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讲清楚今天介绍的这本书之前，我们该把视界稍微放宽。
　　举个例子，在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是什么让陌上青青变成高速公路，是什么让草棚茅屋变成摩天大楼，又是什么让驴骡马车变成四只轮子的钢铁走兽呢？当然这是一个渐进过程，如果一定要追根溯源的话，变化开始自1863年的一次谈话。《清史稿》里记载，第一个在耶鲁大学获得学士学位的中国学生容闳几度救国无门，失望之余朋友力劝他去拜访一下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说这个人真不一样，你要是看了不满意再回美国也行。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并不了解什么耶鲁，耶鲁大学的学士在他们眼里跟个江湖术士没什么差别。容闳到了安庆，没想到曾国藩一屁股坐到他对面，张口就问：你准备怎么救国？容闳说救国首先要有工厂，工厂首先需要母机。曾国藩一听就糊涂了，什么“母鸡”？容闳接着解释，大帅，母机不是用来下蛋的，而是“能够生产机械的机器”。哪里可以找到呢？容闳说可以去美国购买，需要纹银6万两。曾国藩当即拍板让账房支出6.8万两，委托容闳进行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次大规模“海外代购”。
　　可以想象身边观者对于曾国藩“不知所谓”的举动该有多么不解。当时曾国藩正在带领湘军与太平天国交战，这笔巨款当属军费。好在湘军快打赢了，没什么人敢反对如日中天的湘军主帅。容闳拿到钱后却立即“失踪”，两年时间音信全无。
　　原来，容闳回到美国适逢南北战争，万事难办举步维艰。清美之间当时连外交关系都没有，距离电报广泛应用于通讯也还有半个多世纪，美国的消息传到太平洋彼岸用的是轮船的速度。不管怎样，容闳两年后带着从底特律采购回来的100具母机回国了。李鸿章、曾国藩通力运作，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化的工厂：江南制造局。我们今天使用的一针一线，一个螺丝一把剪刀，所有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可以说都发轫于江南制造局。
　　这个例子想说明什么呢？首先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是多么不容易，除了思潮激荡战争使生灵涂炭，是做实业的人真正改变了中国，不能因为他们忙得没有时间书写历史而被我们遗忘。其实是在他们做事情的基础上，我们才有了接受现代文明发展成果的机会，才有了思想的点滴变化，进而才能谈谈理想和各种主义。其次，西方文明用“母机”向我们直观展示，走到哪里算哪里的混沌思维是多么要不得，有步骤有逻辑有计划的解决问题才是正道。
　　那么在个人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个人思想发展的过程），有没有一种“能够生产机械的机器”呢？我认为是有的。这方面我一直主张“思维大树”的模型。简单说来，我们每个人的思想体系都能被看成一棵树。我们降临尘世的时候它是一棵孱弱树苗，通过不断的浇灌培养修剪嫁接，终至参天大树。当然每个人的大树自有分别，郭敬明的似倔强桃花，韩寒的像自由白杨，德国哲学家们心中一棵棵是不甚美观却千年不死的胡杨，爱伦·坡、阿加莎·克里斯蒂、史蒂芬·金有鬼树怪树，所以奇景可观。光棍流氓也有树，不过大多疤癞遍布枝桠斜出，精神世界也就弱小到可怜了。
　　这棵树是分主干和枝叶的，我们普通人无法自发生长，一般要借力成长，对于中学生朋友们来说，心中的还只是未成年的小树，抓到机会都好借力成长。长大后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大部分人可能会想成为社会精英。那就一定要看史蒂芬柯维的《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这是精英群体思维之树主干的主干，根基的根基（终于说到本尊了，容我长吁一口气）。
