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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又是一个礼拜三，李蔓的自杀过去了一周，贝尔汉姆街早已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七点多了，大部分居民已经回到家里。居民们陆陆续续把垃圾桶推了出来，摆放在前院靠街道的地方。住在这一带的居民，每一家都有三个不同颜色的垃圾桶。蓝色的装生活垃圾；黑色的装可回收的废品，比如纸盒、报纸和酒瓶；绿色的装树枝、落叶等植物。每个桶有一米多高，下面带着轮子。平常放在后院或者侧院，等到收垃圾的那一天推到前院由垃圾公司的把里面的垃圾运走。这条街道的垃圾是明天一大早收，所以今天晚上就应该把垃圾桶推出来。
一派安居乐业的景象，一周前那个死亡事件给这片街区所造成的阴霾似乎已经荡然无存。他按响了许望星家的门铃。没过一会，门慢慢开了，许望星瘦削的身躯出现在门口。
“抱歉，许博士。又要打扰你了。”戴尼斯给他看了搜查证。
“没有问题。请进吧！”许望星的脸上毫无表情。
进门的右手边是客厅，里面摆放着一个很大的转角沙发。两个五大三粗的警员立刻把沙发抬到了一边。不知什么时候掉到沙发下面的东西统统暴露无遗。戴尼斯看到了两个发卡、几枚硬币、很多饭粒，还有两个白色的药片。他立刻把那两片药装进了一个塑料袋内。
许望星问戴尼斯：“这两片药是怎么回事？你们怎么知道沙发下面会有两片药？”
“你太太在电话上给弗兰克医生讲过，这两片药是她不小心掉的。我们想拿去检验一下这些药是不是医生开的那种抗抑郁药，药店有没有给错。”
“她用的是帕罗西汀，是弗兰克教授开的。还剩了多半瓶你们不是拿走了吗？”许望星用手背擦了一下鼻尖。
“对，在这里。”戴尼斯从他的包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那瓶帕罗西汀。“我们要把瓶子里面的药和刚才捡到的这两片一起拿到药店检验。”
他看见许望星用手背又擦了一下鼻尖。
“请带我们看看你家里的电脑。”
许望星家里共有三台电脑。两台笔记本型的分别属于李蔓和许望星。许望星说他的那个笔记本是公司发的，纯粹工作用，李蔓从来没有碰过。李蔓的那台是家里买的，供李蔓专用。许望星说，李蔓给电脑加了密，他不知道密码。
台式电脑放置在主卧室那张大型双人床的对面，平常主要是许望星用。卧室另外一侧是浴室，包括一个巨大的浴缸，一个淋浴隔间，一个马桶隔间，还有一个藏衣室。
半个小时后，戴尼斯离开了许望星的家，同时带走了那个台式电脑和李蔓的笔记本电脑。
外面天色已黑，路灯发着昏黄的光芒，街道上静悄悄的。他们刚把电脑放进车后箱，就听到了一阵瓶瓶罐罐碰撞的声音，他们向着声音的方向望了一眼，有个人影在不远处的一家门前晃动。
“过去看看！”出于职业的习惯，尤其是以前当治安警察的经验，戴尼斯每遇到这种情况都要弄个明白。
原来是个捡破烂的墨西哥民工。南加州的墨西哥民工很多，满街道都能看见。大部分是非法移民，到美国后基本是打零工，帮人搬家、修割草坪、餐馆洗碗、饭店打扫卫生。
“有证件吗？”戴尼斯问道。
“好像不懂英语。”一位警员说道，他见那人对戴尼斯的问话没有反应。
戴尼斯用西班牙语又重复了一遍。由于南美的移民极多，南加州地区许多政府机构包括警察局都要求雇员会说基本的西班牙语。
“我不是非法移民。我有加州的驾照。”那人一边用西班牙语回答，一边从裤兜了摸出他的驾照。在美国，驾驶执照等同于身份证。
戴尼斯回到车里面审核了那个人的证件。警车里都装备有一种特殊的电脑，用来快速检索驾车和犯罪的记录。只要把驾驶执照在仪器上刷一下，很快就能查出一个人有没有犯罪或者不良的驾驶纪录。
这位民工叫伯纳多·娄派兹，没有任何不良记录。
“这么晚了，在这里干什么？”
“捡瓶子。”伯纳多说他白天为这条街道的几个家庭剪花割草，晚上看见垃圾桶推了出来，顺便捡些酒瓶子和易拉罐去卖。
戴尼斯检查了伯纳多破旧的皮卡车。后车箱放了一大堆瓶瓶罐罐，前面的车座上放了一个塑料桶，里面有一些药瓶子。戴尼斯拿起一个药瓶，发现里面还剩了半瓶药。
“这些药也是从垃圾桶里捡的？”他问伯纳多。
“是的，警官。”伯纳多毕恭毕敬地回答。
“贩卖这些过期的药品可是犯法的。”
“没有、没有！我从来不卖药品。我是想拿回去看看是不是还有用。有些药并没有过期就被主人扔了。我有三个孩子，经常需要治疗发烧和止痛的药。”
“你能看懂这些药名？你知道用法用量？”
