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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6月出生的张涛,早在2003年7月便受聘为北航材料学院材料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在他漫长的求学之路后,这样的位置让很多人羡慕。
一些好朋友会来打趣,恭喜你,成为老板了。
老板,这个商业词汇在博导圈子里,则早已有了不一样的蕴含。
初次被人喊做老板,他感到不太习惯,有类似的感觉的,还有郭世佑,这个典型学者型中年男人,曾任浙江大学中国近代历史与当代发展研究所教兼所长,浙江省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委员历史学科专家组召集人之一,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律史专业博士生导师。
博导关系学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一书列举了中国博士培养过程中一系列问题,例如博士生成为博导的廉价劳动力,把博导当老板。你当博士和博导,有类似经历吗?
张涛:我是1988年公派留学,在日本东北大学金属材料研究所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1993年获得工学博士学位后,在这家研究所担任助手。日本是部门制,由部门培养博士生。部门组成一般是一个教授,下面有副教授,有几名助手,这样一个单元。带我的博导非常敬业,每天早7点就来研究所,晚10点才下班。博导常跟我说要我不要拘泥于自己所学的知识,还要多涉足其他领域的知识,这样创新能力才能得到加强。日本的博导一般都是身教重于言教,靠自身的行为为博士生做榜样。我也是受到这种影响。2003年我回国后担任博导。
郭世佑:我可能和一般博导不同,我是读的在职博士,拿到博士学位,后来成为博导。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博导与博士生的关系如何?与你当博士那会儿相比呢?
张涛:现在博士生和博导的关系可能不如我们那会儿密切,我带博士生时,有时首先给他们上情感课,教他们什么是爱,什么是沟通。因为我觉得情感对人影响很大,情商影响不亚于智商,这是一个博士最基本素质的准备。现在学生情感经常出现问题,毕竟在社会转型期,成年人心理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带的博士生不多,目前是8个,刚入学我对每个人都公平对待,就是奔着学者的目标去培养,但是过一段你就能看出,有的人是想将来做学问的,有的就是来混文凭的,所以我就采用不同的方法,每个学生要求不一样,学生里有占20%要做学问就不错了,对做学问的学生我是按照真正博士生的要求去培养。对于想仅仅想拿个文凭的,我就尽量帮助他毕业。
郭世佑:我读博时主要靠自学,博导对我辅导的不多,但是我受著名史家林增平教授影响很大,我本科是在湖南师范大学,身为副校长的林增平教授特别关心学生,那时电话很少,打电话很困难,林教授家里有电话,有时我们学生打电话,敲门就进去,林教授从来不阻拦。学生去林教授家,他总是耐心地答疑解惑,我那时的论文他都帮我认真修改。博导与学生关系现在不如以前,现在有的学生用你的时候找你,不用你的时候,有时博导生病了他连句问候都没有。有一次,我有个学生写论文需要用到日本的资料,我要找日本的一位著名历史教授去申请,但是这位博士生平时连封信都写不好,而日本这位老教授的汉文基础非常好。所以为了避免闹出不必要的麻烦,我得亲自帮学生写申请信。最后我还被其他学生埋怨,觉得我不该管闲事。我感觉现在一些学生情商在下降。
谁在决定博士生轻重?
中国新闻周刊:博士水平在下降,博导权力很大,但是博士生却几乎都能毕业。而美国博士生最终无法毕业的比例可能超过30%,真是如此吗?
张涛:博导权力是很大,但是从学校等各方面来看,都不希望学生不毕业,所以博导有权力也不敢轻易使用。我的博士生基本上都能毕业,除非你实在是不好好学习。科学的辉煌时代很多领域没标准,后来有了标准,发展的高峰期也就过去了。所以我个人认为,给学生毕业定个标准不是很好。
郭世佑:每到三四月份,博士生递交论文的高峰期就到了,这个时候不少博导最头疼,因为绝大多数论文实在没优点,一些博导还得拼命去找优点。虽然不少博士生论文和题目都不好,但是他也毕竟研究了三年了,你不让他毕业也不好。北大历史系很严格,每次都按照5%左右淘汰掉不合格的博士生。我觉得其实这也不合适,假如都符合标准了,都该毕业,不符合标准的,就都不该毕业。但是地球这么小,北京也不大,淘汰掉谁都不好。我还是比较严格的,对于水平不高的论文,我给的最终评语都不会很好,还是实事求是指出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说,扩招打开了潘多拉盒子?
