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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生产相对过剩同消费不足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两大部类生产比例失调以及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是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周期性危机的三个主要原因。虽然社会主义消除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周期性危机的根源，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依然存在。经济新常态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了以消费为主要拉动力的經济周期性新阶段，意味着中国经济将逐步迈入以第三产业为主要产业结构特征的经济周期性新阶段，意味着中国经济将进入以创新驱动为主要经济发展动力的经济周期性新阶段。基于此，应着力扩大有效需求，优化经济结构和创新驱动发展。
一、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
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周期专指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生产周期性波动。虽然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正常的经济波动依然存在，与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并不相违背。相反，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对我们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脉络
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分布于《资本论》三卷。其立足于商品经济形态下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以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矛盾对立关系为研究对象来论证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在这理论脉络之下又有四个分支。
第一是经济周期下的资本积累。在资本积累之下，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有机构成呈现出不断提高的态势。资本家为提高自己在市场的竞争力以及出于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必定要更新机器设备以不断改进生产技术来提高企业的个别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来了单位数量的劳动者所推动的生产资料数量的增长，从而导致了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反映在价值构成上即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则直接导致了劳动力的相对过剩，从而使无限扩大的生产和有限的购买力之间矛盾深化，从而引发经济周期性波动。
第二是经济周期下的商品生产所有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所有权实质上已经转换为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其结果则是商品生产所有权同工人劳动的分离。资本积累来源于剩余价值，而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正是来源于商品生产所有权的私人化。在这一产权制度之下，资本家得以占有大量的别人的物化剩余劳动，而工人却不能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这种雇佣劳动私有制决定了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了整体层面的经济矛盾和危机，最终必将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
第三是经济周期下的收入分配。收入分配的不公导致了无产阶级的贫困，恶化了无产阶级的生存状况。“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所以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决定的收入分配不公造成了总体层面的经济矛盾，从而导致经济危机，而危机的爆发又加速了分配不公状况的恶化。
第四是经济周期下的阶级关系。在自由商品经济中，存在着资本家之间、雇佣工人之间以及资本家同雇佣工人之间等多重竞争关系。其中，最主要的竞争是资本家阶级和雇佣工人阶级之间，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以其为主线，马克思为我们揭露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危机。危机的周期性爆发、两大阶级之间利益冲突的加剧其结果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
（二）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内容
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周期专指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生产周期性波动，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但在危机的具体原因上，生产相对过剩同消费不足之间的矛盾、两大部类的比例失调以及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是其中的三个重要具体原因。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着重阐述了生产相对过剩同消费不足之间的矛盾。其指出：“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对此，恩格斯也做过类似的分析：“大工业的巨大的扩张力——气体的膨胀力同它相比简直是儿戏——现在在我们面前表现为不顾任何反作用力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进行扩张的需要。这种反作用力是由大工业产品的消费、销路、市场形成的。但是，市场向广度和深度扩张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规律支配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也就是说，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两类矛盾因素——由于企业追逐利润、改进生产技术、扩大生产规模所带来的有助于生产和市场扩大的因素和由于群众实际购买力的增长赶不上生产的增长所带来的抑制生产和市场扩大的因素。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消费能力被限制在维持劳动力生存的最低界限之内，存在着社会总产品不能销售出去从而转化为再生产所需要的物质和生活资料的风险，即扩大的生产无法被消费吸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是雇佣劳动制，因而存在着资本与劳动的根本对立。为了满足剩余价值最大化以及摆脱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需要，资本主义企业一边不断扩大资本积累、更新固定资产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一边又尽可能地将工人工资压到最低，于是供求失衡、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爆发。
