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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朱虹，天津人，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历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及外文所研究员、英美文学研究室主任及学术委员、外国文学系主任、研究生院教授及博士生导师。朱虹先生是我国第一代女性文学批评家，也是把我国当代文学介绍给英语世界的女翻译家，是当代少有的得到西方认可的本土翻译家之一。朱虹先生的译作屡获海外汉学家及《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巴黎评论》等主流媒体的好评，引起多家海外出版机构关注，并顺利进入国外主流商业渠道销售流通，成为中国文学外译的成功示范。鉴于此，笔者就译者素养及译介策略等问题采访朱虹先生，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之下，更需提升译者素养，培养中国文化的传播者，注重译介策略，讲好中国故事。
【关键词】朱虹；译者素养；译介策略；中国文化“走出去”
【作者简介】陈李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教育学院。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说道：“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之下，更需提升译者素养，培养中国文化的传播者，注重译介策略，讲好中国故事。
笔者：朱老师，非常感谢您抽时间接受我的采访。得益于您过硬的语言素养和汇通中西的学养，您的译著获得海外汉学家和主流媒体的一致好评，受到海外出版机构的青睐，并进入国外主流商业渠道销售流通。在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您认为一个优秀的译者应具备怎样的语言素养？
朱：首先，我觉得翻译要好，让别人觉得You’re speaking your natural language，而不是在翻译，要靠语感。有了语感，在翻译时，你自然就会想出最贴切的词语。It comes all naturally. 我小时候在天津圣约瑟女子学校上学，我的老师们隶属华盛顿大学，我们的教材都是老师发给我们。那时，我们学英语的主要方法是背诵，就是recite by heart。上课时，老师带我们读很长的文章，学一部分，老师就要求我们背诵，谁觉得自己背下来了就举手。那时，我常常是第一个背下来的。比如，莎士比亚《裘力斯·凯撒》（Julius Caesar）剧本里博鲁托斯很长的一段演讲，我们当堂就背下来了。还有一次，是丁尼生的长诗《轻骑旅的冲锋》（The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我是第一个背下来的。背得多了，语感自然就培养出来。在使用英语的时候，不能在头脑中造句。
笔者：记得上次拜访时，您给我看《纽约时报》对您翻译作品的评价，用了“incomparable”这个词，这样的评价真是让人振奋！
朱虹：我在翻译时更多地在想文中说了件什么事，而不是逐字扣紧原文，句子结构不一定按照中文的句子结构。最近在翻译毕淑敏的文章时，我按原文的段落翻，但比较灵活地打乱了句子的顺序，组合或分解其中的句子，使得译文更加流畅。
我之所以喜欢翻译，跟我的老师关系很大。对我影响最大的三位老师是朱光潜、潘家洵和卞之琳。朱光潜和潘家洵老师是教翻译的，一个教二年级，一个教三年级。记得我们班当时有20位同学，都特别重视翻译课，他们两位老师水平很高。两位老师都是头一天给我们布置作业，我们完成后交上去，老师用周末批改。记得朱老师的课是在周四。老师上课时点评我们的翻译，指出我们翻译中不贴切的地方，或是直接从中文搬到英文的地方，还会分享同学中好的译文。意思都表达了，但看不出中文的痕迹。朱先生的课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他都是从《人民日报》中选文章。每次上课时，朱先生把翻译作业发下来，然后点评文章，我们都希望受到表扬。我的（翻译）常常受表扬，但有一次受到批评。这篇翻译作业所选的文章是讲我们援朝的志愿军在朝鲜需要破冰才可以前进。文章标题是“与冰的斗争”，我们同学都翻成了“Struggle with Ice”。