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统治阶级承认的宗教素来只为“三教”，儒道佛有时并存，有时相争。然而，基督教绵延千余年，但在士大夫知识分子中一直未予应有的关注。历代儒家在发展自己思想的同时排斥过许多有价值的学说，基督教神学是其一，这是中西思想文化史上的遗憾。
　　“景风东扇”，现在全世界都公认，唐代景教就是最早传入中国的基督教。但是清代大多数学者不承认。明朝天启三年(一六二三)，在西安附近出土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五年，当地教徒张庚虞将碑文拓片寄至江南，经耶稣会士阳玛诺(Emmanuel Diaz)与被称为“中国基督教三柱石”的李之藻、徐光启、杨廷筠考释，判定景教即为基督教聂斯脱利教派(Nestoria)。《景教碑》的额端有明显的十字架，单单凭这符号就可以断为是基督教的遗物。然而，纪昀在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还是不肯承认是基督教，他把基督教与波斯袄教混为一谈。他说：“西洋人即所谓波斯，天主即所谓袄教”。明末清初的大学者因为《景教碑》的发现，对基督教史产生了兴趣。钱谦益《景教考》说：“(景教)非果有异于摩尼袄神也”。钱大听对别人告知的景教和天主教同奉耶稣的说法，表示存疑，“未审然否”。他凭很少的证据考证耶稣生于“隋开皇之世”(公元六世纪末)。其它学者，如杭世骏，更误指景教为回回教(伊斯兰教)。清初的学者都是考据大家，很博学，但他们在涉及基督教的时候，都犯了错误。
　　本世纪中研究基督教及其神学的不乏其人。如卓有成就的史学家陈垣、向达、冯承钧、王重民、方豪都在此领域作了大量基础研究。现在我们对中国古代基督教的状况有所了解，仍然是与他们的工作分不开的。但是拿现在学者们喜欢说的话：基督教是“边缘文化”，还没有像佛教那样进入“文化核心”，成为中国文化水乳交融的一部分。其实从唐代景教算起，基督教在华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和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相差并不太多。
　　古代基督教被忽视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景教的汉语文献没有一脉相承地传下来，基督教在华传播几次出现断层。从唐代初年到元代末年，这段长达七百多年的中国基督教历史，给中国文化史留下的可供分析的东西太少，以至我们今天谈论它们时因缺乏资料，而不得不求助于地下文物和外国文献。现在放在我们面前的这本《汉语景教文典诠释》，就是根据明末出土的《景教碑》和清末民初出土的敦煌石室经卷编成的。它收入八种文献，其中包括：《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尊经》、《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志玄安乐经》、《序听迷诗所经》、《一神论》、《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除了在新疆高昌、北京内阁大库发现的两种叙利亚文的经赞文字未采纳外，整个清末民初考古大发现中的景教文献被本书悉数收入。
　　从这些经文的题名看，很有佛教气味。事实上当时的景教文献就是与佛教经卷同时翻译的，《景教碑》的作者“释景净”，就是因为“娴胡语”，“解唐言”，而去帮助翻译佛经。反过来，一些佛教徒也帮助了景教经文的翻译。这表现在这八部经文中，多数篇章都有佛教术语，少数使用了道教术语，迎合唐代朝廷尊崇老子的风气。如《序听迷诗所经》中，记耶稣行迹，大量使用“诸佛”、“果报”、“慈恩”、“善佛善缘”、“阎罗王”等中国佛教概念。《三威蒙度赞》中，“三威”指“圣父”、“圣子”、“圣灵”，“蒙度”就是佛教词汇。赞文中还出现“妙有”、“慈航”、“世尊”、“大德”、“法王”、“施主”、“救度”等语。这样形成的经典在文字上异常的庞杂。说的是基督论、一神教，但借用了许多佛道儒的概念，给阅读带来困难。当时，钱谦益、钱大听、纪昀等较少神学知识的学者不能把它从佛教等其它西域宗教中区别开来，情有可原。本丛书的策划者刘小枫、杨熙楠，和本书的注释者翁绍军，对全部经文进行逐字逐句的注解，这是比单单把全部景教文献集于一册更有意义的工作。使基督教神学和教义信息得以从其它宗教的语言中透露出来。透过这层文字，我们看到了景教传播的是非常道地的基督教神学。
　　佛教进入中国，最重要的活动就是佛教典籍的翻译。和佛教的经书规模相比，景教经籍被淹没，只在近代经考古发掘才找出八种。但是景教文献自有其思想价值。这本《汉语景教文典诠释》值得一读。
　　(《汉语景教文典诠释》，翁绍军注释，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一九九五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