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莺莺传》到《西厢记》，张生和崔莺莺的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崔张二人的形象新创和爱情模式书写，寄托了以王实甫为代表的元代文人的婚恋理想，这种理想与元代的社会现状密切相关。
　　从唐元稹《莺莺传》开始，《西厢记》的爱情故事就广为流传，先后被宋赵令畤、金董解元等人改编。到了元代，王实甫将其改编为《西厢记》，它成为元杂剧的集大成者、典范之作，被明代文学家王世贞誉为北曲压卷之作。文学作品映照现实的审美倾向和作家的价值认同，《西厢记》爱情故事的书写蕴藏作者本身的审美理想。
　　一、《西厢记》男女主人公形象新创
　　（一）崔莺莺形象新创
　　元稹《莺莺传》的莺莺是一个性格内敛、气质忧郁的悲剧人物。她美丽且有才气，却始终遵守“女子无才便是德”，从未显露才情。她以色事人，是只供欣赏的“尤物”。张生追求功名，对她始乱终弃，她也没有丝毫怨恨，“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她没有对命运做出丝毫反抗，默认了自己在男权社会的附属地位，恭谨地接受男人給她的一切安排。
　　《西厢记》里崔莺莺则完全不同，她敢于对命运做出反叛。作者有意安排了这样一个背景：寺院和丧期。传统观念里，寺庙是禁绝情欲的地方，加之父亲丧期，布置了一个极严肃的大背景。然而在这种背景之下，一场轰轰烈烈有违礼法的爱情正在酝酿。再加上崔莺莺刚出场的身份是郑恒未婚妻，两种尖锐的对峙加深了她的反叛。
　　普救寺初遇，崔莺莺在离开时做了一个极有深意的科范：“旦回顾觑末下。”儒家讲究“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对一个陌生男子做这个动作很有挑逗意味。张生领略到这一点，他对崔莺莺的追求很大程度地受到此动作的鼓励。第二折他唱道：“小姐呵，你不合临去也回头望。待飏下教人怎飏？”
　　前期，崔莺莺对张生的追求表现为“言假行真”。她给张生递了信笺，待张生翻墙跃入西厢，又当面怒斥张生，如此反复，让张生饱尝相思之苦。再月下吟诗、传书寄简，使张生对她的爱由最初的慕色升华为精神的相恋。与张生相恋后，她并没有沉浸在爱情中迷失自我，她有清醒的认识：“妾千金之躯，一旦弃之。此身皆托于足下，勿以他日见弃，使妾有白头之叹。”在父权统治之下，身为女子，她是弱势，但她仍对爱情、对张生寄予希望。在崔张爱情曝光后，她勇敢地站出来，与张生一起捍卫爱情。
　　（二）张生形象新创
　　元稹《莺莺传》的张生代表了中唐士人向儒家传统观念的回归。唐代科举制为文人开启致仕之路，士人把科举功名看得较重。中唐经历安史之乱后，士人们开始思考如何使国家恢复到盛唐的繁荣局面，故而回归传统儒家观念，希冀找到一条出路。《论语·季氏》有“君子三戒”，第一便是“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张生抛弃莺莺之后，发表一番言论：“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此女子尤物论得到张生朋友的肯定。他们凑在一起把这个典型案例放在掌心掰扯赏玩，惊叹讶异之余，对张生的“忍情”行为佩服不已，他们异口同声地称许张生为“善补过者”。
　　王实甫一改张生形象，将其塑造成一个爱情至上的“志诚种”。初见莺莺，他反应天真，后又拦住红娘，自报家门。他总幻想着“去卧房内和莺莺做亲……解带脱衣，颠鸾倒凤，同谐鱼水之欢，共效于飞之愿。”他毫不隐藏本性欲望，说得大胆、直接。他打趣法本、调戏红娘，近乎痞气，却不会使人厌恶，乃真性情之表现。他是表里如一的赤子，保存了人性最真实的部分。王实甫笔下的张生打破传统负心汉模式，突破人性弱点，完好地保存了一份赤子之心。他不渴望仕途，但当老夫人说“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时，便坚决去参加应试，一举中第后，没有留恋“异乡花草”，始终认为莺莺是世间无二之人。他跪莺莺，跪红娘，还想着给红娘自由，“若共他多情的小姐同鸳帐，怎舍得他叠被铺床！我将小姐央，夫人央，他不令许放，我亲自写与从良”。他把女性放在与他平等甚至高于自己的地位上。
　　二、元代文人的婚恋理想
　　（一）理想的女性和男性
　　《西厢记》中崔莺莺的重塑反映了以王实甫为代表的元代文人理想的女性形象。相比于失去自我意识的传统女性，文人们更钟情于为自己而活的新女性。她们勇于追求爱情，敢与封建礼教对抗，勇敢机智，不再是供男性欣赏的配饰，而是与男性平等的知己。
　　张生也是元代文人理想的男性代表。他是痴情的赤子，又满腹才华，不考则已，一考即中。金榜题名又抱得美人归，可谓实现了最大的人生价值。而且崔莺莺是相国千金，两人的身份地位都很高，张生娶得如此美娇娘，基本实现了一个正常男性对婚姻事业的最大幻想。
　　（二）遵从爱欲、情意相通的爱情
　　《西厢记》中崔、张的爱情发自本能的两性吸引。张生对崔莺莺从一开始便有原始欲望。供斋道场时，他向神明祷告：“早成就了幽期密约！”而崔莺莺又在某一天半夜忽然出现在张生的房间，全然不顾封建礼教约束，遵从情感毅然与张成合欢之好，这是对封建礼教的反叛和对人欲的回归。