我当时想到了彭斯的一首诗“To a Mouse”中有一句“The best-laid schemes of mice and men”，于是就把题目翻成了Of Ice and Men。我觉得这个选择太棒了！但朱先生说，不管这个struggle用得有多平，这里就是struggle。Of Ice and Men太笼统，人与冰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后来，潘老师给我们上翻译课，他的課很有意思。他的做法和朱先生一样，布置一篇文章让大家翻译，批改后当堂点评。有一次，潘老师让我们翻《红楼梦》，宝玉让晴雯把一个黛玉题过诗的手帕送还给黛玉，意思是要提醒黛玉一件事。晴雯送给黛玉时“撂”过去的。这个词并不多见。全班同学在翻译时要么用“throw it over”，要么用“pass it over”或是“hand it to her”，“give it to her”，“pass it on”，可是都没有表现出“撂”这个词的动作。后来，我用了“toss it over”，我觉得比较符合书中晴雯的动作，比较light-hearted 的一个动作。晴雯的动作与手帕上黛玉的诗形成对比，一个是light-hearted，一个是loaded。点评这篇译文时，潘老师表扬了我，打的分也比较高。我觉得译者需要具备reservoir of language。哈佛的丹尼尔·艾伦教授曾跟我说：“写东西的时候要用Anglo-Saxon words，尽量少用words with Latin roots，比如：international，conventional等等。假如你是编辑，你砍掉了一篇文章，就可以说You ax it。这种语言很生动。”
笔者：耳目一新，确实生动，对每个译者都有启示。在翻译时，词汇的选择非常考究，并非忠实和达意就可以，还需要符合原文的文体，增强可读性，提升阅读感受。您的第三位老师又带给您怎样的影响？
朱虹：我的第三位老师是卞之琳，他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本来是在北大上卞老师的课，后来几校合并了，燕京、清华、辅仁的英文系都并到一起，我们班有100多名学生。卞先生上课时，非常注重语言，因为他写诗，所以对语言格外敏感。我毕业后分到社科院，卞先生也去社科院工作，带我们这些小徒弟。我们看完指定的图书，然后写读书报告。卞先生让我们先读当代英美文学作品，读经典作品还太早。我读过霍华德·法斯特（Howard Fast）的作品，感觉他的语言比较粗糙。所以，我觉得要做翻译，特别是汉翻英，实际上就是You must know how to write English as a native speaker。我觉得我们的同学在阅读英文时，要多吸收好的语言，学会用英文思维，这样才能写出好的句子来。因为在翻译中对词汇选择深有感触，后来再听艾伦说不同词汇的区别，就很令人信服。 讲到这儿，我个人觉得我在翻譯中比较成功的例子是王蒙的《坚硬的稀粥》。当时，我发现这本书的英文译名是Hard Porridge，我觉得不太好，也没有传递出作品意图。于是我就根据这本书的内容，翻成了Stubborn Porridge，一个人格化的翻译。后来，纽约的一本杂志《巴黎评论》就采用了我的译法。这篇小说中融合了很多不同人物各自迥异的tone，比如，堂妹夫的tone比较滑头，而爷爷的就非常谨慎，儿子的tone特别夸大。
笔者：看来译者在开始翻译之前，首先要精准地把握作品的tone。
朱虹：是的，我是把作品当做一个作者，作者写作时用了怎样的语气，我要抓住这个tone。Tone就是作者的语气、态度以及作者写作意图的总和。早期我翻译了很多女作家，我就试图把握不同作家的tone，有的作家是愤怒的，有的是讽刺的或苦闷的，有的是自嘲或嘲讽。比如，刘宾雁作品的tone就是自艾自怜的。
除此之外，我还借用英美文学名著名篇中经常被引用的句子，拉近海外读者和中国文学作品之间的距离，比如，我曾在翻译中借用英国诗人布朗宁夫人的一句诗：“How do I love thee？ Let me count the ways.”译文中，我替换了第一句中的动词。
笔者：我觉得您的翻译和您从小积累的大量英美文学经典密不可分的，同时您所从事的英美文学研究这一学科背景又使得您在作品tone的把握上非常精准细腻。我还注意到您对中国当代女作家格外关注，你又是如何把握女性作家作品中的tone呢？
朱虹：女作家我也是想抓住她们的tone，我更注重传递出中国妇女的silent strength。比如，在《四个四十岁的女人》中，我认为不光有怨，还有隐忍。故事里的女人受过教育，对周围粗鲁的、或是不公正的待遇非常敏感，但她很隐忍，女人的坚强就是从隐忍中锻炼出来的。再比如谌容的《懒得离婚》，我认为我对那个故事理解得比较透，抓住了故事的ironic tone。
