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人正在与时间赛跑，以进行一场迟到了三十多年的正义审判
　　
　　11月20日，由联合国和柬埔寨组建的红色高棉特别法庭开庭，此前已有五位前红色高棉领导人被收押候审，并被以反人类罪起诉。尽管首次开审的只是柬版盖世太保、S-21监狱负责人康克由的保释申请，尽管法庭在技术和政治问题上还存在很多争议，但对柬埔寨人而言，这场迟到了三十多年的正义审判实在不能再耽搁了，他们必须与时间赛跑，才赶得上耄耋之年的被审判者们奔往坟墓的速度。
　　三十多年前，红色高棉领导人为了实现其构建的乌托邦式革命理想国，强行将举国民众拉上了战车，硬是在佛教盛行的柬埔寨，通过大屠杀、饥饿和过度劳动等暴力和非暴力的虐民政策，缔造了一个人间炼狱。
　　尽管大屠杀纪念馆和遍布全国的两万多个群体性坟冢是其血债累累的铁证，但是因为红色高棉极其隐秘的施政政策、执政期间国家的闭关锁国以及其寿命的过于短暂，这段血腥的历史没有系统的档案，使后人只能通过难民的陈述、西方记者的采访、学者的调查以及新政府整理公布的资料来还原历史。
　　和人类所有的灭绝运动一样，红色高棉的罪孽也是从冠冕堂皇的社会运动起步的。早在柬埔寨还处在法国殖民统治中时，红色高棉领导人已经在酝酿这场运动了。当时在法国留学的波尔布特结识了乔森潘、谢农和英萨利等人，受反殖民情结和法国左翼思潮驱动，他们开始筹划革命理想。从事无线电专业学习的乔森潘在1959年苦心孤诣出一篇论文声称要用农业集体化社会终结传统的封建主义和阶级结构。
　　
　　1975年红色高棉在成功实践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实现了夺权之后，迅速开始了革命试验。4月17日，革命军进入首都金边后马上推行“反对吃闲饭运动”，军队恐吓市民说美军轰炸在即，市民必须立刻启程到农村避难，三天后方可回家。而如此大规模的迁移事先没有任何物质准备，随后货币和商品买卖被废止，于是金边人随身携带的货币只能充作手纸。有“东方巴黎”美誉的金边一天之内成了空城。实际上这是一个清洗城市的阴谋，也是缔造纯洁的农业社会的开始。在他们的政治构想中，城市是滋生资本主义的罪恶之地，而“金边就是湄公河的妓女”，要构建理想社会，所有国民必须在农村劳作。
　　随后，红色高棉实行与过去一切决裂的政策，不但纪元从元年开始，还废除宗教、医院、学校、法律、货币、邮电通信甚至家庭，连基本的以物易物也被禁止，在农村合作社里，人们的衣食住行甚至家庭生活都被组织安排得“井然有序”。为了实现无产阶级农民对资产阶级市民的专政，红色高棉建立了一套类似南亚种姓制度的社会管理体制，把从城市迁移到农村的市民划为“4月17日人”，是被改造者。而丛林根据地地区的农民被划作“旧人”，是改造者，由后者实施对前者的监督教育。但后者的权利也只是精神上的，在组织的恢恢天网中，他们同样要忍受过度劳作和饥饿的折磨，他们同样对自己所有的一切没有话语权。
　　以飓风般的速度安顿好市民后，红色高棉立刻着手改造旧政府官员、军人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和僧侣，他们认为，这批人是新社会的毒瘤，且不易改造，必须从肉体上予以清除。红色高棉在全国建立了严密的监视网，宣称“革命组织有像菠萝那么多的眼睛”，依靠监视网和军队，进行了大规模清洗，连戴眼镜的人都被当作旧知识分子杀掉。最后全国只剩下不到10个包括医生、技术工人在内的专业人才。1976年，当潜在的敌人先后被以肉体和精神方式改造成功后，波尔布特将目标转向党内，他说“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急需治疗，于是大批党内人员被血腥清洗。为适应波尔布特的定期搜索细菌计划，康克由麾下的“奥斯威辛”S-21监狱在红色高棉执政期间一直高速运转，被抓到这里的人都要被送至杀人场。
　　红色高棉的革命试验换来的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倒退，尤其是以生产大米为基调的农业国建设使物产丰饶的柬埔寨竟然满足不了公众的温饱，饥饿、过度劳作造成了大量百姓的死亡。长期以来，该时期的死亡人数统计一直争议很大，波尔布特临死前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是80万，洪森政府公布的官方数据是70万，而目前估算最高的是200多万，耶鲁大学大屠杀研究项目在对红色高棉执政前后人口统计以及执政前连年内战造成的伤亡和生老病死等因素进行谨慎的研究后，认为死亡人数当在170万左右，占该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
　　制造如此国难的红色高棉领导人却依然在创造庄严的名字掩盖自己的罪恶，波尔布特临终前还认为自己“只是要斗争，不是要杀人，我的良心是清白的。”乔森潘在被捕前还出版了自传，极力为波尔布特等人辩解，声称他们是在寻求社会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