“有朋友帮忙看。”
“走吧。不过我告诫你，不能随便给孩子吃药！有问题一定要找医生。”戴尼斯虽然这么说，但估计像伯纳多这样的家庭，肯定不会有医疗保险，有了病只能去县政府办的穷人医院排队。他可能为了省事，有小问题就先用捡来的药应付。
提到药品，他忽然想起自己还有正事要办。他要去药店检验李蔓的抗抑郁药。
（十）
美国的药店和医生的诊所相互独立，没有隶属关系。病人拿到医生的处方可以去任何药店取药。据许望星讲，他们平常去的是附近的沃尔格林药店。沃尔格林是美国最大的连锁药店，在全美有七千多家分店。离李蔓家最近的一个店位于皮科大道和罗伯逊街的交口。戴尼斯一行赶到那里时已经晚上九点半了。
穿过了许多摆放日用品的货架，戴尼斯来到了药房的窗前。一位亚裔女性迎上前来。
“我是值班药剂师汉娜·苏。你取药吗？”
“我是洛杉矶警察局的沃壬恩警探，需要你帮个忙。”戴尼斯晃了一下他的警证，然后拿出了那个帕罗西汀药瓶。“请你看看，这瓶药是不是从你们这里拿的？”
苏药师拿了药瓶端详了一会。“是的，警官。药瓶上有我们的店名。这里面装的是20毫克的帕罗西汀。是弗兰克教授开给蔓蒂·李的，6月9日取的药。这些情况标签上全有。”她指着药瓶上的标签给戴尼斯看。
“这个我懂。我想知道这里面装的是否真是20毫克的帕罗西汀？”
“不会错的，除非病人吃完药后用这个瓶子装了其它药。”苏药师把瓶子里的所有药片倒到一个白色的瓷盘子上面，拿起一个放大镜一个个地看了一眼，然后又拿了两片在桌子上的一个仪器上扫描了一下。
“没有问题，警官，这些药全部都是20毫克的帕罗西汀。”她说着捡起了一片药，连同放大镜一起递给戴尼斯。“你自己可以看看，每片药的一面刻有字母‘P’，代表帕罗西汀，另外一面刻着数字‘20’，代表20毫克。”
“我这里还有另外两片，应该是同样的药。”戴尼斯取出了沙发后面捡到的那两片药，拿起放大镜自己看了起来。“这两片药也是一面有字母‘P’，另外一面有数字‘20’。”
“不对，警官。那两片药的颜色和大小不太一样。”苏药师说，“能让我看看吗？”
“当然。我以为看看药片上刻的字就可以判断了。怎么还要看颜色和大小？”
“你看看我们药店，有几千种药。有些上面刻着药的全名，比如Zoloft和Lantus。很多药片太小，刻不了全名，只能刻一个打头的字母和剂量，就像这个帕罗西汀。如果别的药名第一个字母也是P，同样也是20毫克的剂量，就要用颜色、形状和大小来区别了。”她指着那两片药对戴尼斯说：“先看看颜色，虽然两种药都是白色的，但这两片药是蓝白色，白中发蓝。那瓶子里面的帕罗西汀是黄白色，白中发黄。再看看形状，都是椭圆型的。可是，这两片稍微大一点，是吧？”
“对，确实有区别，不仔细对比容易混淆。”戴尼斯说道，“这么多药，你们怎么能记住每一个的特征？”
“我们也不可能记住这么多药的特征，必须用这个扫描仪。”她说着把戴尼斯递给她的那两片药分别在仪器上扫了一下。“这两片是20毫克的普瑞博思，一种胃肠动力药，适用于食道反流、慢性便秘等。”
戴尼斯大吃一惊。李蔓掉到沙发后面的药怎么会是治疗胃病的药？她在电话上告诉弗兰克教授，给她开的30片帕罗西汀，她吃了5片，有两片掉到了沙发后面，所以药瓶还剩了23片药。掉到沙发后面的药一定是帕罗西汀了，怎么会变成普瑞博思？
“请你再看看这几个药瓶，有没有普瑞博思？”戴尼斯把法医从李蔓家里搜集的七、八个药瓶全部摆到药房的柜台上。苏药师一个个做了检查，最后摇了摇头说：“没有。”
既然没有药瓶，李蔓家里这两片普瑞博思从哪里来的？
“能不能查一下你们的记录？这个病人上次来取帕罗西汀的时候取别的药没有，比如普瑞博思？”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上次大夫只给她开了一种药。”
“什么？你有印象，上一次这个病人只拿了一种药？你认识这个病人？”戴尼斯不相信一个药师能记住一、两周前给某个病人拿了几种药，除非她认识那个人或者因为某种原因产生了难以忘记的印象。
“我认识她，也认识她丈夫，因为他们经常来取药，而且都是中国人。每次见了自然会用中文聊一会。”
“你知道发生的事了？”
“当然，谁不知道呀！？太让人震惊了！”
“你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哪一天？”
“大概一个多月前，她来取过一次药。不过，两周前那次是她丈夫替她取药的。”
苏药师在电脑上找到了李蔓6月9 日的處方：只有一瓶帕罗西汀。
