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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共和党党内初选选战正酣，领先的候选人罗姆尼的“商人”身份便成了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他可以“坐着私人飞机俯瞰挤大巴赶场子的对手”，凭借自身财力远离各种筹款陷阱和财政麻烦；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面对民众对他当选后是否会出现“官商不分”、“关联交易”的质疑。
事实上，在西方社会，像罗姆尼一样“商而优则仕”者并不少见。
盛行不衰的“官商不分”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09年曾搜集了世界上5000名政治家的职业背景，发现商人背景的政要数量高居第二位，仅次于律师背景。
在美国，具有商人背景的总统很多，仅1900年以后任职的，就有哈定、胡佛、杜鲁门、卡特，以及父子两代布什总统，至于部长、大使等职位就更多了。像现任世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曾任美国副国务卿兼贸易谈判代表，退休后入高盛任董事总经理，不久又离开高盛，成为世界银行行长；前财政部部长罗伯特·鲁宾，退休后曾出任高盛集团CEO。高盛公司也因为盛产辞职从政的高官，和吸收较多退休后前来任职的高官，被戏称为“高盛旋转门”。
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也不乏其例。像英国现任首相卡梅伦出身金融世家，曾在从政后一度弃政从商，加入卡尔顿传播公司任公关部经理。法国前总理拉法兰，从政前曾是贝尔纳·克里耶夫通信公司总经理。本届俄罗斯总统大选中异军突起的普罗霍罗夫，是俄最大黄金商人和第三大富豪，个人资产达180亿美元。
在一些民主政治后进国家，商人、富豪们曾长期通过政治献金等间接手段，建立和政治家、政党的特殊关系，充当该国政治生活的“黑衣宰相”、“幕后英雄”。但“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等政治丑闻也容易由此滋长；另外，商人和政党、政客间的结盟往往具有很强的功利性，政客们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以及越来越贪婪的胃口，都让商人们感到不悦；而一些受商人资助的政治家上台后，对商人翻脸不认账，也让富豪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正因如此，近年来在这些国家，许多商人直接参政议政，寻求政治主导权的意愿越来越强。如泰国前总理他信，便依靠自己强大商业帝国的财力和人脉成功上台，并利用政治、经济力量相结合而产生的巨大能量，推动泰国政治、经济版图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空前牢固的政治基础。以至于虽然本人被赶下台，组建的政党多次被强行解散，但“他信的人”却总能在“一人一票”的选举中大获全胜。
“商而优则仕”的原因
历史越靠近现代，“商而优则仕”的现象越来越多。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
首先，现代西方民主制度脱胎于代议制，而代议制的基础——议会，最初就脱胎于各国君主和商人们协商税务，以解决政府财政危机的协调机构，带有浓厚的“以参政议政交换财政支持”的意味。而进入现代，议会和选举成为各项行政权力和法制的基础和保障，原本在议会中便根深蒂固的商人们，进入更高层次政坛的机会自然变得更多。
其次，当代社会更重视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经济搞不好，选民和各阶层都难以拥护。
而那些具有丰富经济工作经验、高超理财手腕和超常经济界人脉的“商人政治家”们在这些领域则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像美国亿万富翁佩罗就曾经在民众广泛质疑主流政治家治理经济能力时挺身而出，以独立候选人资格参加总统选举，并获得了不俗的支持率。
第三，在当代“数人头”、“看眼球”的民主政治中，候选人知名度高，掌握足够社会话语权，就更容易获得较多的基层拥护。在这个方面，商界成功人士也颇有优势——由于战后社会普遍推崇个人价值的实现，商界名流成为媒体的宠儿和各类排行榜的常客，知名度不亚于文体明星。像贝卢斯科尼，就是传媒业大亨，“让自己火起来”可谓轻而易举。另外，商界人士熟悉各种营销、公关手段，也正是“政治营销”、“政治公关”所必须的，转型可谓“只隔一层纱”——同理，从成功政客转型为成功商界、金融界人士也并不难，“高盛旋转门”的奥妙正在于此。