笔者：能不能把抓住作品的tone理解为您在翻译时所使用的核心译介策略？
朱虹：可以这样理解。除此之外，在翻译时，我都会根据具体需要，对原文进行较大的调整。比如翻译《恬静的白色》时，我保留了主人公邵雪晴的故事脉络，删减了一些旁支脉络。作者们对我的这个做法都特别理解。编辑就是想让我做的像一道菜，得让外国读者喜欢吃。因为在国外的时间比较长，我想的更多的是western reader，我翻出来的东西要让外国读者喜欢看，要让我的agent认为我的译文是最readable的。所以，在一些地方我用了减译，而在另外一些场合，我用了增译。
笔者：您所使用的译介策略让我想到了翻译理论家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提出的“译读”（interpretants），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反复推敲措辞，由此创造出的译文是一种独具神韵、意蕴精微的解读。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后记：在访谈中，朱虹先生从三个方面：语感的养成、词汇的选择、语调的把握三个方面回答了我提出的译者素养问题。并通过回忆朱光潜、潘家洵和卞之琳三位老师讲述了翻译人才的培养。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教学技术如何发展，培养译者扎实的语言基本功，在大量纯正语言积累的基础上，“善于使用贴近对象国本地观念和文化习俗的表达方式，善于把握中外文化的汇合点，善于用国际比较的视角，更加生动地阐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理念，促进中国文化与世界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虽然，朱虹先生在访谈中没有提到任何翻译理论，但她的翻译实践和她流通在国外主流商业渠道的翻译作品真正诠释了上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理想境界。
参考文献：
[1]参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 27/c_1121867529.htm，2017-10-27/2017-11-5.
[2]参见彭龙“提升文化自信 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EB/OL].http：//www.studytimes.cn/zydx/LDLY/2016-06-21/6008.html，2016-06-21/2017-11-5.
【关键词】朱虹；译者素养；译介策略；中国文化“走出去”
【作者简介】陈李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教育学院。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说道：“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之下，更需提升译者素养，培养中国文化的传播者，注重译介策略，讲好中国故事。
笔者：朱老师，非常感谢您抽时间接受我的采访。得益于您过硬的语言素养和汇通中西的学养，您的译著获得海外汉学家和主流媒体的一致好评，受到海外出版机构的青睐，并进入国外主流商业渠道销售流通。在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您认为一个优秀的译者应具备怎样的语言素养？
朱：首先，我觉得翻译要好，让别人觉得You’re speaking your natural language，而不是在翻译，要靠语感。有了语感，在翻译时，你自然就会想出最贴切的词语。It comes all naturally. 我小时候在天津圣约瑟女子学校上学，我的老师们隶属华盛顿大学，我们的教材都是老师发给我们。那时，我们学英语的主要方法是背诵，就是recite by heart。上课时，老师带我们读很长的文章，学一部分，老师就要求我们背诵，谁觉得自己背下来了就举手。那时，我常常是第一个背下来的。比如，莎士比亚《裘力斯·凯撒》（Julius Caesar）剧本里博鲁托斯很长的一段演讲，我们当堂就背下来了。还有一次，是丁尼生的长诗《轻骑旅的冲锋》（The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我是第一个背下来的。背得多了，语感自然就培养出来。在使用英语的时候，不能在头脑中造句。