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阐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由于两大部类生产比例失调而导致的经济危机。要想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顺利进行，必须先解决社会总产品的补偿和实现问题，即在一定时期内，两大部类的物质生产部门所生产的产品能够正常交换和周转，这不仅需要两大部类之间产品交换比例的平衡，同时也需要两大部类内部的平衡。无论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哪一方出现问题导致生产交换和消费环节遭到破坏，都会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中断。归根结底，生产资料的生产还是要以消费资料的生产为转移，前者的增长最终要依赖于后者的增长。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中经济体之间联系和依赖的日益加强，经济体之间对资源的需求也更加迫切，但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却掌握在少数资本家手中，因此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正常比例关系常常受到破坏，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还阐述了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积累、生产规模的日益扩大，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生产资料的生产速度逐渐超过消费资料的生产速度，使得资本家越来越多地将资本投入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从而使不变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的比重逐渐增大，可变资本占比逐渐缩小，最终导致劳动力的相对过剩。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会引起固定资本占比的迅速增大，而固定资本的周转速度较之流动资本的周转速度要慢很多，且随着固定资本占比的增大，全部预付资本的周转速度也会整体变慢，从而使平均利润率下降。与此同时，开办新企业所需资本的最低限额提高，中小资本难以独立经营，形成闲置资本，导致资本过剩。生产、劳动力和资本的过剩共同助推了经济危机的爆发。
（三）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必然性
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可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社会主义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却不能归结为其基本矛盾，因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虽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从根本上消灭了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但正常的经济波动依然存在，与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并不相违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只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痕迹就仍然存在，并仍旧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存在形成了多元化利益主体，使得社会生产存在潜在的无政府状态，而利益主体之间矛盾的日益深化在一定程度上破坏着国民经济发展的正常比例关系；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积累规律还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私营企业主的行为，使私营企业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过程中常常带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由此造成的生产过剩也日趋严重。这些要素的存在与冲突使得经济波动不可避免。
实际上，经济周期性波动是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和共同特征，一般来说即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投资过剩引发的消费不足。因为在市场经济下，供求与价格的相互作用总是引起投资的扩张与收缩，进而影响经济增长速率。随着投资的扩张，过快增长的生产在遇到阶段性变化的需求时，容易引发生产相对过剩和商品价格下跌，甚至导致通货紧缩，从而导致总需求结构中固定资产投资膨胀和经济结构性比例失调，即投资生产的快速扩张与资源供给和消费需求的比例失调，在投资扩张遇到资源环境等约束下，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便成为必然。二是产业比例关系失调。在传统产业体系中，第一、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较高且呈现出不断收缩的趋势。长期以第一、第二產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模式以及产业内部结构的不合理会使经济发展出现后劲不足、单位GDP能耗过大、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等问题，从而使经济发展出现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现象，经济增速放缓。三是平均利润率下降。利润率下降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直接结果。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造成了劳动力过剩，使其购买力下降，出现商品过剩；而利润率下降又刺激资本家减少投资，出现资本过剩。受人口红利消失以及投资趋同的影响，资本产出效率会变低，出现产能过剩，从而经济增长速度变慢。然而，经济周期性波动并不完全是坏事，因为一定幅度的波动能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优胜劣汰的作用，淘汰掉素质差的企业，保留并巩固素质硬的企业，实现经济结构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新常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周期波动的必然阶段
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相比，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周期性波动是由非对抗性经济关系引起的，是一种上升性的，没有危机和中断的波浪式发展。建国以来的经济建设实践表明，在社会主义经济经历一个大的发展之后，必须适时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以实现新的平衡的过程。以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视角来分析新常态，是为了认识并驾驭这种正常的经济波动，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新常态下经济将进入以消费为主要拉动力的周期性发展新阶段
以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为参考，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资本家通过革新技术和管理办法，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以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扩大的生产必须配套扩大的消费市场。但是由于消费者购买力的增长赶不上生产的增长，致使扩大再生产中断，出现经济扩张和衰退交替的现象。从1981年到2014年的30多年间，我国的基尼系数以从0.29上升到0.469，超过了国际警戒线0.4的标准，收入差距拉大。在马克思看来，一边是社会总供给的不断扩大，一边是民众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相对不足，一旦总供给严重超出总需求，经济便会出现周期性波动。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曾一度通过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来适应工业化发展前期的客观经济规律，因而保持了长期的高投资率和出口率。固定资本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一直保持着较高的贡献率，但社会需求增速同投资增速的长期不匹配将会引发严重的产能过剩，从而致使企业破产、工人失业等经济的大起大落。同时，投资的过快增长加快了资源和能源的过度消耗，推动了整体物价的上涨，而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将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此外，投资的过快增长还加剧了环境压力，破坏了生态平衡。2008年国际经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国外需求的大幅度减少，使我国的外部需求呈现常态性萎缩。加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贸易壁垒花样百出，受到波及和冲击的国内产业越来越多。然而，近些年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后来居上且潜能巨大。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4年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0.2%、48.5%、1.3%，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拉动分别为3.7、3.6和0.1个百分点；2015年最终消费支出继续成为中国经济主要拉动力，对GDP增长贡献率达66.4%。同时，伴随着人均国民收入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稳步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会进一步增大，最终消费支出水平也将不断提高。因此，中国经济将进入以消费为主要拉动力的周期性发展新阶段。
