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非常重视体育道德和比赛风格，这从他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著名口号“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中可见一斑。如果本国运动员与来华访问的外国运动员在比赛时发生了什么纠纷或有什么不友好的举动，总理就会严厉批评国家体委负责人。
　　有一次，在中国足球队与一个东南亚国家足球队的比赛中，场内观众认为客队有粗野动作，发出了嘘声和喧闹声。凌晨3点，这件事传到了总理办公室。总理打电话把体委主持工作的副主任从床上叫醒，要他立即来中南海。于是这位睡眼惺忪的副主任挨了一顿批评。
　　总理说，这支足球队是应邀来我国访问的，他们是客人，我们应当尊重他们。即使他们作风欠佳，我们可以在比赛结束后和他们谈谈，大家交换一下意见，但你们怎么能容许群众起哄呢？总理认为，要对这次事故负责的是副主任和其他负责的干部，而不是群众，因为它表明体委的工作做得太马虎。体委应该事先提醒群众正确对待国际比赛。周总理问道：你们就不能在入场券背面印上“礼貌待客”“为双方鼓掌”“尊重裁判”之类的话吗？
　　（黄艳摘编自《周恩来传略》，人民出版社、外文出版社1986年版，方矩成、姜桂侬/编著）

周恩来总理的“主随客便”

　　外交工作中的“主随客便”，就是尊重来访客人的生活习惯，尊重他们的要求和需要，根据不同情况，调整对客人的安排，让客人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周总理“主随客便”的逸闻不胜枚举。1964年10月30日，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和王后访华，当天下午4时抵达北京。晚7时，中国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为其举行盛大国宴，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均已到齐，等候国王和王后一行。但王后在宾馆化妆打扮，找不到她喜欢的衣装，因而迟迟没有出发。得悉原委后，周总理指示不要去催促阿方。等到王后换好她满意的服装、随国王抵达宴会厅时，已是晚上7时45分。对此，国王再三表示歉意。
　　1970年初，一位外国元首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在他访问北京的第二天下午，周总理秘书通知接待办公室，毛泽东主席在半小时后接见这位总统，让礼宾官马上通知他。这位总统是一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当时他刚刚进入房间作祷告。总统警卫秘书告诉中国礼宾官，总统祷告一般需要20分钟至30分钟。中方礼宾官将此事报告总理办公室。周总理立刻电话交代礼宾官，不要去打扰总统，等祷告结束才请他。周总理随即动身去毛主席处汇报工作，借机拖延一下时间。这位总统获悉此事后很受感动，多次向周总理表示歉意和不安。
　　（杨琳摘编自《外交官历史亲历记》，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刘新生、赵国明/主编）

王炳南眼中的周恩来

　　王炳南是长年追随七爸（周恩来）左右的得力助手，是我们党长期培养的外事领导干部。由于我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多年，对会长王炳南了解较深，真切地体会到他的为人处世作风深受七爸影响。
　　1983年，王炳南率领全国对外友协代表团赴英国访问。当时他已是七旬高龄，而且患有帕金森症，雙手不时颤抖，但他不顾身体状况，认真落实访问任务，使人很受感动。代表团在英期间，我全程陪同他完成
　　访问。
　　访问期间，英中了解协会威尔士分会会长邀请王炳南前往家中做客。在会长家里，王炳南感慨地对我说：“中国历史上的贤相不少，但在国内以及国际上有如此重大影响力的只有周总理一人，周总理是当之无愧的天下第一贤相，总理永远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中。他一生接触过国内外许多领导人物。他的国内外影响力是无人能及，也是无与伦比的。在全国人民的心底深处，他是最受崇敬和爱戴的领导人！”王炳南还勉励我作为总理的后辈，一定要继承总理的遗志，认真奉行总理的教导，把优良的传统发扬下去。
　　（知秋摘编自《我的七爸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周尔鎏/著）

