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为响应“共青团员去当小学教师”的号召，怀着要当优秀小学教师的愿望，我来到了北京师范学校。在北师，一般称高年级的同学是师哥师姐，称低年级的同学是师弟师妹，同年级的同学相互则叫“师平”。
　　北京师范学校是名副其实的小学教师成长的摇篮，解放前培养了老舍这样的文学大家，解放后培养了刘厚明、从维熙等青年文学家。当然，最多的还是小学教师。
　　学校坐落在幽静的端王府夹道8号。踏着青石台阶，通过一扇磨砖对缝、镶有精美砖雕的校门，就可以进到里面。图书馆是木质结构的二层楼，在此曾经拍摄过《早春二月》等电影，重要的景点有“月牙池”“海棠斋”“练琴房”等。
　　我在初中毕业时身高只有1.53米，那是因为吃不好（有时候吃块白薯就算一顿饭），睡不好（开夜车复习功课），又不重视锻炼身体。到了北师后，情况大有转变：伙食好，营养有保证;有严格的作息制度，睡眠有保证;每天早上和大家一起在官园体育场长跑，运动有保证。所以，我一年就蹿到了1.73米，旧衣裤明显变短了。（见右上图，最右边站立的是我）
　　借助这张老照片，我介绍一下北京师范学校的领导和学生干部。
　　前排就座的左一是史文炳老师，他负责学生思想教育和党支部工作。左二是白主任，他负责总务工作。左三是德高望重的晁湧光校长。左四是王胜川主任，负责全校的教育教学工作，他在学生中有很高的威望。他的讲话很有激情，常常赢得学生经久不息的掌声。他后来创办北京工读学校，又调至教育部工读司担任司长。左五是尹福庭，大师哥，学生会主席，学生时代入党。我旁边是一年级的冯世忠，团总支干部。后排右四是田玉坦，团总支干部，后来是北京第一实验小学校长，退休后去广东办学。田玉坦右前方是薛秀英，团总支书记，学生时代入党。白主任后面的是我的大师姐李伯英，生活福利部部长，工作上对我帮助很大。
　　师范学校不交学费，包吃包住，每月还有文娱活动费。当时学生中家庭经济困难的居多，大多数人都肯吃苦，学习努力，责任心比較强。这也成了我们这一批教师的一个特点。
　　记得新入学的一年级共8个班，4个男生班、4个女生班。男生班的第一、第二班是应届初中毕业生，第三、第四班多数是年龄比较大的，有的已经工作，甚至结婚生子了。刚入学，100多名男生都住在一个“百人大斋”里。我离其中一个门最近，刚开始几乎夜夜失眠，因为开门关门声不断，夜风阵阵，直扑床铺。好在不久，每个班分了一个宿舍。我们的宿舍叫“海棠斋”，因门前有一棵海棠树而得名。十几张双人床密密麻麻，安排得十分巧妙，每个人都有进出的通道。
　　师范生的课，与普通高中有区别，音乐、美术课时比较多。音乐课重视教学生技能技巧，弹琴是一项重要内容，大家也都认真练习，琴房虽然多，仍然供不应求。平时我们只能在老师发明的一种“键盘板”（木板上画有黑键、白键，但是不可能弹出声音）上练指法。师范学校取消了数学、外语（我这时候开始自学俄语;若干年后，为了取得大专学历，又自学了高中全部数学，出于兴趣还接着自学了微积分）。
　　学校还开设了教育学、心理学和儿童文学课（由赵德南老师讲授），这都是我们喜欢的课程，这些为将来做一个优秀教师提供了知识储备。我买了《盖达尔的道路》等书籍，读了不少儿童文学作品，还试着写了一点作品。
　　北京师范学校很重视专业思想教育，经常组织我们接触儿童学习活动，听师哥师姐作报告，看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整个学校的气氛是积极向上的，大家都为将来能从事教育事业为荣。作为年轻人，想到一辈子要去教书育人，内心油然产生出一种神圣感。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一入学，学校就安排我到学生会去工作，担任生活福利部副部长。作为师范学校，这个部门很重要。因为师范生长期生活在学校（有一些远郊学生，星期天也在学校），吃喝拉撒睡样样都需要学校考虑周到。我印象最深的是伙食问题。我经常去大厨房，和大师傅们都很熟。这个大厨房每天要供应近千人的一日三餐，就像打仗一般：吆喝声此起彼伏，动作快而不乱。我还学会了“起屉”的活儿——满是米饭、馒头或者包子的大笼屉（直径一米多），必须由两个人从热锅上迅速抬下来，如果动作慢了，很容易被高温蒸汽烫伤。
　　大师傅们对自己的工作很自豪，他们常常告诉我：“同学们吃得好，大师傅才能直起腰。”
　　当时没有扩音器，学生会通知事情也很别致。先到大食堂的一个角，请附近同学们齐声喊：“同学们，请安静！”然后我才扯着嗓子喊：“今天下午5点，各班生活委员到学生会开会。”要在大食堂的四个角都重复喊一遍，然后再到其他小食堂去喊。
　　当时学生伙食不错，尤其是肉炒饭最受欢迎。大师傅把一大簸箩炒饭抬进食堂，立刻就被围得水泄不通。偶尔也有粮食紧张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全天只吃蚕豆，每人一大海碗，开始还觉得很好吃，没想到第二天腮帮子肿痛，吃饭也困难。毕竟这是新中国建国初期，这些困难大家都能理解，我们要与国家同甘共苦，一心想着早日走上工作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