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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天津市副市长6年来,崔津渡经历了天津被定位为“北方经济中心”,滨海新区成为了“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重要历史时刻。
如今,天津滨海新区作为国务院确定的“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把一向习惯“安静地工作”的崔津渡推到了金融改革的风口浪尖。“金融会成为滨海新区的主导产业。要带着其他产业跑,而不仅仅是跟在后面做服务。”
8月30日下午,正在天津市东丽区检查工作的崔津渡,就金融改革与创新等话题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专访。
传统金融业是发展基石
“其实,早在5年前,天津滨海新区金融改革的先行先试就已经起步。但前进的路却并不平坦。”崔津渡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天津滨海新区金融改革与创新的主攻方向,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金融业面临的难点和重点。“这一次我们真正是‘重任在肩’了。”
也许大多数人并没有想到,对于滨海新区而言,改革迈出的第一步,竟然是“回归传统”。
“滨海新区的金融改革实际上分两大块,一个是传统金融业;另一个是现代金融业。滨海新区必须先完善传统金融业的布局,这是基础,是创新的必备条件。”崔津渡说。
但如何区分传统和现代?崔津渡的解释是,传统金融的定位,是所有需经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等部门批准才可设立的机构,比如银行和保险公司。“过去,由于经济发展相对缓滞,滨海新区辖区内只有少得可怜的几家国有银行。要做大做强金融业,连银行都没有几家,这肯定是不行的。让尽可能多的银行真正落户滨海新区,而不仅仅是在这里设点(营业机构),要让他们在这里开展业务,聚集‘财气’。先把传统金融业在滨海新区布好局,形成金融集群效应,再结合现代金融业开展离岸金融,最终实现金融混业经营的格局。”
就传统金融业的布局,崔津渡一口气举了好几个例子:“ 渤海银行是1996年以来国务院批准的唯一一个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之后我们通过国家有关部门批准,还成立了渤海财产保险公司,还有另外几家金融租赁公司,如‘工银租赁’、‘民生租赁’还有最近开业的‘兴业租赁’。”
崔津渡说,为了填补外资银行和外资保险领域的空白,滨海新区还对韩国企业银行、韩国外换银行、日本一家保险公司等外资机构进行改造和升级。
崔津渡表示,目前,滨海新区的金融机构网点数量已经超过400家,其中渣打、汇丰等外资银行纷纷在滨海设点。一些银行更是把全行性总部搬到滨海新区。“工商银行的研发中心、渣打银行的亚太运营中心均已搬到滨海新区,他们看好的是滨海新区的发展机遇。”
“现代金融”的差距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各国经济开始好转。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国家都致力于发展金融业,因此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些新的金融形式出现了,其中最为突出的‘发明’之一,就是保理业务。”
什么是保理业务?崔津渡给出的答案是:保理业务是一项集贸易融资、商业资信调查、应收账款管理及信用风险担保于一体的新兴综合性金融服务。举个例子,如果一家企业的应收账款长期不能收回,而企业又着急用钱,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应收账所有权卖给保理公司或者银行的保理业务部门。由保理公司(或银行)先行支付相关款项,以解企业的燃眉之急。之后,已成为应收款项所有权人的保理公司,再去催收债款。
崔津渡说:“这项业务实际属于物流或是贸易,是金融‘服务功能’的具体体现。在国内,我们的大多数银行都做保理业务,但业务量却小得可怜。而国际上,除了银行做保理业务外,还有第三方独立保理商,这在国际上非常流行。”
“2008年,全球第三方独立保理商IMG集团,在全球一共做了11500亿欧元的保理业务;同样是2008年,我们国家所有银行的保理业务加起来,不到500亿欧元,只是人家的一个零头。”崔津渡认为,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差异,是因为我国目前还没有专业的第三方保理公司,而银行把保理业务视为一个辅助性的、可做可不做的业务;国外的第三方独立保理业务早已发展成一个大的产业。