笔者：记得上次拜访时，您给我看《纽约时报》对您翻译作品的评价，用了“incomparable”这个词，这样的评价真是让人振奋！
朱虹：我在翻译时更多地在想文中说了件什么事，而不是逐字扣紧原文，句子结构不一定按照中文的句子结构。最近在翻译毕淑敏的文章时，我按原文的段落翻，但比较灵活地打乱了句子的顺序，组合或分解其中的句子，使得译文更加流畅。
我之所以喜欢翻译，跟我的老师关系很大。对我影响最大的三位老师是朱光潜、潘家洵和卞之琳。朱光潜和潘家洵老师是教翻译的，一个教二年级，一个教三年级。记得我们班当时有20位同学，都特别重视翻译课，他们两位老师水平很高。两位老师都是头一天给我们布置作业，我们完成后交上去，老师用周末批改。记得朱老师的课是在周四。老师上课时点评我们的翻译，指出我们翻译中不贴切的地方，或是直接从中文搬到英文的地方，还会分享同学中好的译文。意思都表达了，但看不出中文的痕迹。朱先生的课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他都是从《人民日报》中选文章。每次上课时，朱先生把翻译作业发下来，然后点评文章，我们都希望受到表扬。我的（翻译）常常受表扬，但有一次受到批评。这篇翻译作业所选的文章是讲我们援朝的志愿军在朝鲜需要破冰才可以前进。文章标题是“与冰的斗争”，我们同学都翻成了“Struggle with Ice”。我当时想到了彭斯的一首诗“To a Mouse”中有一句“The best-laid schemes of mice and men”，于是就把题目翻成了Of Ice and Men。我觉得这个选择太棒了！但朱先生说，不管这个struggle用得有多平，这里就是struggle。Of Ice and Men太笼统，人与冰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后来，潘老师给我们上翻译课，他的課很有意思。他的做法和朱先生一样，布置一篇文章让大家翻译，批改后当堂点评。有一次，潘老师让我们翻《红楼梦》，宝玉让晴雯把一个黛玉题过诗的手帕送还给黛玉，意思是要提醒黛玉一件事。晴雯送给黛玉时“撂”过去的。这个词并不多见。全班同学在翻译时要么用“throw it over”，要么用“pass it over”或是“hand it to her”，“give it to her”，“pass it on”，可是都没有表现出“撂”这个词的动作。后来，我用了“toss it over”，我觉得比较符合书中晴雯的动作，比较light-hearted 的一个动作。晴雯的动作与手帕上黛玉的诗形成对比，一个是light-hearted，一个是loaded。点评这篇译文时，潘老师表扬了我，打的分也比较高。我觉得译者需要具备reservoir of language。哈佛的丹尼尔·艾伦教授曾跟我说：“写东西的时候要用Anglo-Saxon words，尽量少用words with Latin roots，比如：international，conventional等等。假如你是编辑，你砍掉了一篇文章，就可以说You ax it。这种语言很生动。”
笔者：耳目一新，确实生动，对每个译者都有启示。在翻译时，词汇的选择非常考究，并非忠实和达意就可以，还需要符合原文的文体，增强可读性，提升阅读感受。您的第三位老师又带给您怎样的影响？
朱虹：我的第三位老师是卞之琳，他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本来是在北大上卞老师的课，后来几校合并了，燕京、清华、辅仁的英文系都并到一起，我们班有100多名学生。卞先生上课时，非常注重语言，因为他写诗，所以对语言格外敏感。我毕业后分到社科院，卞先生也去社科院工作，带我们这些小徒弟。我们看完指定的图书，然后写读书报告。卞先生让我们先读当代英美文学作品，读经典作品还太早。我读过霍华德·法斯特（Howard Fast）的作品，感觉他的语言比较粗糙。所以，我觉得要做翻译，特别是汉翻英，实际上就是You must know how to write English as a native speaker。我觉得我们的同学在阅读英文时，要多吸收好的语言，学会用英文思维，这样才能写出好的句子来。因为在翻译中对词汇选择深有感触，后来再听艾伦说不同词汇的区别，就很令人信服。 讲到这儿，我个人觉得我在翻譯中比较成功的例子是王蒙的《坚硬的稀粥》。当时，我发现这本书的英文译名是Hard Porridge，我觉得不太好，也没有传递出作品意图。于是我就根据这本书的内容，翻成了Stubborn Porridge，一个人格化的翻译。后来，纽约的一本杂志《巴黎评论》就采用了我的译法。这篇小说中融合了很多不同人物各自迥异的tone，比如，堂妹夫的tone比较滑头，而爷爷的就非常谨慎，儿子的tone特别夸大。
