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花花草草、杯杯盏盏，倒是从一个侧面构成了中国真实的二十世纪纪上半截。
　　知堂先生：
　　如今是二零一六年五月六日，四十九年前的今天，您去世了。
　　关于您，我想写的很多，等将来有大块的时间，我满满写个十万字。在您的忌日，涌上心头的如下：
　　第一，您哥哥鲁迅有次接受采访，品评民国杂文，他排的顺序是：周作人、鲁迅，等等。解放后，一切秩序重建，官方文人排序是：鲁、巴、茅、郭、老、曹。您一九四六年五月就已经被国民党政府定为“汉奸”，解放后的文人排序就更和您没什么关系了。我最初看到您哥哥这个排序的时候，还是个激素满溢的毛头小伙儿，觉得您哥哥是为了捧您，故意屈居您后面。您哥哥的文字尖刻、阴郁、执着、豪放、悲慨，真合我当时喜欢阴雨、暴雪、酷日的少年心境。如今，经过了一些山水，我同意他当初的排序。我倾向于相信，二零六七年，您去世百年之后，看您文字的人要明显多于看您哥哥文字的人。
　　第二，在我所知道的文人中，您是最不在乎在自己的文章中大段引用他人文字的人。我自己粗估，几乎能占五分之一。好在您著述五百多万字，除去这引用的一百万字，还有您自己的四百万字。另外，后世的人会因为您而去阅读您引用的一百万字，这些文字很可能因您而流转，仿佛《资治通鉴》中引用的诸子百家。这些诸子百家的专著基本上都无处可寻了，《资治通鉴》硬硬的还在。
　　第三，您的文章里，骂人少、著述多。多数您哥哥骂街的那些杂文，现在看，不知所云，因为无法了解被骂的人怎么回应，也很难分清是非。您写的那些花花草草、杯杯盏盏倒是从一个侧面构成了中国真实的二十世纪上半截，至少是一个有知识、有见识、有趣味的人提示的一个明确的角度。我一直怀疑所有新闻和历史著作的真实性，因为它们和权力离得太近、受写作者的主观影响太大。我更愿意相信文学的真实，它毕竟是一个心灵竭尽心力地对于世界的描述，多看几个、几十个、几百个，这个世界就逐渐丰富和真实了。唐有诗，宋有词，元有曲，明有《金瓶梅》、《肉蒲团》，清有《红楼梦》，民国幸亏有您的杂文、老舍的小说和《围城》，否则真不太容易知道那时候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第四，您读书多，读书真多。您读书还带着个人趣味和观点，不是简单的Google、百度式的知识简单堆积。
　　第五，在文艺青年中，和董桥、木心相比，您似乎是一个非常不讨好的作家。我被多个骨灰级文艺青年问过：“你这么爱周作人，我捏着鼻子看了两个半本，到底哪点好啊？”我也实在是不知道如何简单回答，就像我实在无法和只热爱乾隆工的人讲明白高古玉器和宋元瓷器的好处。
　　第六，您翻译得又好又多。感谢您的翻译，我们现在才可以读到这么好的日文译本和希腊文译本。
　　第七，您和您哥哥后来闹掰了，老死不相往来。具体情况不清楚，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是起因似乎是同住在一处，太多日常的屁事积累到最后不可收拾的程度。在我刚刚有一点儿经济手段之后，我就坚决和我老妈不住一间屋子、不在一个屋檐下、不在一个小区，现在想来，真是英明啊。在您所有的文字里，包括您篇幅最大的《知堂回想录》，您都没涉及您和您哥哥最后的分手，也没涉及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的三年。您不是一个好的小说家，好的小说家是忍不住说这么痛的东西的，尽管说的方式可能很欢乐。
　　第八，我没查到您到底是怎么死的，查到了您死前的一些事实，罗列如下：“1966年5月，‘文革’开始。1966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再给周作人预付稿费。1966年8月2日，周作人被红卫兵查封了家，并遭到皮带、棍子殴打。其后周作人两次写了短文让儿媳交给当地派出所，以求服用安眠药安乐死，无音信。1967年5月6日，去世，82岁。”
　　二零六七年，您过世百年。希望在那一年或者之前，能看到您五百万字的全集出版。如果那年我还能活着，我就订一套，冰一瓶香槟，坐在房子里等快递送书过来，然后阅读。
　　余不一一。
　　冯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