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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下海”曾一度成为普遍关注的焦点，随后就是中国官员到高校任职的越来越多。可以说，官员转身国际机构任职，正在成为“第三种道路”。
龙永图、章新胜、陈冯富珍、赵厚麟、章晟曼、林毅夫、赵晓宇……在世界舞台上，出现了越来越多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官员身影。前不久，广东政界明星郑利平成了其中最新的名字。这位拿到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硕士学位的市委书记，离开广东云浮市，新身份是“亚洲开发银行中西亚局首席城市发展专家”。这是国内第一位地方“一把手”领导转身海外机构任职。
此前，官员“下海”曾一度成为普遍关注的焦点，随后就是中国官员到高校任职的越来越多。可以说，官员转身国际机构任职，正在成为“第三种道路”。
由此可见，中国官员的从政之路凸显出一种新趋势：中国行政文化已然在悄悄发生变革，官员的价值观也日益多元化。
“旋转门”的双层分析
政府官员因退休下海或其他原因离职进入民间盈利性组织或非盈利性组织；或者民间盈利性组织成员或非盈利性组织成员进入政界担任政府官员，这种现象，被西方的公共行政伦理专家称为“旋转门现象”。在中国，“旋转门现象”也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从宏观层面而言，它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世界融合的需要。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世界需要中国承担起应有的角色，世界需要中国的合作与对话，作为泱泱大国的中国，她的官场文化、社会价值观都有其独到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越来越多的中国官员走进国际组织，标志着中国在全方位融入世界过程中，开始主动参与世界规则的制定，以期掌握更多的话语权”，这是政治文明进步的标志。
林毅夫任世行副行长之时，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曾公开高调宣称，将“推动世行与中国的合作，比如中国和世行在共同解决非洲发展问题上能够携手发挥更大作用”。无论是“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还是“让中国更好地了解世界”。这些在国际组织中的中国官员，已经或正在向世界发出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的声音在很多国际问题上已经不可或缺。为了克服西方的话语霸权，必须要有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参与，对世界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维护，必然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此外，中国的国际形象也会因这些“中国制造”的国际官员群体的出现而增强。中国需要在国际舞台上发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也正在用理性方法成为一个有能力负起“国际公民”责任的国家。
其次，从微观层面而言，这些官员到国际组织中任职，一方面说明中国政府的官员素质有了极大的提升。当前的中国政府官员有比较好的教育和知识背景，800万官员中绝大部分具有本专科以上学历，学历层次较高，所以可以直接与西方的主流话语体系与主流文化沟通，深谙西方的公共行政文化，这是中国政府官员的进步，也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最好诠释，确保了中国政府可以更好地承担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角色；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的政府官僚体系更加开放，政府鼓励大家积极的参与国际事务。正如同爱国可以有多种方式，服务于国家与社会的发展也可以有不同的形式。龙永图、林毅夫等人不仅对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也积极地参与到国际组织与国际事务的管理中，既在国际组织中代表了中国的声音，更好地说明了中国对于世界政治舞台的举足轻重；也向世人展示了崭新的中国政府形象。
“全方位拓潜”
中国官员到国际组织中任职，符合现代公共人力资源管理的精神。公共人力資源管理将组织中的人看作为组织发展的主体，人与工作相比，前者更具有广泛的能动性，人本身可形成、赋有和可以开发的知识和技能，能够使他们主动地适应不同工作种类与性质的需要，完成组织的工作任务。换言之，从这些官员个人的成长而言，国际组织中的工作经验，对于他们自我的提升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与空间，使得他们可以更好地服务国际治理的理念，符合现代公共人力资源管理的精神。
如广东云浮市委书记郑利平的转型给我们的启示是：中国的官员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更需要熟悉国际规则，具备国际视野。自1998年从美国学成归来，他将学到的现代政府管理经验运用到广东云浮市这片土地上，将云浮变为广东财政收入增长率最高的城市，有十项改革走在全国前头：推行农民医疗保险早2年，建设生态文明村早3年，农村小学“一机两语”教育早3年。财税体制改革、“活力民主、阳光村务”、发展乡镇群团组织等都是全国首创。
毕竟，公共人力资源管理侧重的是塑造组织人才成长的环境，尊重组织成员主体地位的态度和发展激励、保障、服务、培训等引导性、开发性的管理功能。
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强调的是公共人力资源使用与开发并重。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现有人员的智慧才能，另一方面，还要充分挖掘现有人员的潜能，使其在未来发展中具有较大的弹性，这就是现代公共人力资源管理的“全方位拓潜”的功能。
封闭性体制正在静静变革