郭世佑:本科生的扩招,把一批质量不高的中学生带进来了。硕士的扩招,又带来的很多质量不高的本科生。而博士的扩招,造成博士生中进入了很多质量不高的硕士。我们每年培养博士硕士越来越多,但是确实牺牲了一定的质量。
张涛:学生招多了会有问题,但是你不培养这么多也会有问题。前几年中国每年拿到博士学位的很少,但不是也没有培养出科学巨匠吗?倾全国力量都培养那么几个博士,也会有问题,例如很多学生就会跑到国外去,享受外国的教育资源去了。
中国新闻周刊:还有别的原因吗?
郭世佑:主要还是制度问题,例如整体的学术氛围和评价体系。一个好老师只能带出有限的好学生,但是一个好制度能带出更多的好学生。
我们国家的学术界越来越功利了,很多博导都在跑课题找经费,但是我认为,课题并不代表一个人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能力。你跑的课题再多,也不代表你怎么样,衡量一个老师的水平就得看你的代表作。像文史这种专业,你没有一分钱课题经费,它也照样可以做研究。课题指南限制很多,有时并不是你研究的范围。很多好的成果不是课题里面搞出来的。把申请经费当做重要指标的做法并不合适,一部分有实力的教授不愿意也不想申请项目。你不去找评委,你不去拉关系,你就拉不到课题。不靠人际关系大多拿不到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还算比较好的,有些没有课题但是学术水平高的老师,还可继续担任博导,但是其他学校就不好说了。这种评价体系,对不负责任的导师没有约束性,对负责任的导师反倒有约束性,因为负责任的导师不一定靠课题靠经费,他主要是辅导指导学生。兴趣点都不一样。但我知道有的博导因为项目不够,就被剥夺了带学生的权力。
目前导师每年都要填表,例如发表多少论文专著啊等等,学校从数量上给老师们压力,老师对学生管理怎么样,负责不负责,这些评价体系却体现不出来,老师们只能凭良心办事。学术本身,尤其是文史专业的学术水准不是靠填表填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是闲出来的,心态要平静。我们的评价体系怎样保证那些敬业的老师安心钻研学问,不要轻易打扰他们,更不要通过填表的方式羞辱他们呢?
填表的主要内容除了有发表了多少论文,申请了多少项目,多少经费,而且还要自己吹你的社会影响。我提出我不填这种表,影响是别人说的,不是自己吹出来的。甚至有的影响不是在有生之年,需要在以后体现出来。
另一个是学风问题,树立良好的学风就要尊重学者尊重学术,领导要带头尊重。我们的大学本身就是一个衙门,分行政级别。学生进校开欢迎会,坐在主席台上的第一排是校领导,第二排院长,第三排教授代表。教授成了第三等级。学术在学校没有地位。
评价体系中,有些学校要求博士生必须在国家级A类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其实有时博导都没在这种杂志上发表过论文,这也是不合理的规定。
张涛:学校评价体系是有问题,钱越多,评价越好。设想现在能不能你10年没钱,没研究经费,只要在学术界有影响,还能坐在博导的位置上?数学家陈景润可以不要任何经费就做研究,现在我们的高校还允许不允许这么干?估计陈景润今天连职称都没有了。
包身工?微创新!
中国新闻周刊:国外的博士生,有些会因为一本博士毕业论文而扬名世界,反观中国,却看不到类似的故事,有专家说中国的博士生创新力太差?