（二）新常态下经济将迈入以第三产业为主要产业结构特征的周期性发展新阶段 以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为参考，维持两大部类生产的协调，即维持总供需平衡是社会资本再生产的重要条件，必须确保领域部门之间、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之间相协调。否则便有出现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因此，马克思特别强调经济结构（社会需求结构和生产结构）的均衡。
高投入、高耗能、低收益的旧常态使我国产业结构主要位于全球价值链这条“微笑曲线”的底端，而社会资金仍加倍地向煤炭、钢铁、房地产、汽车等行业部门流入，不断强化的投资增长最终使这些行业产能过度扩张，出现产能过剩。虽然中国经济新常态从表面上看是经济增速的换挡，实则是经济结构的新一轮调整。从产业结构上看，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GDP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达至46.1%，2014年这一比重持续攀升至48.2%，2015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高达50.5%，首次突破50%。经济新常态下中国服务业的增加值占比和就业人数超过第二产业有望成为长期趋势。从城乡区域结构上看，2011年底，中国城镇人口占比首次高出农村人口，达至51.27%，截至2015年底，这一比重己达到56.10%，经济新常态下城镇化进程将不断加快，城乡之间生产要素交换同公共资源配置将更趋公平，城乡二元结构也将被逐渐打破，区域发展将更趋平衡。由此观之，经济新常态标志着中国经济将逐步迈入以第三产业为主要产业结构特征的周期性发展新阶段。
（三）新常态下经济将驶入以创新驱动为主要动力源的周期性发展新阶段
以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为参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是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首先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意味着劳动力和资源在社会各区域和生产部门之间的重新分配，产业、区域、供求、分配等结构会发生变化；其次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能够大力推动技术管理的创新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带动经济增长动力发生变化。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固定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的占比也在迅速增大，即投在制造生产资料的部门（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部门）的资本变多，因而平均利润率也就越低。
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链上的重要一环，自然也受世界经济的影响。科技创新力不足、科技与生产结合度不够、企业核心竞争力弱、关键技术受限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和增长空间。想要走出世界经济调整带来的经济危机，必然需要进行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即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投资，而这将带来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动力转变。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是同技术管理创新相结合的，是事物形态在质上的飞跃。中国经济要想平抑周期性波动，实现经济长期稳定的中高速增长，必须以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为契机进行创新，用创新驱动引领新常态。因此，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平均利润率的下降也是下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周期的开始。
三、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路径选择
（一）扩大有效需求，维持经济发展中的供需平衡
针对《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阐述的生产相对过剩同消费不足之间的矛盾，应做到：一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着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现消费潜力的充分释放；二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着力解决老百姓的住房、医疗、养老等问题，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居民收入预期；三要拉动国内消费，激发企业不断改进技术、创新投资领域、开发创新产品和服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扩大消费者的商品选择范围，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品质化、多样化、个性化的物质文化消费需要；四要加强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力度。
（二）优化经济结构，协调部门间的产业比例关系
针对《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阐述的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由于两大部类生产比例失调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应做到：一要积极发现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二要着力优化投资结构，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放宽市场准入，推进落实促进民间资本的各项举措，为调动民间投资积极创造公平的投资环境；三要努力推进科技、体制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創新，要毫不动摇地大力支持新的优势产业，将高铁、核电等继续做大做强，推动中国技术走向世界，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消化先进产能，积极推动产能的全球化转移；四要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打破城乡二元的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五要着力提高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和开放水平。
（三）创新驱动发展，着力提高企业的平均利润率