“能不能查一下以前的记录，蔓蒂以前有没有取过普瑞博思？”戴尼斯意识到这个案子变得复杂起来。
“我们只有一年之内的记录，让我看看……。没有，从来没有。”突然，她好像想起了什么。“有一次她先生好像来拿过普瑞博思。记得他说自己食道泛酸，弄得嗓子又痛又痒的。”
“能不能帮我查查他的记录？”
苏药师继续敲击了一会电脑。“有了，他5月6日取过20毫克的普瑞博思，60片。开处方的医生是费尔德迈大夫。”
戴尼斯一头雾水离开了沃尔格林药店，一直到回家后躺在床上脑子还在分析。也许是李蔓那天错把丈夫的普瑞博思当作了帕罗西汀，所以掉到沙发后面的两片药是普瑞博思。他很快否定了这种可能。一个原因是药瓶的标签上有药名，也有患者和医生的姓名，而且那个装60片的普瑞博思药瓶肯定比装30片帕罗西汀的瓶子大很多。弗兰克教授说，李蔓给他打电话时状况还可以，头脑是清楚的，不至于把药瓶拿错。更重要的原因：李蔓的家里并没有发现普瑞博思药瓶。
他敢肯定，李蔓在给弗兰克教授打电话时手里拿着的是帕罗西汀药瓶。为什么掉到沙发后面的两片药是普瑞博思？不可能是药店装错的，因为现在里面所装的药片确实是帕罗西汀。只有一种可能：那个帕罗西汀药瓶曾经装的是普瑞博思，里面的药肯定是被人调换了，而且是调换了两次。先把从药店取出的帕罗西汀倒换成普瑞博思。李蔓死后，帕罗西汀又被装回原药瓶。要不是李蔓无意中把两片普瑞博思掉到沙发后面，调换药的事情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十一）
第二天一大早，戴尼斯向雷格曼警司作了汇报，然后去了分局的信息技术部。昨晚从许望星家里提来的两台电脑已经送到这个部门进行检查。两名技术人员分别在两台电脑上工作，戴尼斯吩咐他们尽快给他拿出检查的结果。他自己则驱车再次去了贝尔汉姆街。他很快在附近的一条街道上找到了正在推着除草机干活的伯纳多·娄派兹。
“欧拉，阿咪古！”戴尼斯用西班牙语向满脸诧异的伯纳多打了声招呼，然后问道：“昨天我看见你车里一个小桶里面放了许多药瓶子。还在吗？”
“我放到家里了。”
“走，带我去你家。”
戴尼斯在伯纳多居住的简易房屋里面看到了那个装药瓶的塑料桶。伯纳多最近一段时间捡来的药都在桶里面。戴尼斯发现了一个标签被撕了的药瓶，里面蓝白色的药片上刻有‘P’和‘20’字样。戴尼斯断定，这就是许望星的那瓶普瑞博思。
“这上面的标签是你撕的？”他问伯纳多。
“没有。这些药瓶我还没来得及找我朋友看。我也没有注意到那个瓶子上没有标签，不然就不会捡它。朋友说没有标签的药瓶没有用处。”
“记得这个药瓶是从谁家的垃圾桶捡出来的？”
“不记得。我从来不记什么东西是从哪一家捡来的。”
当天下午，两名技术员把李蔓家里的电脑检查完毕。他们发现李蔓最后一个邮件，也就是发给维尔考科斯教授的那个“揭发信”是从她家的台式电脑发出的，因为那个电脑的IP地址与雅虎网站管理员提供的一致。戴尼斯立即排除了苏西。她不可能半夜到李蔓家里用李蔓的电脑发邮件。
除了雅虎以外，李蔓还有一个新赛医学中心提供的电子邮箱，用于工作联系。她和豪瑟教授以及新赛同事之间的联系全部用的是新赛邮箱。工作的事情她以前从来没有用过雅虎邮箱。按照这个习惯，她给维尔考科斯的邮件也应该来自新赛的邮箱，而不是雅虎。这个发现更让戴尼斯确信，那封信不会是李蔓发的。
他们还浏览了李蔓近一个月收到的所有邮件，没有发现任何可能对李蔓造成心理打击的邮件。他们重点看了豪瑟教授发给李蔓的邮件，没有任何挑逗、骚扰的语言，基本都是工作和学术方面的事情。
除了那个最后的邮件，李蔓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天没有给任何人发过信息。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他们在李蔓的笔记本电脑中发现了李蔓写的日记。说不定能从日记里面找出有用的线索，戴尼斯想，他赶忙看了李蔓一月份以来的日记。
李蔓大多记的是她日常活动和消费情况，像流水账似的。有几篇描写的是抑郁症给她带来的痛苦。
2月3日
这几天感觉一直不好，老是觉得胸闷气促，好像掉到了很深的水下，全身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点劲也使不上。小时候外婆为了让我晚上早点上床睡觉，硬是把灯关掉，然后让我把眼睛闭上。要不然，“鬼就来了”。我真的以为那鬼就在门外，眼睛睁了它就会进来。于是眼睛紧紧闭着，用被子把头捂起来，大气都不敢出，只听见自己的心在怦怦跳动，手心在出冷汗。这几天的感觉真有点小时候把头捂在被窝的感觉。医生说这些感觉都是抑郁症的表现，莫非这病就是我门口的那个鬼。