按照崔津渡的说法,包括第三方保理业务、股权投资基金、对冲基金等在内的金融模式,在国外被称作“现代金融业”。“我们在2007年举办的第一届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当时有1800个机构的3000多人参加了会议。我们把股权投资基金和机构投资人请到天津来, 把有融资需求的工商企业也请来, 双方在会议上直接对接。”
这次会议令崔津渡感慨万千也耿耿于怀,因为,参加会议的320支基金中,100%是外资基金,一支人民币基金都没有。“值得欣慰的是,滨海新区承担金融改革与创新任务以来,天津已注册各类‘现代金融’机构520家,注册第三方租赁保理商8家,国际保理商协会在中国的4个会员机构,全都落户天津。我们在现代金融这个领域里总算是做了一些事情。”
有一种力量叫“交易”
“交易”是一种力量,是一种尊严,更是一笔财富。崔津渡所说的“交易”,是指“交易所”,而对于交易所的功能,崔津渡也有自己的理解:“一个小小的交易所,是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
“我们建立了三类的期交交易所,第一类是排放权交易所,定位是温室气体和主要污染物的减排。第二类是资本市场交易所;我们结合融洽会做了个滨海股权交易所,到目前为止,这个交易所侧重是给投资人和融资人提供信息服务,如果能有交易,也做交易的撮合。”
第三类是“要素市场交易所”,这类交易所交易铁合金、铁矿石、石油、焦炭……几乎所有紧俏物资都有交易所在从事交易业务。“也许你不相信,‘交易’不仅是个商业行为,更是一种力量,严重点说,还关乎国家利益和尊严。”
提起交易所,崔津渡充满感慨,“铁合金中国是第一出口大国,但定价权不在中国,焦碳中国是第一出口大国,定价权也不在中国,中国是稀土第一出口大国,定价权同样不在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交易方式没有融入‘主流’。”
崔津渡表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一共只有三家期货交易所,即北京石油交易所、上海石油交易所和大连石油交易所。客观地说,这三家交易所均成立于1992年,在国际上,三家交易所仅可以交易某个油品的拍卖,却不能形成标准品的竞价交易。
崔津渡介绍说,这三家期货交易所共交易两类产品,一类是农产品,一类是工业产品。3个国家级交易所,成立18年来,共交易24种产品,“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交易所市场做起来,我们未来的想法是,进口的大宗商品要做,出口的大宗商品要做,生产经营需要的大宗商品也要做,这样,我们就有了话语权,定价的主动权也就掌握在我们手里了。”
如今,天津滨海新区作为国务院确定的“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把一向习惯“安静地工作”的崔津渡推到了金融改革的风口浪尖。“金融会成为滨海新区的主导产业。要带着其他产业跑,而不仅仅是跟在后面做服务。”
8月30日下午,正在天津市东丽区检查工作的崔津渡,就金融改革与创新等话题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专访。
传统金融业是发展基石
“其实,早在5年前,天津滨海新区金融改革的先行先试就已经起步。但前进的路却并不平坦。”崔津渡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天津滨海新区金融改革与创新的主攻方向,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金融业面临的难点和重点。“这一次我们真正是‘重任在肩’了。”
也许大多数人并没有想到,对于滨海新区而言,改革迈出的第一步,竟然是“回归传统”。
“滨海新区的金融改革实际上分两大块,一个是传统金融业;另一个是现代金融业。滨海新区必须先完善传统金融业的布局,这是基础,是创新的必备条件。”崔津渡说。
但如何区分传统和现代?崔津渡的解释是,传统金融的定位,是所有需经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等部门批准才可设立的机构,比如银行和保险公司。“过去,由于经济发展相对缓滞,滨海新区辖区内只有少得可怜的几家国有银行。要做大做强金融业,连银行都没有几家,这肯定是不行的。让尽可能多的银行真正落户滨海新区,而不仅仅是在这里设点(营业机构),要让他们在这里开展业务,聚集‘财气’。先把传统金融业在滨海新区布好局,形成金融集群效应,再结合现代金融业开展离岸金融,最终实现金融混业经营的格局。”
就传统金融业的布局,崔津渡一口气举了好几个例子:“ 渤海银行是1996年以来国务院批准的唯一一个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之后我们通过国家有关部门批准,还成立了渤海财产保险公司,还有另外几家金融租赁公司,如‘工银租赁’、‘民生租赁’还有最近开业的‘兴业租赁’。”