针对《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阐述的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应做到：一是加大国家在基础设施、数据科学、公共技术等方面的资金投入，助力开发与创新更广泛地结合；二是努力挖掘新的人口红利，加快人才培养、引进，完善管理机制，打造一支集各方人才于一体的高精尖的创新团队，着力打破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机制藩篱，让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三是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推进素质教育、职业教育同技能培训的有机统一，发挥科教兴国战略在培育专业的高技术人才上的优势；四是提高全社会的创新意识，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着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五是加快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一、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
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周期专指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生产周期性波动。虽然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正常的经济波动依然存在，与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并不相违背。相反，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对我们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脉络
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分布于《资本论》三卷。其立足于商品经济形态下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以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矛盾对立关系为研究对象来论证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在这理论脉络之下又有四个分支。
第一是经济周期下的资本积累。在资本积累之下，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有机构成呈现出不断提高的态势。资本家为提高自己在市场的竞争力以及出于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必定要更新机器设备以不断改进生产技术来提高企业的个别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来了单位数量的劳动者所推动的生产资料数量的增长，从而导致了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反映在价值构成上即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则直接导致了劳动力的相对过剩，从而使无限扩大的生产和有限的购买力之间矛盾深化，从而引发经济周期性波动。
第二是经济周期下的商品生产所有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所有权实质上已经转换为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其结果则是商品生产所有权同工人劳动的分离。资本积累来源于剩余价值，而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正是来源于商品生产所有权的私人化。在这一产权制度之下，资本家得以占有大量的别人的物化剩余劳动，而工人却不能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这种雇佣劳动私有制决定了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了整体层面的经济矛盾和危机，最终必将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
第三是经济周期下的收入分配。收入分配的不公导致了无产阶级的贫困，恶化了无产阶级的生存状况。“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所以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决定的收入分配不公造成了总体层面的经济矛盾，从而导致经济危机，而危机的爆发又加速了分配不公状况的恶化。
第四是经济周期下的阶级关系。在自由商品经济中，存在着资本家之间、雇佣工人之间以及资本家同雇佣工人之间等多重竞争关系。其中，最主要的竞争是资本家阶级和雇佣工人阶级之间，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以其为主线，马克思为我们揭露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危机。危机的周期性爆发、两大阶级之间利益冲突的加剧其结果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
（二）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内容
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周期专指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生产周期性波动，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但在危机的具体原因上，生产相对过剩同消费不足之间的矛盾、两大部类的比例失调以及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是其中的三个重要具体原因。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着重阐述了生产相对过剩同消费不足之间的矛盾。其指出：“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对此，恩格斯也做过类似的分析：“大工业的巨大的扩张力——气体的膨胀力同它相比简直是儿戏——现在在我们面前表现为不顾任何反作用力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进行扩张的需要。这种反作用力是由大工业产品的消费、销路、市场形成的。但是，市场向广度和深度扩张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规律支配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也就是说，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两类矛盾因素——由于企业追逐利润、改进生产技术、扩大生产规模所带来的有助于生产和市场扩大的因素和由于群众实际购买力的增长赶不上生产的增长所带来的抑制生产和市场扩大的因素。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消费能力被限制在维持劳动力生存的最低界限之内，存在着社会总产品不能销售出去从而转化为再生产所需要的物质和生活资料的风险，即扩大的生产无法被消费吸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是雇佣劳动制，因而存在着资本与劳动的根本对立。为了满足剩余价值最大化以及摆脱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需要，资本主义企业一边不断扩大资本积累、更新固定资产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一边又尽可能地将工人工资压到最低，于是供求失衡、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爆发。
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阐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由于两大部类生产比例失调而导致的经济危机。要想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顺利进行，必须先解决社会总产品的补偿和实现问题，即在一定时期内，两大部类的物质生产部门所生产的产品能够正常交换和周转，这不仅需要两大部类之间产品交换比例的平衡，同时也需要两大部类内部的平衡。无论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哪一方出现问题导致生产交换和消费环节遭到破坏，都会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中断。归根结底，生产资料的生产还是要以消费资料的生产为转移，前者的增长最终要依赖于后者的增长。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中经济体之间联系和依赖的日益加强，经济体之间对资源的需求也更加迫切，但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却掌握在少数资本家手中，因此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正常比例关系常常受到破坏，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还阐述了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积累、生产规模的日益扩大，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生产资料的生产速度逐渐超过消费资料的生产速度，使得资本家越来越多地将资本投入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从而使不变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的比重逐渐增大，可变资本占比逐渐缩小，最终导致劳动力的相对过剩。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会引起固定资本占比的迅速增大，而固定资本的周转速度较之流动资本的周转速度要慢很多，且随着固定资本占比的增大，全部预付资本的周转速度也会整体变慢，从而使平均利润率下降。与此同时，开办新企业所需资本的最低限额提高，中小资本难以独立经营，形成闲置资本，导致资本过剩。生产、劳动力和资本的过剩共同助推了经济危机的爆发。