2月10日
上了几天班，觉得“鬼”又回来了。带来了忧闷、伤感，……，尤其是带来了失眠。连续五、六天，我每晚上睡不到三个小时。睡觉已经成为慢性的磨难，在席梦思床上的磨难。辗转反侧、思绪万千，越想越多，越想越乱。后半夜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入睡，4点多又醒来了。奇怪，每天都是4点过几分醒来。
这种“鬼”病，没有发烧、没有脓包。摸不着、看不见。血液化验测不着，X光也不显影。它不损害你的身体，甚至不伤你一根毫毛。它摧残的是你的精神、你的意志、你的灵魂。绵绵无际的摧残，每一分一秒都在摧残。
2月12日
晚饭后去了圣塔·莫妮卡海滩。到海边已经天黑了。没有看见日落，也没有看见晚霞。一点也不感到遗憾，因为看见了我也不会激动。现在对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不论是开车被罚，还是工作出错；无论是老板批评，还是丈夫抱怨，我都不喜也不怒。夫妻床上的事情我一点感觉也没有，丈夫说他是“孤军奋战，且战且退，无法恋战”。说完他笑了，觉得自己幽默。我却哭了。哭我的悲哀，哭我尽不了妻子的义务。
还有一篇较长，表达了一位好友去世给她带来的心理冲击。也许是导致她那段时间病情加重的一个因素。
2月18日
安妮去世了，她丈夫给朋友和同事们发了电子邮件，说是前天凌晨走的。上周去里根医院看过她。她的乳腺癌转移到大脑，瘦的已经是皮包骨头，本来就苍白的皮肤变得就像一张蜡纸。那天她没有说什么，好像说话已经很吃力。她只是握着我的手，摇了摇。我强忍着眼泪没有掉下来。
也许她走了更好，免得受罪。她最后的日子全凭杜冷丁和吗啡注射止痛。她走了，我在美国没有一个知心朋友了。上帝呐，为什么招走我唯一的朋友，却让那些我痛恨的人神气十足地活着？莫非我应该跟着安妮而去。她在那边肯定寂寞。
安妮是我在UCLA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不记得曾经有多少个日日夜夜，我们一起在教室复习功课，一起在图书馆学习、查资料，一起在实验室做动物试验。她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在东北的缅因州长大。我是个完完全全的中国人，在山西临汾长大。我们是不同的人种，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文化环境，但我们认识不久就成为好朋友，谈什么都很投机，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毕业后她去了南加大做助理教授。她在那里干得不错，两年前快要转升副教授时，却不幸患了乳腺癌。
真是苍天不公呀，她这么好的人。她大学毕业后去南美义务教英语，差点被哥伦比亚的武装分子绑架。她是个长期的义务献血员，她的血不知救过多少人的生命。中国2008年的汶川地震后，她给我寄了张支票，让我转交灾区。当时我自己还没有捐款呢，弄得我这个中国人很不好意思。
戴尼斯没有发现李蔓住院前和住院期间的日记。他记得弗兰克教授讲过，抑郁病严重时，病人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任何事情也不想干或者干不了。可以理解为什么李蔓在病情很严重的时候没有写日记，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她自杀之前没有写日记。至于那个电子邮件，肯定是别人所为。
下面这一篇包括了她对丈夫以及实验室那个美女丽莎·哈瑞斯的抱怨。原来她丈夫和丽莎以前是同学。他似乎觉得这是个线索，但一时又没有理清头绪。这些的抱怨说明，这本日记是李蔓的隐私，不会透露给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丈夫。
3月30日
刚刚休完病假，正好赶上研究所十周年庆祝。所长邀请了全体雇员和家属。我和丈夫都去了。他认出了丽莎是他复旦的同班同学。说是十多年没有音讯，没想到是我的同事，还怨我没早告诉他。我那知道丽莎是复旦99届的，更不知道她的原名叫冯丽。那人从来不提以前在美国东部的经历，更没有谈过她在中国的事情。何况我最不想谈的就是这个女人。我不嫉妒她是老板的红人，就是难于忍受她经常利用与老板的特殊关系为自己谋利益的做法。