第四，当代民主政治玩的是“烧钱游戏”。谁的财力更雄厚，谁就更“熬得住”，而选战的胜利者，往往正是那个“最熬得住”的人。商界成功人士不仅自身“家底厚实”，能“禁得住熬”，而且即便是自掏腰包的选举受到各种限制，他们也能凭借在商界练就的更强的募捐能力为自己赢得优势。就像美国本次大选前，修改了政治募捐的游戏规则，放宽了各种限制，就被普遍认为“对富人更有利”！
第五，当代的民主政治也是精英政治，只不过由以往的看资格、看家世，变成了看阅历、看知识、看专业能力。而在这些方面，商界人士往往也是一国的佼佼者。管理一个大型跨国企业集团所需的政治手腕、经济头脑、公关人脉、营销技巧和理财能力，并不亚于管理一个国家。既然国家和社会需要这方面的人才，而商界、金融界又是这类管理人才的“高产稳产地带”，“商而优则仕”也就顺理成章。相反，刻意排斥商人从政，为其进入政界设置重重障碍，反倒是对人才的一种巨大浪费。
“商人身份”是“双刃剑”
“商人型政治家”出色的理财能力和果断的行政作风，往往会令其在治国时游刃有余。而商人们对行政效率的充分认识，也会令“商人型内阁”的办事能力、反应速度异乎寻常的快。不仅如此，“商人型政治家”和传统政治圈的关系较疏远，往往会“不按牌理出牌”，来荡涤官场陈腐、疲沓的陈规陋习。他信和梅杰虽然都是有争议的政府首脑，但迄今泰国、英国社会上仍有不少人对其政绩津津乐道，并感慨当今执政者与其相比存在明显差距。
但这种能力、作风，一旦被用于徇私舞弊，杀伤力也会变得巨大。传统的三权分立体制也难以有效制约这些善钻规则漏洞的“商人型政治家”。像小布什总统在任期间，美国的国力达到巅峰状态，但美国人对他的不满至今也未完全消除，不少人坦承，原因是怀疑他借助国家行政力量，为自己的商业利益牟取好处。在一些言之凿凿的政治传言里，布什不惜“捏造”“假情报”、“假证据”，发动了让美国劳民伤财、伤亡惨重、旷日持久的伊拉克战争，实际上是在为和他们父子关系非同一般的德克萨斯石油利益集团“打工”。
另外，如果“商人型政治家”本身能力平庸，也只会让从政前景变得暗淡。像意大利政坛“不倒翁”贝卢斯科尼，屡被弹劾，即便倒了，也会很快立起来，但他却把曾经的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一步步带进债务危机的泥潭。他的“丰功伟绩”足以让意大利选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谈“商人从政”而色变。
事实上，在西方社会，像罗姆尼一样“商而优则仕”者并不少见。
盛行不衰的“官商不分”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09年曾搜集了世界上5000名政治家的职业背景，发现商人背景的政要数量高居第二位，仅次于律师背景。
在美国，具有商人背景的总统很多，仅1900年以后任职的，就有哈定、胡佛、杜鲁门、卡特，以及父子两代布什总统，至于部长、大使等职位就更多了。像现任世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曾任美国副国务卿兼贸易谈判代表，退休后入高盛任董事总经理，不久又离开高盛，成为世界银行行长；前财政部部长罗伯特·鲁宾，退休后曾出任高盛集团CEO。高盛公司也因为盛产辞职从政的高官，和吸收较多退休后前来任职的高官，被戏称为“高盛旋转门”。
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也不乏其例。像英国现任首相卡梅伦出身金融世家，曾在从政后一度弃政从商，加入卡尔顿传播公司任公关部经理。法国前总理拉法兰，从政前曾是贝尔纳·克里耶夫通信公司总经理。本届俄罗斯总统大选中异军突起的普罗霍罗夫，是俄最大黄金商人和第三大富豪，个人资产达180亿美元。
在一些民主政治后进国家，商人、富豪们曾长期通过政治献金等间接手段，建立和政治家、政党的特殊关系，充当该国政治生活的“黑衣宰相”、“幕后英雄”。但“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等政治丑闻也容易由此滋长；另外，商人和政党、政客间的结盟往往具有很强的功利性，政客们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以及越来越贪婪的胃口，都让商人们感到不悦；而一些受商人资助的政治家上台后，对商人翻脸不认账，也让富豪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正因如此，近年来在这些国家，许多商人直接参政议政，寻求政治主导权的意愿越来越强。如泰国前总理他信，便依靠自己强大商业帝国的财力和人脉成功上台，并利用政治、经济力量相结合而产生的巨大能量，推动泰国政治、经济版图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空前牢固的政治基础。以至于虽然本人被赶下台，组建的政党多次被强行解散，但“他信的人”却总能在“一人一票”的选举中大获全胜。
