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长安城，自刘邦时代的始建到王莽时代的改革，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皇帝，基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对长安城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建，致使长安景观屡有变化。在这些变化中，可以看出早期都城制度的演进，即这座王朝都城由实用性的帝王之居，逐步升级为大王朝的最高符号象征。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看，景观变化导致了城市的空间性的升级，即由宫室体制发展为都城体制。
　　西汉长安城的始建，只是从长乐、未央两座宫殿开始，谈不上城市结构。皇权的概念仅仅体现在未央宫自身的壮丽，还不是在城市的整体形态。城市整体（包括宫殿和各类居住区）是存在的，但在空间结构上主要是自然发展，没有被规划或赋予什么具有高尚意义的准则。
　　长乐、未央两座宫殿形成职能核心区，两宫之间所夹南北通道，在实际活动中具有中心意味。北面增修的宫殿自然会从方位关系上命名为“北宫”。长乐、未央、北宫3大宫殿群，确定了刘邦长安的核心地带，其间还有具备防范功能的武库。武库的修建，完全是实际功能的需要，没有意识形态意义。宫殿北面与渭河所夹地区，是大面积的居民区、市场区以及其他功能区。上述就是刘邦修建长乐宫以后10年间的城市形态。
　　在武帝以前，长安只有3组宫殿：长乐、未央、北宫。而武帝基于王朝的繁盛与自己对宫殿作用的重视，大力增筑新宫殿，主要有桂宫、明光宫、建章宫，令长安宫殿占地面积扩大了将近一倍。相应的，长安城围墙范围内的居民区则大幅度减小。长安城皇帝宫殿的极度扩充，与武帝个人政治威权的增长相对应，这一点很像秦始皇的时代。
　　在武帝看来，宫殿比城市更重要，建章宫与明光宫的修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城墙的否定。他的庞大的建章宫可以无视城墙界线的存在而坐落在西城墙的外边，建章与未央之间，有阁道跨越城墙相联通。明光宫的修建，必然将大面积的居民迁到城墙之外，这也是否定了城墙的分隔意义。
　　武帝是一位具有高度意识形态信仰的皇帝，但举办的一些重要的王朝信仰活动并没有汇聚在都城，祭祀活动空间几乎覆盖了整个帝国。对于武帝来说，作为场所的都城属于皇帝，不属于神祇，至少不是神衹的重要场所。都城主要是皇帝居住、施政，展现自己威仪的权力基地，所以宫殿是最重要的，其余的囊字山河信仰均表达在都城范畴之外。在这种情形下，都城体制即宫室体制，都城并没有多少超越宫室的意义。
　　武帝之后55年，成帝即位，此时儒家风气已经盛行于王朝。成帝接受匡衡的建议，罢停远方的甘泉、汾阴等祭典，而改在长安城郊区进行。长安郊祀的设置虽有反复，但最终还是确定下来，京师成为祭祀天地上帝的核心场所。从空间上看，祭祀活动的范围收缩了，但都城的意义却扩大了，具有了规范的礼仪天下的象征性。
　　在这样的新的都城概念中，除体现皇族至尊、君臣制度的政治文化体系之外，另一套礼仪文化体系也加入其中。宫室建筑群不再是都城唯一的高尚景观体系，礼制建筑开始出现在景观中，都城成为两大高尚体系的合一体。在本质上，礼仪观念是皇帝权威的工具，但在形式上高于皇权。礼制建筑的规模虽然比不上皇宫，但其内涵则超越了君权的政治范畴，致使城市景观具有了超越意义。君权与礼仪，两种精神整合的层面在都城，而不在宫殿，在新的都城概念里，皇帝不必亲行天下，而是将天下聚缩于京城，用一种象征手法，完成对天下的掌控。
　　在王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中，包括京师礼制建筑的大规模建设。他的规划强调了未央宫轴线，这一点很值得注意。王莽的目标在于强化权力，手法是端正礼仪，包括增设都城的礼仪景观。他运用景观语言，而不仅仅是建筑本身的功能，达到意识形态的特定目标。武帝修筑建章宫，其意识形态的目标是打造方士文化的“神臺”，而王莽要的是圣王，礼制建筑是圣王价值的最高体现，京师成为圣王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