又是一个礼拜三，李蔓的自杀过去了一周，贝尔汉姆街早已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七点多了，大部分居民已经回到家里。居民们陆陆续续把垃圾桶推了出来，摆放在前院靠街道的地方。住在这一带的居民，每一家都有三个不同颜色的垃圾桶。蓝色的装生活垃圾；黑色的装可回收的废品，比如纸盒、报纸和酒瓶；绿色的装树枝、落叶等植物。每个桶有一米多高，下面带着轮子。平常放在后院或者侧院，等到收垃圾的那一天推到前院由垃圾公司的把里面的垃圾运走。这条街道的垃圾是明天一大早收，所以今天晚上就应该把垃圾桶推出来。
一派安居乐业的景象，一周前那个死亡事件给这片街区所造成的阴霾似乎已经荡然无存。他按响了许望星家的门铃。没过一会，门慢慢开了，许望星瘦削的身躯出现在门口。
“抱歉，许博士。又要打扰你了。”戴尼斯给他看了搜查证。
“没有问题。请进吧！”许望星的脸上毫无表情。
进门的右手边是客厅，里面摆放着一个很大的转角沙发。两个五大三粗的警员立刻把沙发抬到了一边。不知什么时候掉到沙发下面的东西统统暴露无遗。戴尼斯看到了两个发卡、几枚硬币、很多饭粒，还有两个白色的药片。他立刻把那两片药装进了一个塑料袋内。
许望星问戴尼斯：“这两片药是怎么回事？你们怎么知道沙发下面会有两片药？”
“你太太在电话上给弗兰克医生讲过，这两片药是她不小心掉的。我们想拿去检验一下这些药是不是医生开的那种抗抑郁药，药店有没有给错。”
“她用的是帕罗西汀，是弗兰克教授开的。还剩了多半瓶你们不是拿走了吗？”许望星用手背擦了一下鼻尖。
“对，在这里。”戴尼斯从他的包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那瓶帕罗西汀。“我们要把瓶子里面的药和刚才捡到的这两片一起拿到药店检验。”
他看见许望星用手背又擦了一下鼻尖。
“请带我们看看你家里的电脑。”
许望星家里共有三台电脑。两台笔记本型的分别属于李蔓和许望星。许望星说他的那个笔记本是公司发的，纯粹工作用，李蔓从来没有碰过。李蔓的那台是家里买的，供李蔓专用。许望星说，李蔓给电脑加了密，他不知道密码。
台式电脑放置在主卧室那张大型双人床的对面，平常主要是许望星用。卧室另外一侧是浴室，包括一个巨大的浴缸，一个淋浴隔间，一个马桶隔间，还有一个藏衣室。
半个小时后，戴尼斯离开了许望星的家，同时带走了那个台式电脑和李蔓的笔记本电脑。
外面天色已黑，路灯发着昏黄的光芒，街道上静悄悄的。他们刚把电脑放进车后箱，就听到了一阵瓶瓶罐罐碰撞的声音，他们向着声音的方向望了一眼，有个人影在不远处的一家门前晃动。
“过去看看！”出于职业的习惯，尤其是以前当治安警察的经验，戴尼斯每遇到这种情况都要弄个明白。
原来是个捡破烂的墨西哥民工。南加州的墨西哥民工很多，满街道都能看见。大部分是非法移民，到美国后基本是打零工，帮人搬家、修割草坪、餐馆洗碗、饭店打扫卫生。
“有证件吗？”戴尼斯问道。
“好像不懂英语。”一位警员说道，他见那人对戴尼斯的问话没有反应。
戴尼斯用西班牙语又重复了一遍。由于南美的移民极多，南加州地区许多政府机构包括警察局都要求雇员会说基本的西班牙语。
“我不是非法移民。我有加州的驾照。”那人一边用西班牙语回答，一边从裤兜了摸出他的驾照。在美国，驾驶执照等同于身份证。
戴尼斯回到车里面审核了那个人的证件。警车里都装备有一种特殊的电脑，用来快速检索驾车和犯罪的记录。只要把驾驶执照在仪器上刷一下，很快就能查出一个人有没有犯罪或者不良的驾驶纪录。
这位民工叫伯纳多·娄派兹，没有任何不良记录。
“这么晚了，在这里干什么？”
“捡瓶子。”伯纳多说他白天为这条街道的几个家庭剪花割草，晚上看见垃圾桶推了出来，顺便捡些酒瓶子和易拉罐去卖。
戴尼斯检查了伯纳多破旧的皮卡车。后车箱放了一大堆瓶瓶罐罐，前面的车座上放了一个塑料桶，里面有一些药瓶子。戴尼斯拿起一个药瓶，发现里面还剩了半瓶药。
“这些药也是从垃圾桶里捡的？”他问伯纳多。
“是的，警官。”伯纳多毕恭毕敬地回答。
“贩卖这些过期的药品可是犯法的。”
“没有、没有！我从来不卖药品。我是想拿回去看看是不是还有用。有些药并没有过期就被主人扔了。我有三个孩子，经常需要治疗发烧和止痛的药。”
“你能看懂这些药名？你知道用法用量？”
“有朋友帮忙看。”
“走吧。不过我告诫你，不能随便给孩子吃药！有问题一定要找医生。”戴尼斯虽然这么说，但估计像伯纳多这样的家庭，肯定不会有医疗保险，有了病只能去县政府办的穷人医院排队。他可能为了省事，有小问题就先用捡来的药应付。