张涛:是很不够。现在很多人目的性太强。出生在60年代的人为什么最近很多人在科学界逐渐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很多就是小学时赶上文革,接触面多,因为无法好好上课。等到中学时,遇到改革开放,能得到很系统的学习,然后上大学。这使得我们没有过早地被应试教育束缚,反而创新能力强。
真正的博士,应该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己去寻找,整个学科甚至人类历史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且想办法解决。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博士。但是现在中国,往往是老师写个题目,然后你去完成这个题目。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人说,博士生成了博导的包身工?
郭世佑:我也听说过博士生为博导打工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是在为博士生打工。我的课题比较少,而且大多是教育部的课题,经费最多十几万。我总共带十几名博士生。有时学生就业有压力,我就把国家课题分一些给学生做,请他们参与。不是让学生为我打工,而是帮助学生,他们填表的时候,填上他参与了重大国家课题,对他未来找工作很有帮助。我不主张合写著作,我只有一次和一位博士生合写了著作,稿费分给他一多半,还一再表扬他做的工作很多。还有一些要求博士生必须在国家级A类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我还得帮助博士生修改论文并在这种权威媒体上发表,有时修改论文比自己写论文要累得多,牵扯很多精力,所以我说我是在给我的博士生打工。
张涛: 我也听说过有带几十个上百个博士生的现象,因为这类博导掌握的项目大,属于做“工程”,做一个体系。项目多,经费多,就可以多带学生。
中国新闻周刊:有些博士生成了廉价劳动力,收入很低。而且据说有的教授带的学生多了,连论文都来不及看。
张涛:这种现象可能有,但是一般老师还是尽量多发钱,让学生生活得更好,博导发给学生钱也要根据平均环境。你要是发得太多,你的同事、很多老师就会压力很大,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有经费。当然我觉得让学生安心下来,研究和学习成果会更多。
中国新闻周刊:方便透露一下你的博士生能拿多少钱吗?有几千元吗?
张涛:一个月拿不到几千元,几千元比副教授都多了。家里很富的学生,也可以申请不要,一个人平均每月大约有1500元钱吧,外加年终奖,我还努力让自费生与公费生收入基本一致。★
一些好朋友会来打趣,恭喜你,成为老板了。
老板,这个商业词汇在博导圈子里,则早已有了不一样的蕴含。
初次被人喊做老板,他感到不太习惯,有类似的感觉的,还有郭世佑,这个典型学者型中年男人,曾任浙江大学中国近代历史与当代发展研究所教兼所长,浙江省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委员历史学科专家组召集人之一,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律史专业博士生导师。
博导关系学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一书列举了中国博士培养过程中一系列问题,例如博士生成为博导的廉价劳动力,把博导当老板。你当博士和博导,有类似经历吗?
张涛:我是1988年公派留学,在日本东北大学金属材料研究所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1993年获得工学博士学位后,在这家研究所担任助手。日本是部门制,由部门培养博士生。部门组成一般是一个教授,下面有副教授,有几名助手,这样一个单元。带我的博导非常敬业,每天早7点就来研究所,晚10点才下班。博导常跟我说要我不要拘泥于自己所学的知识,还要多涉足其他领域的知识,这样创新能力才能得到加强。日本的博导一般都是身教重于言教,靠自身的行为为博士生做榜样。我也是受到这种影响。2003年我回国后担任博导。
郭世佑:我可能和一般博导不同,我是读的在职博士,拿到博士学位,后来成为博导。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博导与博士生的关系如何?与你当博士那会儿相比呢?