崔津渡说,为了填补外资银行和外资保险领域的空白,滨海新区还对韩国企业银行、韩国外换银行、日本一家保险公司等外资机构进行改造和升级。
崔津渡表示,目前,滨海新区的金融机构网点数量已经超过400家,其中渣打、汇丰等外资银行纷纷在滨海设点。一些银行更是把全行性总部搬到滨海新区。“工商银行的研发中心、渣打银行的亚太运营中心均已搬到滨海新区,他们看好的是滨海新区的发展机遇。”
“现代金融”的差距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各国经济开始好转。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国家都致力于发展金融业,因此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些新的金融形式出现了,其中最为突出的‘发明’之一,就是保理业务。”
什么是保理业务?崔津渡给出的答案是:保理业务是一项集贸易融资、商业资信调查、应收账款管理及信用风险担保于一体的新兴综合性金融服务。举个例子,如果一家企业的应收账款长期不能收回,而企业又着急用钱,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应收账所有权卖给保理公司或者银行的保理业务部门。由保理公司(或银行)先行支付相关款项,以解企业的燃眉之急。之后,已成为应收款项所有权人的保理公司,再去催收债款。
崔津渡说:“这项业务实际属于物流或是贸易,是金融‘服务功能’的具体体现。在国内,我们的大多数银行都做保理业务,但业务量却小得可怜。而国际上,除了银行做保理业务外,还有第三方独立保理商,这在国际上非常流行。”
“2008年,全球第三方独立保理商IMG集团,在全球一共做了11500亿欧元的保理业务;同样是2008年,我们国家所有银行的保理业务加起来,不到500亿欧元,只是人家的一个零头。”崔津渡认为,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差异,是因为我国目前还没有专业的第三方保理公司,而银行把保理业务视为一个辅助性的、可做可不做的业务;国外的第三方独立保理业务早已发展成一个大的产业。
按照崔津渡的说法,包括第三方保理业务、股权投资基金、对冲基金等在内的金融模式,在国外被称作“现代金融业”。“我们在2007年举办的第一届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当时有1800个机构的3000多人参加了会议。我们把股权投资基金和机构投资人请到天津来, 把有融资需求的工商企业也请来, 双方在会议上直接对接。”
这次会议令崔津渡感慨万千也耿耿于怀,因为,参加会议的320支基金中,100%是外资基金,一支人民币基金都没有。“值得欣慰的是,滨海新区承担金融改革与创新任务以来,天津已注册各类‘现代金融’机构520家,注册第三方租赁保理商8家,国际保理商协会在中国的4个会员机构,全都落户天津。我们在现代金融这个领域里总算是做了一些事情。”
有一种力量叫“交易”
“交易”是一种力量,是一种尊严,更是一笔财富。崔津渡所说的“交易”,是指“交易所”,而对于交易所的功能,崔津渡也有自己的理解:“一个小小的交易所,是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
“我们建立了三类的期交交易所,第一类是排放权交易所,定位是温室气体和主要污染物的减排。第二类是资本市场交易所;我们结合融洽会做了个滨海股权交易所,到目前为止,这个交易所侧重是给投资人和融资人提供信息服务,如果能有交易,也做交易的撮合。”
第三类是“要素市场交易所”,这类交易所交易铁合金、铁矿石、石油、焦炭……几乎所有紧俏物资都有交易所在从事交易业务。“也许你不相信,‘交易’不仅是个商业行为,更是一种力量,严重点说,还关乎国家利益和尊严。”
提起交易所,崔津渡充满感慨,“铁合金中国是第一出口大国,但定价权不在中国,焦碳中国是第一出口大国,定价权也不在中国,中国是稀土第一出口大国,定价权同样不在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交易方式没有融入‘主流’。”
崔津渡表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一共只有三家期货交易所,即北京石油交易所、上海石油交易所和大连石油交易所。客观地说,这三家交易所均成立于1992年,在国际上,三家交易所仅可以交易某个油品的拍卖,却不能形成标准品的竞价交易。
崔津渡介绍说,这三家期货交易所共交易两类产品,一类是农产品,一类是工业产品。3个国家级交易所,成立18年来,共交易24种产品,“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交易所市场做起来,我们未来的想法是,进口的大宗商品要做,出口的大宗商品要做,生产经营需要的大宗商品也要做,这样,我们就有了话语权,定价的主动权也就掌握在我们手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