提到药品，他忽然想起自己还有正事要办。他要去药店检验李蔓的抗抑郁药。
（十）
美国的药店和医生的诊所相互独立，没有隶属关系。病人拿到医生的处方可以去任何药店取药。据许望星讲，他们平常去的是附近的沃尔格林药店。沃尔格林是美国最大的连锁药店，在全美有七千多家分店。离李蔓家最近的一个店位于皮科大道和罗伯逊街的交口。戴尼斯一行赶到那里时已经晚上九点半了。
穿过了许多摆放日用品的货架，戴尼斯来到了药房的窗前。一位亚裔女性迎上前来。
“我是值班药剂师汉娜·苏。你取药吗？”
“我是洛杉矶警察局的沃壬恩警探，需要你帮个忙。”戴尼斯晃了一下他的警证，然后拿出了那个帕罗西汀药瓶。“请你看看，这瓶药是不是从你们这里拿的？”
苏药师拿了药瓶端详了一会。“是的，警官。药瓶上有我们的店名。这里面装的是20毫克的帕罗西汀。是弗兰克教授开给蔓蒂·李的，6月9日取的药。这些情况标签上全有。”她指着药瓶上的标签给戴尼斯看。
“这个我懂。我想知道这里面装的是否真是20毫克的帕罗西汀？”
“不会错的，除非病人吃完药后用这个瓶子装了其它药。”苏药师把瓶子里的所有药片倒到一个白色的瓷盘子上面，拿起一个放大镜一个个地看了一眼，然后又拿了两片在桌子上的一个仪器上扫描了一下。
“没有问题，警官，这些药全部都是20毫克的帕罗西汀。”她说着捡起了一片药，连同放大镜一起递给戴尼斯。“你自己可以看看，每片药的一面刻有字母‘P’，代表帕罗西汀，另外一面刻着数字‘20’，代表20毫克。”
“我这里还有另外两片，应该是同样的药。”戴尼斯取出了沙发后面捡到的那两片药，拿起放大镜自己看了起来。“这两片药也是一面有字母‘P’，另外一面有数字‘20’。”
“不对，警官。那两片药的颜色和大小不太一样。”苏药师说，“能让我看看吗？”
“当然。我以为看看药片上刻的字就可以判断了。怎么还要看颜色和大小？”
“你看看我们药店，有几千种药。有些上面刻着药的全名，比如Zoloft和Lantus。很多药片太小，刻不了全名，只能刻一个打头的字母和剂量，就像这个帕罗西汀。如果别的药名第一个字母也是P，同样也是20毫克的剂量，就要用颜色、形状和大小来区别了。”她指着那两片药对戴尼斯说：“先看看颜色，虽然两种药都是白色的，但这两片药是蓝白色，白中发蓝。那瓶子里面的帕罗西汀是黄白色，白中发黄。再看看形状，都是椭圆型的。可是，这两片稍微大一点，是吧？”
“对，确实有区别，不仔细对比容易混淆。”戴尼斯说道，“这么多药，你们怎么能记住每一个的特征？”
“我们也不可能记住这么多药的特征，必须用这个扫描仪。”她说着把戴尼斯递给她的那两片药分别在仪器上扫了一下。“这两片是20毫克的普瑞博思，一种胃肠动力药，适用于食道反流、慢性便秘等。”
戴尼斯大吃一惊。李蔓掉到沙发后面的药怎么会是治疗胃病的药？她在电话上告诉弗兰克教授，给她开的30片帕罗西汀，她吃了5片，有两片掉到了沙发后面，所以药瓶还剩了23片药。掉到沙发后面的药一定是帕罗西汀了，怎么会变成普瑞博思？
“请你再看看这几个药瓶，有没有普瑞博思？”戴尼斯把法医从李蔓家里搜集的七、八个药瓶全部摆到药房的柜台上。苏药师一个个做了检查，最后摇了摇头说：“没有。”
既然没有药瓶，李蔓家里这两片普瑞博思从哪里来的？
“能不能查一下你们的记录？这个病人上次来取帕罗西汀的时候取别的药没有，比如普瑞博思？”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上次大夫只给她开了一种药。”
“什么？你有印象，上一次这个病人只拿了一种药？你认识这个病人？”戴尼斯不相信一个药师能记住一、两周前给某个病人拿了几种药，除非她认识那个人或者因为某种原因产生了难以忘记的印象。
“我认识她，也认识她丈夫，因为他们经常来取药，而且都是中国人。每次见了自然会用中文聊一会。”
“你知道发生的事了？”
“当然，谁不知道呀！？太让人震惊了！”
“你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哪一天？”
“大概一个多月前，她来取过一次药。不过，两周前那次是她丈夫替她取药的。”
苏药师在电脑上找到了李蔓6月9 日的處方：只有一瓶帕罗西汀。
“能不能查一下以前的记录，蔓蒂以前有没有取过普瑞博思？”戴尼斯意识到这个案子变得复杂起来。
“我们只有一年之内的记录，让我看看……。没有，从来没有。”突然，她好像想起了什么。“有一次她先生好像来拿过普瑞博思。记得他说自己食道泛酸，弄得嗓子又痛又痒的。”