张涛:现在博士生和博导的关系可能不如我们那会儿密切,我带博士生时,有时首先给他们上情感课,教他们什么是爱,什么是沟通。因为我觉得情感对人影响很大,情商影响不亚于智商,这是一个博士最基本素质的准备。现在学生情感经常出现问题,毕竟在社会转型期,成年人心理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带的博士生不多,目前是8个,刚入学我对每个人都公平对待,就是奔着学者的目标去培养,但是过一段你就能看出,有的人是想将来做学问的,有的就是来混文凭的,所以我就采用不同的方法,每个学生要求不一样,学生里有占20%要做学问就不错了,对做学问的学生我是按照真正博士生的要求去培养。对于想仅仅想拿个文凭的,我就尽量帮助他毕业。
郭世佑:我读博时主要靠自学,博导对我辅导的不多,但是我受著名史家林增平教授影响很大,我本科是在湖南师范大学,身为副校长的林增平教授特别关心学生,那时电话很少,打电话很困难,林教授家里有电话,有时我们学生打电话,敲门就进去,林教授从来不阻拦。学生去林教授家,他总是耐心地答疑解惑,我那时的论文他都帮我认真修改。博导与学生关系现在不如以前,现在有的学生用你的时候找你,不用你的时候,有时博导生病了他连句问候都没有。有一次,我有个学生写论文需要用到日本的资料,我要找日本的一位著名历史教授去申请,但是这位博士生平时连封信都写不好,而日本这位老教授的汉文基础非常好。所以为了避免闹出不必要的麻烦,我得亲自帮学生写申请信。最后我还被其他学生埋怨,觉得我不该管闲事。我感觉现在一些学生情商在下降。
谁在决定博士生轻重?
中国新闻周刊:博士水平在下降,博导权力很大,但是博士生却几乎都能毕业。而美国博士生最终无法毕业的比例可能超过30%,真是如此吗?
张涛:博导权力是很大,但是从学校等各方面来看,都不希望学生不毕业,所以博导有权力也不敢轻易使用。我的博士生基本上都能毕业,除非你实在是不好好学习。科学的辉煌时代很多领域没标准,后来有了标准,发展的高峰期也就过去了。所以我个人认为,给学生毕业定个标准不是很好。
郭世佑:每到三四月份,博士生递交论文的高峰期就到了,这个时候不少博导最头疼,因为绝大多数论文实在没优点,一些博导还得拼命去找优点。虽然不少博士生论文和题目都不好,但是他也毕竟研究了三年了,你不让他毕业也不好。北大历史系很严格,每次都按照5%左右淘汰掉不合格的博士生。我觉得其实这也不合适,假如都符合标准了,都该毕业,不符合标准的,就都不该毕业。但是地球这么小,北京也不大,淘汰掉谁都不好。我还是比较严格的,对于水平不高的论文,我给的最终评语都不会很好,还是实事求是指出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说,扩招打开了潘多拉盒子?
郭世佑:本科生的扩招,把一批质量不高的中学生带进来了。硕士的扩招,又带来的很多质量不高的本科生。而博士的扩招,造成博士生中进入了很多质量不高的硕士。我们每年培养博士硕士越来越多,但是确实牺牲了一定的质量。
张涛:学生招多了会有问题,但是你不培养这么多也会有问题。前几年中国每年拿到博士学位的很少,但不是也没有培养出科学巨匠吗?倾全国力量都培养那么几个博士,也会有问题,例如很多学生就会跑到国外去,享受外国的教育资源去了。
中国新闻周刊:还有别的原因吗?
郭世佑:主要还是制度问题,例如整体的学术氛围和评价体系。一个好老师只能带出有限的好学生,但是一个好制度能带出更多的好学生。
我们国家的学术界越来越功利了,很多博导都在跑课题找经费,但是我认为,课题并不代表一个人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能力。你跑的课题再多,也不代表你怎么样,衡量一个老师的水平就得看你的代表作。像文史这种专业,你没有一分钱课题经费,它也照样可以做研究。课题指南限制很多,有时并不是你研究的范围。很多好的成果不是课题里面搞出来的。把申请经费当做重要指标的做法并不合适,一部分有实力的教授不愿意也不想申请项目。你不去找评委,你不去拉关系,你就拉不到课题。不靠人际关系大多拿不到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还算比较好的,有些没有课题但是学术水平高的老师,还可继续担任博导,但是其他学校就不好说了。这种评价体系,对不负责任的导师没有约束性,对负责任的导师反倒有约束性,因为负责任的导师不一定靠课题靠经费,他主要是辅导指导学生。兴趣点都不一样。但我知道有的博导因为项目不够,就被剥夺了带学生的权力。
目前导师每年都要填表,例如发表多少论文专著啊等等,学校从数量上给老师们压力,老师对学生管理怎么样,负责不负责,这些评价体系却体现不出来,老师们只能凭良心办事。学术本身,尤其是文史专业的学术水准不是靠填表填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是闲出来的,心态要平静。我们的评价体系怎样保证那些敬业的老师安心钻研学问,不要轻易打扰他们,更不要通过填表的方式羞辱他们呢?