从制度而言，中国官员到国际组织中任职，表明中国传统、封闭的官僚体制已经被打破。2006年，香港前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出任世卫组织新一任总干事，首开中国人主政国际组织的先河。2007年1月16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亲自致电林毅夫，告知任命他担任世行常务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的决定。此外，还先后有6位中国人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名字依次是：唐明照、毕季龙、谢启美、冀朝铸、金永健、陈健。这些耳熟能详的例子都是向我们传达一个信息——中国在发展，中国的官僚制度在变化。
中国政府官员的多元化选择表明，中国传统的封闭型体制正在静静地变革，打破了“官本位”的传统观念，体现出官员能上能下，能进能出，这是瓦解封闭的传统官僚体制的催化剂。这一变革不仅表现为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是中国加入全球治理的需要，更为中国政府的透明化管理、民主化与科学化决策奠定了基础。
从管理的实践操作层面而言，中国政府的官员不仅积极地流向国际组织、企业，同时，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企业高管任职政府官员。在2007年，一汽集团总经理竺延风被任命为吉林省副省长；12月26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陈肇雄调任湖南省副省长；12月27日上海宝钢集团公司总经理艾宝俊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2008年6月华能集团原董事长李小鹏赴山西任省委常委、副省长。有媒体指出：国企高管被调任地方政府，中央加速从具有实际工作经验、经济掌控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领导人中选拔地方政府领导人。
对于这一现象，笔者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中国政府管理水平螺旋式提升的标志。早在1911年前后，泰罗的科学管理主义理论从企业管理被运用到政府管理中来，“城市经理制”的推行就是其标志，让政府像企业一样运作，建构“企业家政府”，关注政府的成本投入与产出，城市政府体系中有一位特殊的角色那就是“城市经理”。再如企业的绩效管理经验、目标管理、标杆式管理等等都被不同时期成功地运用到政府的管理中来。谁说企业的高管任职政府官员没有积极意义呢?美国城市管理中汲取的企业管理成功经验的个案与理念，不胜枚举。
当然，任何事情都必须要一分为二来解读，中国官员的“旋转门现象”中，也不乏有很多官员成为企业追逐的对象，有商家甚至不惜以百万年薪抢夺，他们看中的正是下海官员在权力场上的关系资源，这些下海官员对于“官商合谋”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对此，我们可以从西方汲取哪些有价值的经验呢?为防止官员们走过“旋转门”时携带权力资源，很多国家建立了离职官员从业限制与职业回避制度。如美国1998年出台的《从政道德法》规定，前政府官员不得就原职有关问题对老同事进行游说，具体限期视职位情况分别为一年、五年乃至终身等。
诸多的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中国官员任职于国际组织、高校、企业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培养有能力的公共人力资源的需要，是民主行政的基础，符合新时期公共管理的精神。任何新生的事务与现象并不可怕，关键是我们如果通过有效的制度建构与创新来完善对新生事务的管理，防范可能发生的过失。
龙永图、章新胜、陈冯富珍、赵厚麟、章晟曼、林毅夫、赵晓宇……在世界舞台上，出现了越来越多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官员身影。前不久，广东政界明星郑利平成了其中最新的名字。这位拿到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硕士学位的市委书记，离开广东云浮市，新身份是“亚洲开发银行中西亚局首席城市发展专家”。这是国内第一位地方“一把手”领导转身海外机构任职。
此前，官员“下海”曾一度成为普遍关注的焦点，随后就是中国官员到高校任职的越来越多。可以说，官员转身国际机构任职，正在成为“第三种道路”。
由此可见，中国官员的从政之路凸显出一种新趋势：中国行政文化已然在悄悄发生变革，官员的价值观也日益多元化。
“旋转门”的双层分析
政府官员因退休下海或其他原因离职进入民间盈利性组织或非盈利性组织；或者民间盈利性组织成员或非盈利性组织成员进入政界担任政府官员，这种现象，被西方的公共行政伦理专家称为“旋转门现象”。在中国，“旋转门现象”也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从宏观层面而言，它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世界融合的需要。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世界需要中国承担起应有的角色，世界需要中国的合作与对话，作为泱泱大国的中国，她的官场文化、社会价值观都有其独到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越来越多的中国官员走进国际组织，标志着中国在全方位融入世界过程中，开始主动参与世界规则的制定，以期掌握更多的话语权”，这是政治文明进步的标志。
林毅夫任世行副行长之时，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曾公开高调宣称，将“推动世行与中国的合作，比如中国和世行在共同解决非洲发展问题上能够携手发挥更大作用”。无论是“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还是“让中国更好地了解世界”。这些在国际组织中的中国官员，已经或正在向世界发出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的声音在很多国际问题上已经不可或缺。为了克服西方的话语霸权，必须要有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参与，对世界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维护，必然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此外，中国的国际形象也会因这些“中国制造”的国际官员群体的出现而增强。中国需要在国际舞台上发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也正在用理性方法成为一个有能力负起“国际公民”责任的国家。