“能不能帮我查查他的记录？”
苏药师继续敲击了一会电脑。“有了，他5月6日取过20毫克的普瑞博思，60片。开处方的医生是费尔德迈大夫。”
戴尼斯一头雾水离开了沃尔格林药店，一直到回家后躺在床上脑子还在分析。也许是李蔓那天错把丈夫的普瑞博思当作了帕罗西汀，所以掉到沙发后面的两片药是普瑞博思。他很快否定了这种可能。一个原因是药瓶的标签上有药名，也有患者和医生的姓名，而且那个装60片的普瑞博思药瓶肯定比装30片帕罗西汀的瓶子大很多。弗兰克教授说，李蔓给他打电话时状况还可以，头脑是清楚的，不至于把药瓶拿错。更重要的原因：李蔓的家里并没有发现普瑞博思药瓶。
他敢肯定，李蔓在给弗兰克教授打电话时手里拿着的是帕罗西汀药瓶。为什么掉到沙发后面的两片药是普瑞博思？不可能是药店装错的，因为现在里面所装的药片确实是帕罗西汀。只有一种可能：那个帕罗西汀药瓶曾经装的是普瑞博思，里面的药肯定是被人调换了，而且是调换了两次。先把从药店取出的帕罗西汀倒换成普瑞博思。李蔓死后，帕罗西汀又被装回原药瓶。要不是李蔓无意中把两片普瑞博思掉到沙发后面，调换药的事情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十一）
第二天一大早，戴尼斯向雷格曼警司作了汇报，然后去了分局的信息技术部。昨晚从许望星家里提来的两台电脑已经送到这个部门进行检查。两名技术人员分别在两台电脑上工作，戴尼斯吩咐他们尽快给他拿出检查的结果。他自己则驱车再次去了贝尔汉姆街。他很快在附近的一条街道上找到了正在推着除草机干活的伯纳多·娄派兹。
“欧拉，阿咪古！”戴尼斯用西班牙语向满脸诧异的伯纳多打了声招呼，然后问道：“昨天我看见你车里一个小桶里面放了许多药瓶子。还在吗？”
“我放到家里了。”
“走，带我去你家。”
戴尼斯在伯纳多居住的简易房屋里面看到了那个装药瓶的塑料桶。伯纳多最近一段时间捡来的药都在桶里面。戴尼斯发现了一个标签被撕了的药瓶，里面蓝白色的药片上刻有‘P’和‘20’字样。戴尼斯断定，这就是许望星的那瓶普瑞博思。
“这上面的标签是你撕的？”他问伯纳多。
“没有。这些药瓶我还没来得及找我朋友看。我也没有注意到那个瓶子上没有标签，不然就不会捡它。朋友说没有标签的药瓶没有用处。”
“记得这个药瓶是从谁家的垃圾桶捡出来的？”
“不记得。我从来不记什么东西是从哪一家捡来的。”
当天下午，两名技术员把李蔓家里的电脑检查完毕。他们发现李蔓最后一个邮件，也就是发给维尔考科斯教授的那个“揭发信”是从她家的台式电脑发出的，因为那个电脑的IP地址与雅虎网站管理员提供的一致。戴尼斯立即排除了苏西。她不可能半夜到李蔓家里用李蔓的电脑发邮件。
除了雅虎以外，李蔓还有一个新赛医学中心提供的电子邮箱，用于工作联系。她和豪瑟教授以及新赛同事之间的联系全部用的是新赛邮箱。工作的事情她以前从来没有用过雅虎邮箱。按照这个习惯，她给维尔考科斯的邮件也应该来自新赛的邮箱，而不是雅虎。这个发现更让戴尼斯确信，那封信不会是李蔓发的。
他们还浏览了李蔓近一个月收到的所有邮件，没有发现任何可能对李蔓造成心理打击的邮件。他们重点看了豪瑟教授发给李蔓的邮件，没有任何挑逗、骚扰的语言，基本都是工作和学术方面的事情。
除了那个最后的邮件，李蔓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天没有给任何人发过信息。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他们在李蔓的笔记本电脑中发现了李蔓写的日记。说不定能从日记里面找出有用的线索，戴尼斯想，他赶忙看了李蔓一月份以来的日记。
李蔓大多记的是她日常活动和消费情况，像流水账似的。有几篇描写的是抑郁症给她带来的痛苦。
2月3日
这几天感觉一直不好，老是觉得胸闷气促，好像掉到了很深的水下，全身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点劲也使不上。小时候外婆为了让我晚上早点上床睡觉，硬是把灯关掉，然后让我把眼睛闭上。要不然，“鬼就来了”。我真的以为那鬼就在门外，眼睛睁了它就会进来。于是眼睛紧紧闭着，用被子把头捂起来，大气都不敢出，只听见自己的心在怦怦跳动，手心在出冷汗。这几天的感觉真有点小时候把头捂在被窝的感觉。医生说这些感觉都是抑郁症的表现，莫非这病就是我门口的那个鬼。
2月10日