　　崔张的爱情是情意相通的平等爱情。老妇人赖婚后，张生月下鼓琴，崔莺莺听到琴声便是“芳心自懂”“断肠悲痛”。他们传书寄简，以诗歌传达感情，崔莺莺的诗得到张生欣赏，张生的诗也得崔莺莺爱恋。中第之后，崔莺莺给张生写信，又寄“瑶琴一张、玉簪一枚、斑管一枚、裹肚一条、汗衫一领、袜儿一双”。张读罢唱道：“这的堪为字史，当为款识。有柳骨颜筋，张旭张颠，羲之献之。此一时，彼一时，佳人才思，俺莺莺世间无二。”可见，张生对崔莺莺的喜爱，不只是慕色，而是在情趣才智上达成一致。
　　《西厢记》首次从正面明确提出以“有情”作为婚姻基础。“有情人终成了眷属”的大团圆结局，体现了王实甫以爱情为基础的新型婚姻观，寄托了元代文人对理想爱情的追求。他们打破传统婚恋以男性为主导的局面，大胆地鼓励女性在爱情中的自由，喜欢大胆有才情的女性，渴望情投意合的爱情。《西厢记》所歌颂的是完全由当事人自己选择的爱情婚姻，而且是在否定包办婚姻基础上的选择，其胆识、魄力非他剧可比。 　　三、元代文人婚恋理想的成因
　　元朝是由北方蒙古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实现了南北统一的少数民族政权。这一时期出现一些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现象，这种特殊的社会背景造成了文人特殊的心态和观念。
　　（一）草原文化的冲击
　　元代蒙古族统治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朴野、劲直的文化冲击并重创了汉族农耕文化。儒家传统要求三从四德，尤其到宋代，极其强调女性贞洁，对女性造成极大束缚。而蒙古族的婚姻习俗却是相当开放，抢婚、收继婚等都存在，女性的自我意识相对较强，汉族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因此动摇，女性的自我意識开始加强，她们敢于对抗传统封建礼教，追求爱情的自由。
　　汉人崇拜君权、父权、夫权，遵守三纲五常、忠孝节义，而蒙古人则不同，他们无朝仪、无礼乐、无正式教育，至元世祖时还有“凡遇称贺，则臣庶皆集帐前，无有尊卑、贵贱之辨，执法官厌其喧杂，挥杖击逐之，去而得来者数次……”传统的尊卑观念受到瓦解，文人的男权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淡化。
　　（二）科举废除使文人生活困顿
　　元代一度停废科举取士，仁宗延祐二年才正式实施科举，只实行了二十余年，到顺帝至元元年，朝廷汉蒙代表对于科举制度的实行便又开始发生争议。《元史·列传第三十三》记载：“近臣博迪等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要求“以蒙变夏”；而汉地儒士文人则陷入了“天纲绝、地轴折、人理灭”的悲观境地。“重武轻文、马上征世”的行国价值观与“偃武修文、化民成俗”居国价值观一时难觅到相合之处。
　　“仕进有多岐，铨衡无定制”“贡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元史·选举志》）文人丧失优势，成为社会底层人物，他们赖以为目标的进仕之路闭塞，生活处于极度困顿的状态。为谋生计，他们流连于歌楼乐坊，与下层歌伎交往。同样处于弱势地位，他们更深切地理解这些女性，认识到这些女性的可贵之处，和她们在心理上形成认同，精神上逐步贴近。元杂剧中有相当一部分描写文人与妓女的婚姻爱情，这些爱情突破了以往的肉体之恋，成为精神的恋爱。
　　（三）民族歧视造成的心理压抑
　　《叠山集·送方伯载归三山序》记载：“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元代统治者将人分为四个等级：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汉人的地位低下，在整个社会备受歧视，加之科举无路，文人的优越感荡然无存，造成极大的心理压抑，唯有回归爱情，方可寻得一丝安慰。
　　（四）以男女爱情寄托政治渴望
　　儒家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屈原的“香草美人”首开以弃妇喻逐臣之传统，此后中国文学一直有以男女婚姻喻君臣关系的传统。元代社会现状使得文人根本没有在朝为官的机会，他们满腔的政治热情无法实现。于是，他们在爱情的书写中寄予对政治的期许，突破桎梏和约束的爱情，表达着他们对理想君主的渴望。
　　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西厢记》故事情节在之后的元杂剧创作中被广泛应用，很多作者选取相近的情节结构模式，这与他们共同、深层的心理结构中的矛盾、痛苦、渴望分不开。黑格尔说过，每一个时代的艺术都表达着这一时代的精神，都是这一时代历史理性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西厢记》作品塑造的人物形象寄托了元代文人的理想，它表达的爱情观是元代文人所渴望和追求的理想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