　　既然是根基主干，《七个习惯》讲的实际上是一种人生态度。我记得看过国内的一个电视节目，几位大学生应聘当企业家的秘书。在回答“如何给工作繁忙的总裁安排时间”这个问题的时候，一位女大学生侃侃而谈：我会将他的待办事务划分成重要而紧迫（如处理企业危机）、重要而不紧迫（如制定发展计划）、不重要而紧迫（开各种会）、不重要而不紧迫（喝咖啡消磨时间）四大类，重点在于最优先处理的不是第一类“最重要最紧迫”，而是第二类“重要而不紧迫”。这个答案很棒，因为它属于一字不差赤裸裸的抄袭有没有，节选自《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习惯三——要事第一。
　　对于中学生朋友来说，四类事件可以这样划分：准备考试——既重要又紧迫；制定学习计划，包括安排时间读课外书——重要而不紧迫；完成某些作业——不重要而紧迫；打球打游戏打牌——不重要又不紧迫。老去做不重要又不紧迫事情的人，他们的成绩已经有目共睹了。我们忽略的是，习惯于处理既重要又紧迫事件的学生，通常也不是好学生（不管指成绩还是个人全面发展）。正确的方法是把真正重要而往往不紧迫的事情（制定计划、分析个人擅长和不擅长的学科并找到改进的方式、读对人生真正有益的书籍）优先处理，养成习惯以后，碰到紧迫的危机（临时考试）或者难题，才能迎刃而解。
　　难能可贵的是，《七个习惯》不仅这样教你做事，而且倡导理性为人。在作者史蒂芬柯维的划分下，“陪伴家人”属于最该做的“重要而不紧迫”事务之一，因为如此精英们才能拥有一个幸福家庭，成为情感的最坚强支柱，否则耀眼成功也难免坍塌。读懂了这一点，我们在观察国外优秀职业经理人的时候就能明白他们为什么常常放下一切工作去度假。随着欧美企业文化的渗透，国内精英也渐渐把这种方式视为理所当然了。
　　《七个习惯》总体上是倡导一个人从“依赖期”经过“独立期”向“互赖期”转变。何为“依赖期”呢？小时候遵循父母和老师指令行事的孩子无疑处在依赖期。这个依赖期可长可短，有些人中学阶段走完了，有些人长达一辈子。热恋时依赖恋人、成家后依赖另一半、工作时依赖团队的领导、老了依赖子女的照顾。没有主见、不能独立完成工作、精神和身体莫名其妙的脆弱，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对他人意味着什么，内心贫困可悲。在青春期阶段（我们国家或许延宕到大学毕业以后的几年），大部分人突破了依赖期，这个时候你就不用回答“你学习是为老师学的吗”或者“你工作是为父母工作吗”之类的无聊问题，目标明确地奔着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种人而去。不过，《七个习惯》告诉我们，进入“独立期”远远不够，我们还要跟那些依赖期阶段努力摆脱过的父母、老师、同学、同事、伴侣再次合作，在各自拥有独立人格的前提下互相成就。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这时候你不再把同学的作业本拿来一抄了事，而是各自做完再互换互评，找到对方不易发现的不足，分析加提醒后共同前进。尽管少见，但是你的同学们中间存在已经走到“互赖期”的优秀分子，我说的对吗？赶紧和他们交朋友，培养一个终生伙伴。
　　《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在全球以32种语言发行超过1亿册，仅凭这本书就给作者带来几亿美元的收入。此外，他还有《幸福家庭的七个习惯》、《高效能人士的第八个习惯》等一系列改变地球人命运的书籍。列举这些不是用金钱或名誉来衡量科维的人生，而是证明他亦是一名因《七个习惯》这本书谈到的思维方式而获得成功的高效能人士。更何况史蒂芬柯维的家庭生活也相当完美，作为一个有9个子女和52个子孙的父亲兼祖父，他终身保留一个习惯：每周有一个不被干扰的工作日的夜晚与家人聚会。
　　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曾国藩，研究这些中国自产“高效能人士”的行为方式十分有趣。你会发现他治军后遵循的做事法则与《七个习惯》殊途同归。消灭太平军无疑属于“重要又紧迫”的任务，根据“要事第一”的原则，曾国藩反而优先处理了“重要而不紧迫”的购买母机事务。天国覆灭后，容闳也适时归来，洋务救国得以有条不紊地开展。假想曾国藩把容闳晾在一边，待到制造局开工再急寻人才和器械，他或许劳心劳力忧国忧民，制造局却一定碌碌无为。这样的曾国藩还能被历史定义为晚清最重要的“能臣”吗？
　　多数时候我向大家荐书，不建议马上去读，这本《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当属例外，明显属于“重要而不紧迫”的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