其次，从微观层面而言，这些官员到国际组织中任职，一方面说明中国政府的官员素质有了极大的提升。当前的中国政府官员有比较好的教育和知识背景，800万官员中绝大部分具有本专科以上学历，学历层次较高，所以可以直接与西方的主流话语体系与主流文化沟通，深谙西方的公共行政文化，这是中国政府官员的进步，也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最好诠释，确保了中国政府可以更好地承担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角色；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的政府官僚体系更加开放，政府鼓励大家积极的参与国际事务。正如同爱国可以有多种方式，服务于国家与社会的发展也可以有不同的形式。龙永图、林毅夫等人不仅对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也积极地参与到国际组织与国际事务的管理中，既在国际组织中代表了中国的声音，更好地说明了中国对于世界政治舞台的举足轻重；也向世人展示了崭新的中国政府形象。
“全方位拓潜”
中国官员到国际组织中任职，符合现代公共人力资源管理的精神。公共人力資源管理将组织中的人看作为组织发展的主体，人与工作相比，前者更具有广泛的能动性，人本身可形成、赋有和可以开发的知识和技能，能够使他们主动地适应不同工作种类与性质的需要，完成组织的工作任务。换言之，从这些官员个人的成长而言，国际组织中的工作经验，对于他们自我的提升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与空间，使得他们可以更好地服务国际治理的理念，符合现代公共人力资源管理的精神。
如广东云浮市委书记郑利平的转型给我们的启示是：中国的官员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更需要熟悉国际规则，具备国际视野。自1998年从美国学成归来，他将学到的现代政府管理经验运用到广东云浮市这片土地上，将云浮变为广东财政收入增长率最高的城市，有十项改革走在全国前头：推行农民医疗保险早2年，建设生态文明村早3年，农村小学“一机两语”教育早3年。财税体制改革、“活力民主、阳光村务”、发展乡镇群团组织等都是全国首创。
毕竟，公共人力资源管理侧重的是塑造组织人才成长的环境，尊重组织成员主体地位的态度和发展激励、保障、服务、培训等引导性、开发性的管理功能。
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强调的是公共人力资源使用与开发并重。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现有人员的智慧才能，另一方面，还要充分挖掘现有人员的潜能，使其在未来发展中具有较大的弹性，这就是现代公共人力资源管理的“全方位拓潜”的功能。
封闭性体制正在静静变革
从制度而言，中国官员到国际组织中任职，表明中国传统、封闭的官僚体制已经被打破。2006年，香港前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出任世卫组织新一任总干事，首开中国人主政国际组织的先河。2007年1月16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亲自致电林毅夫，告知任命他担任世行常务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的决定。此外，还先后有6位中国人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名字依次是：唐明照、毕季龙、谢启美、冀朝铸、金永健、陈健。这些耳熟能详的例子都是向我们传达一个信息——中国在发展，中国的官僚制度在变化。
中国政府官员的多元化选择表明，中国传统的封闭型体制正在静静地变革，打破了“官本位”的传统观念，体现出官员能上能下，能进能出，这是瓦解封闭的传统官僚体制的催化剂。这一变革不仅表现为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是中国加入全球治理的需要，更为中国政府的透明化管理、民主化与科学化决策奠定了基础。
从管理的实践操作层面而言，中国政府的官员不仅积极地流向国际组织、企业，同时，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企业高管任职政府官员。在2007年，一汽集团总经理竺延风被任命为吉林省副省长；12月26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陈肇雄调任湖南省副省长；12月27日上海宝钢集团公司总经理艾宝俊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2008年6月华能集团原董事长李小鹏赴山西任省委常委、副省长。有媒体指出：国企高管被调任地方政府，中央加速从具有实际工作经验、经济掌控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领导人中选拔地方政府领导人。
对于这一现象，笔者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中国政府管理水平螺旋式提升的标志。早在1911年前后，泰罗的科学管理主义理论从企业管理被运用到政府管理中来，“城市经理制”的推行就是其标志，让政府像企业一样运作，建构“企业家政府”，关注政府的成本投入与产出，城市政府体系中有一位特殊的角色那就是“城市经理”。再如企业的绩效管理经验、目标管理、标杆式管理等等都被不同时期成功地运用到政府的管理中来。谁说企业的高管任职政府官员没有积极意义呢?美国城市管理中汲取的企业管理成功经验的个案与理念，不胜枚举。
当然，任何事情都必须要一分为二来解读，中国官员的“旋转门现象”中，也不乏有很多官员成为企业追逐的对象，有商家甚至不惜以百万年薪抢夺，他们看中的正是下海官员在权力场上的关系资源，这些下海官员对于“官商合谋”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对此，我们可以从西方汲取哪些有价值的经验呢?为防止官员们走过“旋转门”时携带权力资源，很多国家建立了离职官员从业限制与职业回避制度。如美国1998年出台的《从政道德法》规定，前政府官员不得就原职有关问题对老同事进行游说，具体限期视职位情况分别为一年、五年乃至终身等。
诸多的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中国官员任职于国际组织、高校、企业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培养有能力的公共人力资源的需要，是民主行政的基础，符合新时期公共管理的精神。任何新生的事务与现象并不可怕，关键是我们如果通过有效的制度建构与创新来完善对新生事务的管理，防范可能发生的过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