毛主席交代送黑格访华团每人十斤糖

　　1971年11月30日，新华社发布尼克松将于1972年2月21日至28日访华的消息。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接待世界超级大国的总统，举世瞩目，稍有疏忽，就可能造成对我不利的国际影响。为此，周恩来确定了尼克松访华的接待总方针：“不冷不热，不亢不卑，待之以礼，不强加于人。”1972年1月3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率领先遣小组来到中国，为尼克松访问中国进行技术安排。
　　黑格一行先到北京与总理商谈了一些事务，然后前往上海、杭州等地。尼克松访华要去的城市，黑格都要事先去实地看一遍。没想到的是，江青、张春桥一伙在上海的爪牙搞极左，猛整黑格，把他搞得晕头转向。
　　上海方面设宴招待黑格，徐景贤讲话祝酒时，黑格没有站起来致答词。这使得徐景贤等人大为恼火，认为黑格看不起上海领导人。加上第二天美国政府发表了一个对我不太友好的讲话，徐景贤他们越发认为黑格的态度是有来头的。因此，他们找黑格辩论，向他提出抗议，把他训了一阵。黑格吓得大气不敢出，因为他的使命是来打前站的，如果当地领导人不配合，他就完不成任务，回去交不了差。上海方面还打电话到杭州，说黑格完全是帝国主义的态度，很坏，要求杭州方面的接待“降温”。结果，黑格一行到杭州后受到冷遇。游西湖时，本来游船上摆好了吃的糖果和点心，后来都临时撤走了。陪同的领导也都一个个板着面孔，冷冰冰的，不搭理黑格。黑格一行莫名其妙、惶恐不安。外交部陪同的干部看到上海、杭州的做法后，心里也很不安，向北京作了汇报。
　　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相关情况，并亲自打电话，严厉批评上海的做法，认为这完全是不顾大局。他说，主席授权我批评你们这种不顾中美关系大局的做法。黑格回到上海后，接待要“加温”。主席指示，美国人爱吃糖，给黑格他们每人送十斤糖。
　　（杨琳摘编自《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陈扬勇/著）

李新抵制停编民国史

　　1972年，李新从河南的“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接受了主编《中华民国史》的任务。 　　1975年，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领导找李新谈话，说根据上级领导决定，要停止编写民国史。李新说，要我们编写民国史，是中央的决定，周总理主持的出版计划上有明文规定，国务院、中科院和学部都有书面指示，吴庆彤秘书长和郭沫若院长兼学部主任也有书面批示，现在既然要停编民国史，就应该有明确的书面指示，并要说明以前的指示作废。对此，学部领导感到为难。李新说，学部不要为难，就说李新要等到有书面指示后才肯停止民国史的编写。
　　当天晚上，学部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宋一平找李新谈话。他说，你和乔木在延安那么熟，你有意见，何不找他当面谈一谈？他极力要李新去找胡乔木，并为李新要了车子。碍于情面，李新答应马上就去。但在下楼的时候，李新心想：乔木是老上级，如果见面时他摆出老上级的架子，要我一定得服从当前的指示，那我怎么办呢？不好说话。于是李新走到车子前对司机说，今天不去了，回头再说。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后，停编民国史的事便不了了之了。可以说，正因为李新坚决抵制，“民国史研究领域的一座丰碑”——社科院近代史所编纂的《中华民国史》才没有中断甚至夭折。
　　（赵鹏摘编自《文汇报》，2015年8月3日，陈铁健/文）

可口可乐重返中国

　　1978年12月，借着中美即将建交、中国正在酝酿实行改革开放的东风，美国可口可乐公司与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签订协议，重返中国市场。
　　其实早在1927年，可口可乐就曾在上海设厂，后于1948年撤出中国。因为有了这一渊源，重返中国时，可口可乐首先想到在上海设厂。但当中粮与上海有关部门联系时，却受到强烈抵制。有单位、个人在报刊上发文指责中粮“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引进美国生活方式”“打击民族工业”。
　　这样，可口可乐只得放弃上海，改为申请将工厂设在北京。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林乎加眼光比较长远，在其支持下，厂址选在位于丰台的一个烤鸭厂里。厂房只有一间，是烤鸭厂腾出来的。1981年4月，正式投产。
　　工厂建成后，很快有了不同意见。一位老同志发话：“中国的汽水就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吗？不能满足外国人的需要吗？非要喝可口可乐？简直是卖国主义。”被要求作出解释的中粮公司，不得不在其报告中强调：可口可乐的配方包含桂油等中药，有中国的成分在里面；所引进的设备是我们尚未掌握的，有助于国内技术进步；产量不会超过我国饮料总产量的5%；等等。
　　开始时，国内生产的可口可乐其实是勾兑、灌装从美国运来的浓缩汁。1986年，可口可乐公司想把浓缩汁厂也建到中国来。由于配方保密，他们希望这个厂由美方独资。但在当时，中国尚不允许外资独资，所以只好先由可口可乐建两个厂——一个浓缩汁廠、一个汽水厂，再把汽水厂白送给中方，然后两个厂组成一个合作企业。
　　浓缩汁厂在国内生产，却要算作进口。把浓缩汁运到隔壁的汽水厂，要提前半年申请配额，盖48个图章。后来随着中国的开放程度不断加大，需要盖的章逐渐减少；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终于不需要盖章了。
　　（赵鹏摘编自《洞孔中的历史》，青岛出版社2011年版，李杨/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