“商而优则仕”的原因
历史越靠近现代，“商而优则仕”的现象越来越多。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
首先，现代西方民主制度脱胎于代议制，而代议制的基础——议会，最初就脱胎于各国君主和商人们协商税务，以解决政府财政危机的协调机构，带有浓厚的“以参政议政交换财政支持”的意味。而进入现代，议会和选举成为各项行政权力和法制的基础和保障，原本在议会中便根深蒂固的商人们，进入更高层次政坛的机会自然变得更多。
其次，当代社会更重视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经济搞不好，选民和各阶层都难以拥护。
而那些具有丰富经济工作经验、高超理财手腕和超常经济界人脉的“商人政治家”们在这些领域则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像美国亿万富翁佩罗就曾经在民众广泛质疑主流政治家治理经济能力时挺身而出，以独立候选人资格参加总统选举，并获得了不俗的支持率。
第三，在当代“数人头”、“看眼球”的民主政治中，候选人知名度高，掌握足够社会话语权，就更容易获得较多的基层拥护。在这个方面，商界成功人士也颇有优势——由于战后社会普遍推崇个人价值的实现，商界名流成为媒体的宠儿和各类排行榜的常客，知名度不亚于文体明星。像贝卢斯科尼，就是传媒业大亨，“让自己火起来”可谓轻而易举。另外，商界人士熟悉各种营销、公关手段，也正是“政治营销”、“政治公关”所必须的，转型可谓“只隔一层纱”——同理，从成功政客转型为成功商界、金融界人士也并不难，“高盛旋转门”的奥妙正在于此。
第四，当代民主政治玩的是“烧钱游戏”。谁的财力更雄厚，谁就更“熬得住”，而选战的胜利者，往往正是那个“最熬得住”的人。商界成功人士不仅自身“家底厚实”，能“禁得住熬”，而且即便是自掏腰包的选举受到各种限制，他们也能凭借在商界练就的更强的募捐能力为自己赢得优势。就像美国本次大选前，修改了政治募捐的游戏规则，放宽了各种限制，就被普遍认为“对富人更有利”！
第五，当代的民主政治也是精英政治，只不过由以往的看资格、看家世，变成了看阅历、看知识、看专业能力。而在这些方面，商界人士往往也是一国的佼佼者。管理一个大型跨国企业集团所需的政治手腕、经济头脑、公关人脉、营销技巧和理财能力，并不亚于管理一个国家。既然国家和社会需要这方面的人才，而商界、金融界又是这类管理人才的“高产稳产地带”，“商而优则仕”也就顺理成章。相反，刻意排斥商人从政，为其进入政界设置重重障碍，反倒是对人才的一种巨大浪费。
“商人身份”是“双刃剑”
“商人型政治家”出色的理财能力和果断的行政作风，往往会令其在治国时游刃有余。而商人们对行政效率的充分认识，也会令“商人型内阁”的办事能力、反应速度异乎寻常的快。不仅如此，“商人型政治家”和传统政治圈的关系较疏远，往往会“不按牌理出牌”，来荡涤官场陈腐、疲沓的陈规陋习。他信和梅杰虽然都是有争议的政府首脑，但迄今泰国、英国社会上仍有不少人对其政绩津津乐道，并感慨当今执政者与其相比存在明显差距。
但这种能力、作风，一旦被用于徇私舞弊，杀伤力也会变得巨大。传统的三权分立体制也难以有效制约这些善钻规则漏洞的“商人型政治家”。像小布什总统在任期间，美国的国力达到巅峰状态，但美国人对他的不满至今也未完全消除，不少人坦承，原因是怀疑他借助国家行政力量，为自己的商业利益牟取好处。在一些言之凿凿的政治传言里，布什不惜“捏造”“假情报”、“假证据”，发动了让美国劳民伤财、伤亡惨重、旷日持久的伊拉克战争，实际上是在为和他们父子关系非同一般的德克萨斯石油利益集团“打工”。
另外，如果“商人型政治家”本身能力平庸，也只会让从政前景变得暗淡。像意大利政坛“不倒翁”贝卢斯科尼，屡被弹劾，即便倒了，也会很快立起来，但他却把曾经的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一步步带进债务危机的泥潭。他的“丰功伟绩”足以让意大利选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谈“商人从政”而色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