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国内对于后戏剧的理论言说和话语讨论可谓蔚为大观，后戏剧思潮如今可以在国内理论界流行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国内后戏剧的讨论是否真确的符合后戏剧本身的意义，在当前中西文化交流的微妙语境之下如何批判的看待后戏剧，是值得我们思索的问题。
　　究其根源，后戏剧理论属于广义的后现代思潮的一部分，西方的后现代理论虽各征异说，思绪纷纭，其要旨与本宗在于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我们这里讨论的现代性，主要涉及的是西方关于现代性的、已成建制的思想话语和知识话语。这种现代性强调以理性为中心的、对于主体的自主性的构建，以及对于作为外在对象的客体世界的理解和征服。从学理上讲，西方现代性本身具有批判和解放的积极动因，而在以西方为中心的经济—政治体制背景之下，现代性话语的实践逐渐异化以至蜕变为制度性的文化霸权和言说霸权。这种现象在西方语境内部或许并不显见，而当我们以发展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地缘—文化差异作为基本的视域时，这种文化问题的严肃性则暴露出来。关键在于，以标榜”后现代“之名行其道的“后戏剧”，是否本身是一种意识形态化了的“现代性”的体现。
　　这里所谓的“意识形态”（ideology）的概念，使用的是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的观点。曼海姆所言述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旨在维护既定经济—政治体制合法性的、系统的知识论说（它与曼海姆所论说的乌托邦这个概念是相反的）”。现代性思想作为一种自身具备批判动因的话语，本不应具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异化，然而在后殖民语境之下，发展中国家的理论者往往在其第三世界的语境之下做出了对于“现代性”的有意或无意的误读。
　　对于现代中国而言，对“现代性”的典型的误读就是“现代性等于先进性”。作为后现代思想的大家福柯认为，现代性是一种态度、一种质疑，他从典型的古典现代性学者康德對于启蒙的定义那里（“所谓启蒙，就是独自运用自己的理性，使自己摆脱不成熟的状态”）找出了后现代的、内在的批判质疑的精神。所以，后现代思想实则为现代性内在批判自身的扬弃，是现代西方思想自身辩证发展的结果。
　　后现代这种自身学理背景的复杂，却因“先进”、“进步”的文化优势，在后殖民语境之下，作为具有权威的文化符码，为国内相当数量的理论者所去反思的接受，其背后的文化动因，源于所谓“现代中国文化长期落后”的文化阵痛。作为具有发展中国家背景的现代中国，其文化建构过程的曲折与特殊，被其认作为现代中国文化的合法性的丧失，在与西方现代性的平行比较下，从而产生了“先进—落后”的二元对立关系。所以，凡吸纳西方思想，均以“先进”视之，便成为一些理论者的内在标准。
　　现代性话语本是一个辩证和批判的言说过程，而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语境之下，现代性成为一种关于“进步”、“先进”的、具有威权的“现代性意识形态”，现代性的刻板化和意识形态化，是当前国内对于现代性的一种普遍的误读。“后现代”与“后戏剧”作为西方现代思想话语的体现，在国内的传播和接受中，依然不免受这种“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影响，被自觉抑或不自觉的定义为“西方先进理论”的意识形态标识。作为后现代思潮的后戏剧思维，本身具有的去中心化、打破意识形态壁垒、提倡异质多元的后现代的基本思想理路，被作为一种理性知识构建接受下来，并因其既定的优位文化而作为文化的绝对命令被理解和贯彻，缺少作为本土实践的反思和交流的文化品质。在关于现代性意识形态的背景之下，作为后现代思想体现的后戏剧遭遇了关于语境的误植和误读，而这与后现代的基本精神是有所违背的。
　　对Post dramatic theater“后戏剧剧场”之翻译，在翻译界，实则是一种“优先概念霸权”行为，之后较为精确的“后文本戏剧”“后剧作剧场”的翻译，因为“优先概念霸权”已被“后戏剧剧场”使用，不能被得以重视。况且，如若使用“后文本戏剧”“后剧作剧场”之翻译，因为并没脱离戏剧文学学科或戏剧学学科之逻辑，诸多问题瞬间迎刃而解，便无法引起争议，也无法“标新立异”。这恐怕才是“假象”的另一种是“真面目”。
　　后戏剧理论源自德国学者雷曼，其理论在国内传播的过程中逐渐成为霸权的理论话语，有时以至被用于轻率的用于对本土现代戏剧理论和西方戏剧理论的价值的重估，而缺少后现代本身的精神，既不同文化语境的“对话”和“视域融合”。后戏剧本身在国内的传播和实践不应只具有单一的视野，而应通过与“他者”的对话而产生双向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