填表的主要内容除了有发表了多少论文,申请了多少项目,多少经费,而且还要自己吹你的社会影响。我提出我不填这种表,影响是别人说的,不是自己吹出来的。甚至有的影响不是在有生之年,需要在以后体现出来。
另一个是学风问题,树立良好的学风就要尊重学者尊重学术,领导要带头尊重。我们的大学本身就是一个衙门,分行政级别。学生进校开欢迎会,坐在主席台上的第一排是校领导,第二排院长,第三排教授代表。教授成了第三等级。学术在学校没有地位。
评价体系中,有些学校要求博士生必须在国家级A类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其实有时博导都没在这种杂志上发表过论文,这也是不合理的规定。
张涛:学校评价体系是有问题,钱越多,评价越好。设想现在能不能你10年没钱,没研究经费,只要在学术界有影响,还能坐在博导的位置上?数学家陈景润可以不要任何经费就做研究,现在我们的高校还允许不允许这么干?估计陈景润今天连职称都没有了。
包身工?微创新!
中国新闻周刊:国外的博士生,有些会因为一本博士毕业论文而扬名世界,反观中国,却看不到类似的故事,有专家说中国的博士生创新力太差?
张涛:是很不够。现在很多人目的性太强。出生在60年代的人为什么最近很多人在科学界逐渐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很多就是小学时赶上文革,接触面多,因为无法好好上课。等到中学时,遇到改革开放,能得到很系统的学习,然后上大学。这使得我们没有过早地被应试教育束缚,反而创新能力强。
真正的博士,应该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己去寻找,整个学科甚至人类历史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且想办法解决。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博士。但是现在中国,往往是老师写个题目,然后你去完成这个题目。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人说,博士生成了博导的包身工?
郭世佑:我也听说过博士生为博导打工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是在为博士生打工。我的课题比较少,而且大多是教育部的课题,经费最多十几万。我总共带十几名博士生。有时学生就业有压力,我就把国家课题分一些给学生做,请他们参与。不是让学生为我打工,而是帮助学生,他们填表的时候,填上他参与了重大国家课题,对他未来找工作很有帮助。我不主张合写著作,我只有一次和一位博士生合写了著作,稿费分给他一多半,还一再表扬他做的工作很多。还有一些要求博士生必须在国家级A类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我还得帮助博士生修改论文并在这种权威媒体上发表,有时修改论文比自己写论文要累得多,牵扯很多精力,所以我说我是在给我的博士生打工。
张涛: 我也听说过有带几十个上百个博士生的现象,因为这类博导掌握的项目大,属于做“工程”,做一个体系。项目多,经费多,就可以多带学生。
中国新闻周刊:有些博士生成了廉价劳动力,收入很低。而且据说有的教授带的学生多了,连论文都来不及看。
张涛:这种现象可能有,但是一般老师还是尽量多发钱,让学生生活得更好,博导发给学生钱也要根据平均环境。你要是发得太多,你的同事、很多老师就会压力很大,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有经费。当然我觉得让学生安心下来,研究和学习成果会更多。
中国新闻周刊:方便透露一下你的博士生能拿多少钱吗?有几千元吗?
张涛:一个月拿不到几千元,几千元比副教授都多了。家里很富的学生,也可以申请不要,一个人平均每月大约有1500元钱吧,外加年终奖,我还努力让自费生与公费生收入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