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立夏，毕业于江西大学历史系，先后供职于南昌大学、江西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等单位。现为华东交通大学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南昌大学、南昌航空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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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是公益事业，政府肩负着重要责任。如何履行好指导管理教育的责任，是检验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直接关乎教育的健康发展，特别是随着教育投入占国民GDP4%目标的实现，提升指导教育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就摆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上。
　　长期以来，教育还是计划体制下的管理方式，面对新的形势，这一体制的许多不足和缺陷都充分暴露出来了。主要表现在：一是计划性指导。编制多少、拨款多少、课程设置、教学安排等，一切听凭计划安排，学校和教师只是按照计划完成工作任务。倘若是基础教育或是义务教育倒还可以理解，但进入学科化的大学，还是计划指导，搞一个模式，一套方案。在个性化教育、人人成长的理念面前，如何提升服务水平、强化政策导向、促进教育发展，就成为政府部门在新时期下指导管理教育工作的崭新课题和重要责任。二是被动式办学。一个学校，就是一种模式；一个校长，就是一种观念。在宏观政策导向下，为什么办好学的问题就无法解决呢？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是微乎其微的，如果只是为了完成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工作计划，学校和教师无需在教育的问题上费多少主观能动性，只需完成任务就行了。但不知从何时起，教育还肩负起了就业、升迁、工薪等多种责任。教师的心思不是用在培养人上面，仅仅是为了所谓的升学和就业，那教育自身又该如何担当呢？三是标准化生产。千人一面式的教育早已引起人们的诟病，可在升学率、名校率的竞争下，素质教育还停留在口号和一般号召上，为应试而应试的趋势愈演愈烈。在标准化考试的大棒下，能力个性都退而求其次，只有分数才是硬道理。在一套试卷、一种分数的大一统高考录取上，一切都要围绕着这个标准来进行，即使进入大学，基本上还是用一种标准再克隆复制出硕士、博士，而对教育自身的要求，对校长和教师的责任，都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要求，这究竟是教育的成功还是悲哀呢却不得而知，可人人皆知其非却又不遗余力地效仿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此问题，如不再予以重视，不仅将使我们的教育落后于他国，更可悲的是将使我们的未来落后于他人，这也许才是真正的悲哀之所在。
　　都说提出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面临教育前所未有的好形势和好机遇，如何发挥好政府的指导管理作用，引导教育更高更快发展，有太多的事情值得我们去做，有太多的空间需要我们去开拓。资源分配永远是政府的一个抓手，这个手如何抓却是能力和水平的体现。俗话说是学会切蛋糕，但是切什么、如何切、切哪里，不仅是导向而且更是艺术。钱永远没够用的时候，切分永远都不够用的钱，避免面子投入、重复投入、关系投入和平均投入，做到科学投入，把钱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做到效益最大化，实在是需要认真研究和改进的大问题。办学自主权是学校的责任和义务，还权于教，放权于教，政教分开，做政府该为之事，让学校担该担之责，教育才可能实现规律的复归。作为底层的学校，要求自主办学的需要和冲动固然重要，但是作为高层的政府自动放权和自觉服务则不仅需要胸怀，更需要制度的保证。只有把人才培养的责任返还学校，才有可能实施个性教育；只有把升学就业的要求回归到学生的成才上，才会使政府在包教育、包升学、包就业的怪圈中解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