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父亲胡蛮与张仃先生在延安时期就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又都在美术界工作,依旧彼此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在父亲厚厚一摞日记本中,有多处文字记录了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上的往来情况。张仃先生去世后,我翻看了父亲的部分日记,在字里行间,仿佛又看到了父辈那一代人的身影,看到了他们为开拓新中国美术事业而付出的不懈努力。从父亲的日记里,我找到几段关于张仃先生参与两件大事的记录,兹摘录如下,对于研究张仃先生的生平与创作,或许有些参考价值。
一件就是关于成立中国画院的事。据胡蛮1956年岁末的日记记载:
11月8日:晚上,到文化部开会七时开始,钱俊瑞同志宣布今天北京中国民族画院筹委会成立。先聚餐。饭后,由文化部教育司李司长(长路同志)宣布开会,首先由钱部长讲话,说明中央对国画和遗产是重视的。过去文化部对美术领导重视不够,对中国画遗产重视不够,今后将在画院发展创作(各种风格)、研究(研究画论可与画家合作)和教育工作。筹委会委员为叶恭绰(主任)、崔子范(副主任兼秘书长)。委员为于非闇、陈丰丁、叶浅予、徐燕荪、王雪涛、启功、陈缘督、秦仲文、胡佩衡、朱丹、蔡若虹、张仃、陈叔亮和我等。筹备处地点在雨儿胡同十六号(齐白石先生已搬出)。后,由叶、于、陈和仃等谈了一些意见。十一时散。
这则日记,传递出这样的信息:文化部领导检讨对国画遗产重视不够,决定立即成立国画院,名称是中国民族画院,这是新中国第一所中央级民族绘画艺术机构。
我曾听父亲说过,当时著名国画大师陈本丁等四位画家专门向周总理反应情况,对解放后他们的创作和生活状况表示不满意。由此来看,这可能就是成立中国画院的动因。周总理一定十分重视老画家们的意见,文化部才在晚上召集会议并很快确定了筹建画院的三项任务(推动国画创作,加强画论研究,开展国画教育),成立了有多位著名画家组成的筹备委员会,办公地点设在齐白石旧居。对老画家们的意见,国家职能部门反应之快,效率之高,可见重视程度之高了。
案:张仃先生是筹备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之一。据胡蛮1957年日记载:“1月4日:下午到文化部开画院筹委会党组会,讨论院长、副院长人选问题。参加者:我和朱丹、蔡若虹、张仃、邵宁、崔子范、李长路同志(在教育司司长室)。方秀桐记录。并对作品出路价格问题提出由中央统一解决。”“3月5日:上午,到文化部参加国画院和国画界问题讨论。……(部内负责同志和部外张仃、王曼硕和我,若虹因事请假。)……”。
据此可知,这个筹备机构的负责人由文化部李长路司长和胡蛮、张仃、王曼硕组成,胡、张、王不是部里的人员。
筹委会的工作不只是决定人事安排,而是非常细琐具体的事务,例如,创作的专业化问题、创作经费的筹集、处理好创作与行政工作的关系,绘画产品的定价以及出路等等,这些在胡蛮日记均有所披露。需要说明的是,他们几位主要负责人,在画院正式成立后,都没有进入领导班子,他们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
另一件事就是张仃先生参与并领导首都北京十大建筑的设计。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在北京兴建了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等十所各具风格的建筑物,十大建筑充满现代气息,给古都北京增添了新的文化色彩,代表着年轻的共和国勇往直前的青春朝气,深受首都人民和全国人民赞赏。
胡蛮日记载:
(1959年)3月10日:看张仃写的《党的总路线和教育方针的胜利》(中央工艺美院师生参加首都十大建筑工程的一些体会),文章指出,在1958年底,组织了七十五名师生,作为基本队伍,开赴工地工作。……根据工作需要,由室内装饰、壁画、陶瓷、织染等不同专业师生分别参加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民族宫、迎宾馆等建筑的美术设计工作。
执行了党对工艺美术设计方面所指出的:实用、经济、美观(三个)原则。首先考虑政治效果,个人风格必须统一于整体风格之中,必须统一于时代风格与共产主义风格之中。
他们研究了古代优秀图案的法则和规律,加以发挥发展,努力创造新的形式。把现代生活中的新内容新题材,组成各式各样的工艺图案(如把钢、粮、棉、煤等组成新四宝)。在建筑装饰方面得到国内国际的好评。在陶瓷设计方面,超过了1954年建国瓷的水平。织物设计和生产单位技术革新相结合,也超过了当前的产品水平,并创造了不少新品种。
根据张仃意见,工艺美术将有大发展。
首都十大建筑倾注了张仃先生的心血,当年独领风骚,成为共和国的建筑经典,至今仍散发着永久的魅力。
这十大建筑,除华侨大厦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拆除,其余九大建筑中,有七个就在神州第一街——长安街上: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电报大楼、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广播大厦、军事博物馆。
五十多年过去了,和长安街上陆续涌现出的林林总总、千姿百态的建筑物相比,它们风采依旧,毫不逊色。正是因为当初在实施工程时贯彻了“实用、经济、美观”的原则,体现了个人风格与整体风格的统一美学标准,它们才显得那么高贵、典雅、大气,体现着大国的尊严,成为一座座凝固的纪念碑,永远铭刻下人民共和国艰苦奋斗的光荣岁月。它们和今天的那些“新”、“奇”、“怪”的所谓个性化建筑(如,被人讥讽为大裤衩的央视新楼和鸟蛋的国家大剧院),有着天壤之别,无论就其外观和内涵来说,都不可同日而语。没有大师的时代是可悲的。