笔者：看来译者在开始翻译之前，首先要精准地把握作品的tone。
朱虹：是的，我是把作品当做一个作者，作者写作时用了怎样的语气，我要抓住这个tone。Tone就是作者的语气、态度以及作者写作意图的总和。早期我翻译了很多女作家，我就试图把握不同作家的tone，有的作家是愤怒的，有的是讽刺的或苦闷的，有的是自嘲或嘲讽。比如，刘宾雁作品的tone就是自艾自怜的。
除此之外，我还借用英美文学名著名篇中经常被引用的句子，拉近海外读者和中国文学作品之间的距离，比如，我曾在翻译中借用英国诗人布朗宁夫人的一句诗：“How do I love thee？ Let me count the ways.”译文中，我替换了第一句中的动词。
笔者：我觉得您的翻译和您从小积累的大量英美文学经典密不可分的，同时您所从事的英美文学研究这一学科背景又使得您在作品tone的把握上非常精准细腻。我还注意到您对中国当代女作家格外关注，你又是如何把握女性作家作品中的tone呢？
朱虹：女作家我也是想抓住她们的tone，我更注重传递出中国妇女的silent strength。比如，在《四个四十岁的女人》中，我认为不光有怨，还有隐忍。故事里的女人受过教育，对周围粗鲁的、或是不公正的待遇非常敏感，但她很隐忍，女人的坚强就是从隐忍中锻炼出来的。再比如谌容的《懒得离婚》，我认为我对那个故事理解得比较透，抓住了故事的ironic tone。
笔者：能不能把抓住作品的tone理解为您在翻译时所使用的核心译介策略？
朱虹：可以这样理解。除此之外，在翻译时，我都会根据具体需要，对原文进行较大的调整。比如翻译《恬静的白色》时，我保留了主人公邵雪晴的故事脉络，删减了一些旁支脉络。作者们对我的这个做法都特别理解。编辑就是想让我做的像一道菜，得让外国读者喜欢吃。因为在国外的时间比较长，我想的更多的是western reader，我翻出来的东西要让外国读者喜欢看，要让我的agent认为我的译文是最readable的。所以，在一些地方我用了减译，而在另外一些场合，我用了增译。
笔者：您所使用的译介策略让我想到了翻译理论家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提出的“译读”（interpretants），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反复推敲措辞，由此创造出的译文是一种独具神韵、意蕴精微的解读。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后记：在访谈中，朱虹先生从三个方面：语感的养成、词汇的选择、语调的把握三个方面回答了我提出的译者素养问题。并通过回忆朱光潜、潘家洵和卞之琳三位老师讲述了翻译人才的培养。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教学技术如何发展，培养译者扎实的语言基本功，在大量纯正语言积累的基础上，“善于使用贴近对象国本地观念和文化习俗的表达方式，善于把握中外文化的汇合点，善于用国际比较的视角，更加生动地阐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理念，促进中国文化与世界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虽然，朱虹先生在访谈中没有提到任何翻译理论，但她的翻译实践和她流通在国外主流商业渠道的翻译作品真正诠释了上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理想境界。
参考文献：
[1]参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 27/c_1121867529.htm，2017-10-27/2017-11-5.
[2]参见彭龙“提升文化自信 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EB/OL].http：//www.studytimes.cn/zydx/LDLY/2016-06-21/6008.html，2016-06-21/2017-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