翻译标准。把这两种翻译标准放到一起进行对比，我们可以惊奇的发现，两者存在很多共通之处。严复的“信”强调意义的忠实传递，“达”指言辞通顺，“雅”在本质上其实也是在强调语言修辞，但当代人更多是强调文体风格的相似，而这三条标准都可以在魏氏对“正”的翻译标准的阐述中得到再现。纵观我国历史文献中的翻译理论，从汉末支谦在《法句经序》中提到的“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的“质派”理论，到六朝时期崇尚“文约而诣、旨婉而彰”的“文派”理论，再到唐玄奘提出“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主张，直至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先人对于翻译标准的讨论从单一化到多样化的过程。（张义宏，2006）而魏氏《繙清说》无疑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占据重要的历史地位。另外，魏氏提出的“传其神”也比近代傅雷提出的“传神”论早了两百多年。 2 翻译初学者如何提高翻译水平
由于本文的写作目的就在于给初学者以指引和帮助，因此文中用了大量篇幅详细介绍初学者应该如何循序渐进提高自己的翻译水平。
首先，选定译文比较妥当的译本作为反复精研的标准读本。初学者不可不知所宗，魏氏认为“翻译诸书，最妥极当，不出不入，适得汉文之奥旨、清文之精韵者，莫如《资治纲目》、《四书大注》。他如《渊鉴古文》、《性理精义》、《孝经》、《小学》、《日讲经书》、《大学衍义》等书，亦俱正当可宗，未尽若二者之精切而醇也。”但是“《纲目》繁多”，不适合初学者在入门阶段学习，初学者可以在粗晓清文之后，先取两孟作为学习课程。两孟即《孟子》汉文原本和满文译本，魏氏认为《孟子》满文译本在脉络、措词、理致、精练和真切五个方面都可算是“最妥极当之文”，因此初学者应该逐节逐句、逐字逐意反复研读；也可先每日讲解《论语》汉文原本和满文译本，因为《论语》译本“文义显明，平稳妥协”。如此精研日久之后，初学者又应当以《纲目》作为提高自己翻译水平的范本来学习。
其次，初学者应加强“记诵之工”，可选用《经书成语》、《清文鉴》等书反复背诵，循序渐进，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初学者就可“辨是非于毫末”，语言的表达能力定能提高。
再次，经过上述阶段的学习，初学者还要对其他诸书大量收集，广泛阅读，博采广览，不断扩充丰富自己的知识，这样就可提高自己的鉴赏能力，对那些“出入失正”之文就可有辨别能力，不被这样的译本所迷惑。
3 汉文和清文的语言对比
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译者要对两种语言的对比了然于心，才会在翻译时有的放矢。魏氏在提出“正”的翻译标准的同时，也针对翻译技巧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译者要做到“不增不减、不颠不倒、不恃取意”，也就是说，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尽量做到不任意增加删减、颠倒和改动原文原意。但这不是绝对的，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因为汉文与清文的语言差异，有时译者又必须在译文中进行增减、颠倒和取意，以达到“意达”、“辞练”的目的。
魏氏认为，汉文精，清文练。汉文译为清文，汉文之本含蓄之处，译者要在译本中适当进行增补，这样意义才能完整传达；汉文之本重复之处，译者要适当删减，译本语言才能通顺精炼。同理，译者进行颠倒和取意也是为了使译文的语义和语气与原文保持一致。只有了解了汉文和清文的语言差异，译者才可能达到“正”的翻译标准。魏氏同时也指出当时翻译界一种不好的风气，即有些译者认为自己清文优于常人，翻译时不顾汉文原本而“好行穿凿”，任意取意、调转、增减，导致译文“愈失其正”，损害了译文的质量，这是非常不可取的。
4 不同文体翻译方法对比
魏氏在文章最后讨论了“翻书”与“翻事”之间的关系。“翻书”是指翻译经史类的典籍，例如文中出现的《资治纲目》和《四书大注》；“翻事”则指翻译谕旨、御论、册祝等文字，也就是魏氏所在的翻书房的职责。魏氏认为，两者之间“体裁小有区别”，即“翻书”和“翻事”是两种文体翻译，按照现代的说法，应该归类于文学文体和应用文体的翻译。两种不同文体材料的翻译方法是有关系的。魏氏认为，“翻书之法”是“根柢”，掌握了翻书之法，那么“翻事”只须略微变通而已；但如果只知道“翻事”之法而不懂“翻书”之法，“恐不免出入无时，莫知其乡矣”。总之，“翻事必根于翻书，而翻书自可以翻事也。”也就是说，译者在掌握了文学文体翻译的规律和技巧之后，可以把这些规律和技巧运用到其他文体翻译上，翻译方法只须根据不同文体的特点略微变通即可，这属于一般规律与具体问题的结合，是有一定道理的。
四 结语
《繙清说》精辟地总结了魏氏的翻译经验和翻译思想，对于翻译初学者确有相当大的影响和帮助，对我们当今的翻译教学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魏氏提出的“正译说”在我国的翻译理论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是翻译标准研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中国传统译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繙清说》不仅是魏氏“攻苦多年”的经验总结，也是他对“翻译之道”的精彩提炼，意义不可低估。
注：本文系山东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经费资助。
参考文献：
[1] 陈福康：《中国译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 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版。
[3] 王若昭：《〈繙清说〉简介》，《中国翻译》，1998年第2期。
[4] 张义宏：《解读魏象乾之〈繙清说〉》，《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杨磊，青岛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