上了几天班，觉得“鬼”又回来了。带来了忧闷、伤感，……，尤其是带来了失眠。连续五、六天，我每晚上睡不到三个小时。睡觉已经成为慢性的磨难，在席梦思床上的磨难。辗转反侧、思绪万千，越想越多，越想越乱。后半夜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入睡，4点多又醒来了。奇怪，每天都是4点过几分醒来。
这种“鬼”病，没有发烧、没有脓包。摸不着、看不见。血液化验测不着，X光也不显影。它不损害你的身体，甚至不伤你一根毫毛。它摧残的是你的精神、你的意志、你的灵魂。绵绵无际的摧残，每一分一秒都在摧残。
2月12日
晚饭后去了圣塔·莫妮卡海滩。到海边已经天黑了。没有看见日落，也没有看见晚霞。一点也不感到遗憾，因为看见了我也不会激动。现在对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不论是开车被罚，还是工作出错；无论是老板批评，还是丈夫抱怨，我都不喜也不怒。夫妻床上的事情我一点感觉也没有，丈夫说他是“孤军奋战，且战且退，无法恋战”。说完他笑了，觉得自己幽默。我却哭了。哭我的悲哀，哭我尽不了妻子的义务。
还有一篇较长，表达了一位好友去世给她带来的心理冲击。也许是导致她那段时间病情加重的一个因素。
2月18日
安妮去世了，她丈夫给朋友和同事们发了电子邮件，说是前天凌晨走的。上周去里根医院看过她。她的乳腺癌转移到大脑，瘦的已经是皮包骨头，本来就苍白的皮肤变得就像一张蜡纸。那天她没有说什么，好像说话已经很吃力。她只是握着我的手，摇了摇。我强忍着眼泪没有掉下来。
也许她走了更好，免得受罪。她最后的日子全凭杜冷丁和吗啡注射止痛。她走了，我在美国没有一个知心朋友了。上帝呐，为什么招走我唯一的朋友，却让那些我痛恨的人神气十足地活着？莫非我应该跟着安妮而去。她在那边肯定寂寞。
安妮是我在UCLA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不记得曾经有多少个日日夜夜，我们一起在教室复习功课，一起在图书馆学习、查资料，一起在实验室做动物试验。她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在东北的缅因州长大。我是个完完全全的中国人，在山西临汾长大。我们是不同的人种，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文化环境，但我们认识不久就成为好朋友，谈什么都很投机，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毕业后她去了南加大做助理教授。她在那里干得不错，两年前快要转升副教授时，却不幸患了乳腺癌。
真是苍天不公呀，她这么好的人。她大学毕业后去南美义务教英语，差点被哥伦比亚的武装分子绑架。她是个长期的义务献血员，她的血不知救过多少人的生命。中国2008年的汶川地震后，她给我寄了张支票，让我转交灾区。当时我自己还没有捐款呢，弄得我这个中国人很不好意思。
戴尼斯没有发现李蔓住院前和住院期间的日记。他记得弗兰克教授讲过，抑郁病严重时，病人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任何事情也不想干或者干不了。可以理解为什么李蔓在病情很严重的时候没有写日记，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她自杀之前没有写日记。至于那个电子邮件，肯定是别人所为。
下面这一篇包括了她对丈夫以及实验室那个美女丽莎·哈瑞斯的抱怨。原来她丈夫和丽莎以前是同学。他似乎觉得这是个线索，但一时又没有理清头绪。这些的抱怨说明，这本日记是李蔓的隐私，不会透露给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丈夫。
3月30日
刚刚休完病假，正好赶上研究所十周年庆祝。所长邀请了全体雇员和家属。我和丈夫都去了。他认出了丽莎是他复旦的同班同学。说是十多年没有音讯，没想到是我的同事，还怨我没早告诉他。我那知道丽莎是复旦99届的，更不知道她的原名叫冯丽。那人从来不提以前在美国东部的经历，更没有谈过她在中国的事情。何况我最不想谈的就是这个女人。我不嫉妒她是老板的红人，就是难于忍受她经常利用与老板的特殊关系为自己谋利益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