我父亲去世二十四年后,张仃先生也离开了我们。他的离去,让我再一次沉浸在对那些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奠基者们的深深怀念之中。父亲生前曾多次带我出席美术家们的活动,我也得以有幸多次见到张仃先生,先生与众不同的衣着穿戴,还有他与同辈同行们侃侃而谈时激烈的言辞,留给我很深的印象,至今难忘。
一件就是关于成立中国画院的事。据胡蛮1956年岁末的日记记载:
11月8日:晚上,到文化部开会七时开始,钱俊瑞同志宣布今天北京中国民族画院筹委会成立。先聚餐。饭后,由文化部教育司李司长(长路同志)宣布开会,首先由钱部长讲话,说明中央对国画和遗产是重视的。过去文化部对美术领导重视不够,对中国画遗产重视不够,今后将在画院发展创作(各种风格)、研究(研究画论可与画家合作)和教育工作。筹委会委员为叶恭绰(主任)、崔子范(副主任兼秘书长)。委员为于非闇、陈丰丁、叶浅予、徐燕荪、王雪涛、启功、陈缘督、秦仲文、胡佩衡、朱丹、蔡若虹、张仃、陈叔亮和我等。筹备处地点在雨儿胡同十六号(齐白石先生已搬出)。后,由叶、于、陈和仃等谈了一些意见。十一时散。
这则日记,传递出这样的信息:文化部领导检讨对国画遗产重视不够,决定立即成立国画院,名称是中国民族画院,这是新中国第一所中央级民族绘画艺术机构。
我曾听父亲说过,当时著名国画大师陈本丁等四位画家专门向周总理反应情况,对解放后他们的创作和生活状况表示不满意。由此来看,这可能就是成立中国画院的动因。周总理一定十分重视老画家们的意见,文化部才在晚上召集会议并很快确定了筹建画院的三项任务(推动国画创作,加强画论研究,开展国画教育),成立了有多位著名画家组成的筹备委员会,办公地点设在齐白石旧居。对老画家们的意见,国家职能部门反应之快,效率之高,可见重视程度之高了。
案:张仃先生是筹备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之一。据胡蛮1957年日记载:“1月4日:下午到文化部开画院筹委会党组会,讨论院长、副院长人选问题。参加者:我和朱丹、蔡若虹、张仃、邵宁、崔子范、李长路同志(在教育司司长室)。方秀桐记录。并对作品出路价格问题提出由中央统一解决。”“3月5日:上午,到文化部参加国画院和国画界问题讨论。……(部内负责同志和部外张仃、王曼硕和我,若虹因事请假。)……”。
据此可知,这个筹备机构的负责人由文化部李长路司长和胡蛮、张仃、王曼硕组成,胡、张、王不是部里的人员。
筹委会的工作不只是决定人事安排,而是非常细琐具体的事务,例如,创作的专业化问题、创作经费的筹集、处理好创作与行政工作的关系,绘画产品的定价以及出路等等,这些在胡蛮日记均有所披露。需要说明的是,他们几位主要负责人,在画院正式成立后,都没有进入领导班子,他们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
另一件事就是张仃先生参与并领导首都北京十大建筑的设计。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在北京兴建了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等十所各具风格的建筑物,十大建筑充满现代气息,给古都北京增添了新的文化色彩,代表着年轻的共和国勇往直前的青春朝气,深受首都人民和全国人民赞赏。
胡蛮日记载:
(1959年)3月10日:看张仃写的《党的总路线和教育方针的胜利》(中央工艺美院师生参加首都十大建筑工程的一些体会),文章指出,在1958年底,组织了七十五名师生,作为基本队伍,开赴工地工作。……根据工作需要,由室内装饰、壁画、陶瓷、织染等不同专业师生分别参加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民族宫、迎宾馆等建筑的美术设计工作。
执行了党对工艺美术设计方面所指出的:实用、经济、美观(三个)原则。首先考虑政治效果,个人风格必须统一于整体风格之中,必须统一于时代风格与共产主义风格之中。
他们研究了古代优秀图案的法则和规律,加以发挥发展,努力创造新的形式。把现代生活中的新内容新题材,组成各式各样的工艺图案(如把钢、粮、棉、煤等组成新四宝)。在建筑装饰方面得到国内国际的好评。在陶瓷设计方面,超过了1954年建国瓷的水平。织物设计和生产单位技术革新相结合,也超过了当前的产品水平,并创造了不少新品种。
根据张仃意见,工艺美术将有大发展。
首都十大建筑倾注了张仃先生的心血,当年独领风骚,成为共和国的建筑经典,至今仍散发着永久的魅力。
这十大建筑,除华侨大厦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拆除,其余九大建筑中,有七个就在神州第一街——长安街上: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电报大楼、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广播大厦、军事博物馆。
五十多年过去了,和长安街上陆续涌现出的林林总总、千姿百态的建筑物相比,它们风采依旧,毫不逊色。正是因为当初在实施工程时贯彻了“实用、经济、美观”的原则,体现了个人风格与整体风格的统一美学标准,它们才显得那么高贵、典雅、大气,体现着大国的尊严,成为一座座凝固的纪念碑,永远铭刻下人民共和国艰苦奋斗的光荣岁月。它们和今天的那些“新”、“奇”、“怪”的所谓个性化建筑(如,被人讥讽为大裤衩的央视新楼和鸟蛋的国家大剧院),有着天壤之别,无论就其外观和内涵来说,都不可同日而语。没有大师的时代是可悲的。
我父亲去世二十四年后,张仃先生也离开了我们。他的离去,让我再一次沉浸在对那些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奠基者们的深深怀念之中。父亲生前曾多次带我出席美术家们的活动,我也得以有幸多次见到张仃先生,先生与众不同的衣着穿戴,还有他与同辈同行们侃侃而谈时激烈的言辞,留给我很深的印象,至今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