（三）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必然性
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可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社会主义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却不能归结为其基本矛盾，因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虽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从根本上消灭了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但正常的经济波动依然存在，与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并不相违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只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痕迹就仍然存在，并仍旧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存在形成了多元化利益主体，使得社会生产存在潜在的无政府状态，而利益主体之间矛盾的日益深化在一定程度上破坏着国民经济发展的正常比例关系；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积累规律还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私营企业主的行为，使私营企业在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过程中常常带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由此造成的生产过剩也日趋严重。这些要素的存在与冲突使得经济波动不可避免。
实际上，经济周期性波动是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和共同特征，一般来说即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投资过剩引发的消费不足。因为在市场经济下，供求与价格的相互作用总是引起投资的扩张与收缩，进而影响经济增长速率。随着投资的扩张，过快增长的生产在遇到阶段性变化的需求时，容易引发生产相对过剩和商品价格下跌，甚至导致通货紧缩，从而导致总需求结构中固定资产投资膨胀和经济结构性比例失调，即投资生产的快速扩张与资源供给和消费需求的比例失调，在投资扩张遇到资源环境等约束下，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便成为必然。二是产业比例关系失调。在传统产业体系中，第一、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较高且呈现出不断收缩的趋势。长期以第一、第二產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模式以及产业内部结构的不合理会使经济发展出现后劲不足、单位GDP能耗过大、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等问题，从而使经济发展出现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现象，经济增速放缓。三是平均利润率下降。利润率下降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直接结果。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造成了劳动力过剩，使其购买力下降，出现商品过剩；而利润率下降又刺激资本家减少投资，出现资本过剩。受人口红利消失以及投资趋同的影响，资本产出效率会变低，出现产能过剩，从而经济增长速度变慢。然而，经济周期性波动并不完全是坏事，因为一定幅度的波动能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优胜劣汰的作用，淘汰掉素质差的企业，保留并巩固素质硬的企业，实现经济结构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新常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周期波动的必然阶段
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相比，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周期性波动是由非对抗性经济关系引起的，是一种上升性的，没有危机和中断的波浪式发展。建国以来的经济建设实践表明，在社会主义经济经历一个大的发展之后，必须适时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以实现新的平衡的过程。以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视角来分析新常态，是为了认识并驾驭这种正常的经济波动，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新常态下经济将进入以消费为主要拉动力的周期性发展新阶段
以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为参考，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资本家通过革新技术和管理办法，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以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扩大的生产必须配套扩大的消费市场。但是由于消费者购买力的增长赶不上生产的增长，致使扩大再生产中断，出现经济扩张和衰退交替的现象。从1981年到2014年的30多年间，我国的基尼系数以从0.29上升到0.469，超过了国际警戒线0.4的标准，收入差距拉大。在马克思看来，一边是社会总供给的不断扩大，一边是民众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相对不足，一旦总供给严重超出总需求，经济便会出现周期性波动。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曾一度通过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来适应工业化发展前期的客观经济规律，因而保持了长期的高投资率和出口率。固定资本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一直保持着较高的贡献率，但社会需求增速同投资增速的长期不匹配将会引发严重的产能过剩，从而致使企业破产、工人失业等经济的大起大落。同时，投资的过快增长加快了资源和能源的过度消耗，推动了整体物价的上涨，而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将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此外，投资的过快增长还加剧了环境压力，破坏了生态平衡。2008年国际经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国外需求的大幅度减少，使我国的外部需求呈现常态性萎缩。加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贸易壁垒花样百出，受到波及和冲击的国内产业越来越多。然而，近些年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后来居上且潜能巨大。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4年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0.2%、48.5%、1.3%，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拉动分别为3.7、3.6和0.1个百分点；2015年最终消费支出继续成为中国经济主要拉动力，对GDP增长贡献率达66.4%。同时，伴随着人均国民收入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稳步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会进一步增大，最终消费支出水平也将不断提高。因此，中国经济将进入以消费为主要拉动力的周期性发展新阶段。
（二）新常态下经济将迈入以第三产业为主要产业结构特征的周期性发展新阶段 以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为参考，维持两大部类生产的协调，即维持总供需平衡是社会资本再生产的重要条件，必须确保领域部门之间、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之间相协调。否则便有出现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因此，马克思特别强调经济结构（社会需求结构和生产结构）的均衡。
高投入、高耗能、低收益的旧常态使我国产业结构主要位于全球价值链这条“微笑曲线”的底端，而社会资金仍加倍地向煤炭、钢铁、房地产、汽车等行业部门流入，不断强化的投资增长最终使这些行业产能过度扩张，出现产能过剩。虽然中国经济新常态从表面上看是经济增速的换挡，实则是经济结构的新一轮调整。从产业结构上看，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GDP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达至46.1%，2014年这一比重持续攀升至48.2%，2015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高达50.5%，首次突破50%。经济新常态下中国服务业的增加值占比和就业人数超过第二产业有望成为长期趋势。从城乡区域结构上看，2011年底，中国城镇人口占比首次高出农村人口，达至51.27%，截至2015年底，这一比重己达到56.10%，经济新常态下城镇化进程将不断加快，城乡之间生产要素交换同公共资源配置将更趋公平，城乡二元结构也将被逐渐打破，区域发展将更趋平衡。由此观之，经济新常态标志着中国经济将逐步迈入以第三产业为主要产业结构特征的周期性发展新阶段。
（三）新常态下经济将驶入以创新驱动为主要动力源的周期性发展新阶段
以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为参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是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首先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意味着劳动力和资源在社会各区域和生产部门之间的重新分配，产业、区域、供求、分配等结构会发生变化；其次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能够大力推动技术管理的创新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带动经济增长动力发生变化。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固定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的占比也在迅速增大，即投在制造生产资料的部门（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部门）的资本变多，因而平均利润率也就越低。
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链上的重要一环，自然也受世界经济的影响。科技创新力不足、科技与生产结合度不够、企业核心竞争力弱、关键技术受限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和增长空间。想要走出世界经济调整带来的经济危机，必然需要进行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即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投资，而这将带来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动力转变。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是同技术管理创新相结合的，是事物形态在质上的飞跃。中国经济要想平抑周期性波动，实现经济长期稳定的中高速增长，必须以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为契机进行创新，用创新驱动引领新常态。因此，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平均利润率的下降也是下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周期的开始。
三、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路径选择
（一）扩大有效需求，维持经济发展中的供需平衡
针对《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阐述的生产相对过剩同消费不足之间的矛盾，应做到：一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着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现消费潜力的充分释放；二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着力解决老百姓的住房、医疗、养老等问题，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居民收入预期；三要拉动国内消费，激发企业不断改进技术、创新投资领域、开发创新产品和服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扩大消费者的商品选择范围，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品质化、多样化、个性化的物质文化消费需要；四要加强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力度。
（二）优化经济结构，协调部门间的产业比例关系
针对《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阐述的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由于两大部类生产比例失调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应做到：一要积极发现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二要着力优化投资结构，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放宽市场准入，推进落实促进民间资本的各项举措，为调动民间投资积极创造公平的投资环境；三要努力推进科技、体制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創新，要毫不动摇地大力支持新的优势产业，将高铁、核电等继续做大做强，推动中国技术走向世界，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消化先进产能，积极推动产能的全球化转移；四要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打破城乡二元的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五要着力提高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和开放水平。
（三）创新驱动发展，着力提高企业的平均利润率
针对《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阐述的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应做到：一是加大国家在基础设施、数据科学、公共技术等方面的资金投入，助力开发与创新更广泛地结合；二是努力挖掘新的人口红利，加快人才培养、引进，完善管理机制，打造一支集各方人才于一体的高精尖的创新团队，着力打破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机制藩篱，让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三是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推进素质教育、职业教育同技能培训的有机统一，发挥科教兴国战略在培育专业的高技术人才上的优势；四是提高全社会的创新意识，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着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五是加快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