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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价在不断创新高
2008年3月5日起，国际原油价格开始飙升，不断创出新高。3月10日，纽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盘中突破每桶108美元；12日，纽约指标原油期价盘中最高达每桶110.20美元。
虽然“美元疲弱”已经成为公认的“祸首”，但是对于最新油价将“奔往何处”，专家的看法却并不一致。有的专家认为，“有可能在110美元平均关口前，油价出现回调。”但另有专家认为，“美元贬值当下仍看不到终止的迹象。因此，目前也很难估算油价飙升的上限。”甚至有投资机构已开始讨论油价达到200美元的可能性。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尽管美国经济出现衰退迹象对石油需求会有一定影响，但从全球来看，新兴市场和产油国的石油需求仍在不断增加，这意味着供需层面对油价的支撑仍然存在。在地缘政治方面，美国对伊朗制裁、委内瑞拉与埃克森美孚的纠纷、尼日利亚爆炸事件等都给国际石油市场埋下了“炸弹”。任何一个“炸弹”爆炸，都是国际油价新高的“导火索”。国际油价很有可能像一根弹簧还会不断地震荡上升。
两年前，当油价突破70美元时，国际社会就惊呼为“心理极限”。而现在，这根“油价弹簧”还会冲击一个又一个让人瞠目的价格高点。油价的飙升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剧烈，中国自然无法独善其身。而这一轮的油价上涨，对中国的冲击更是远超其他国家。中国进入高油价时代的同时，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势在必行。
中国受害最深
油价飙升的原因，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指向了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美元。而由此带来的考验在于中国等东亚国家，其中中国更是受到侵害压力最大的国家。油价上涨并不会影响我国经济总体的平稳增长。然而，作为石油对外依存度接近50％的进口国，我国经济日益承受国际油价的压力，这是不争的事实。
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认为，石油是基础能源，国际油价的上涨会推动工业品出厂价格走高，尽管这种影响目前尚未反映到消费层面，但考虑到工业品领域价格的滞后性和长周期特点，从长期看，油价持续上涨可能增加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
新华社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长久认为，虽然高油价会影响所有石油进口国，但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冲击要比发达国家更大。由于经济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石油消费量下降、能源利用率提高以及通胀因素，发达国家有能力消化油价上涨的冲击。对俄罗斯及中东、非洲一些产油国来说，油价上涨则是利好因素，有关机构已经调高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预测。
中国等东亚国家主要依靠制成品出口，消耗的是本国的人力资源与环境资源。美元的贬值和高涨的油价带来了双重压力：辛辛苦苦积累的外汇储备面临贬值风险，而同时，作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存度目前接近50％，高油价几乎成为中国无法避免的刚性开支，中国在生产出口产品的时候，还要支付更高的能源价格。这无异于一场对中国财富和资源的变相洗劫。
对于实行自由汇率的国家而言，油价上涨所产生的实际压力比中国要小许多。因为美元的贬值则意味着本币的相应升值，能够抵消油价上扬的价格压力。然而，人民币尚未实现完全的可自由兑换，面对油价上涨，中国本币升值对油价高涨的阻断效应并不明显。
影响中国的外部因素不仅仅是价格，还有美国经济。美国次贷危机的阴影一直未能散去，关于美国经济衰退的预测越来越多。由此，一旦美国经济衰退与输入型通货膨胀同时爆发，那么，一个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几乎被视为“癌症”的词汇就会出现，那就是“滞胀”，即一国在经历宏观经济衰退的同时伴随着物价的飙升。遗憾的是，经济理论界面对“滞胀”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武器。
这意味着，能否积极应对高油价带来的压力和风险，有效改善其脆弱或劣势地位，对非产油国发展中国家，是一大严峻挑战。
中国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
伴随高油价而来的，还有对“能源危机”的恐慌。《纽约时报》称：“为确保石油供应而展开的争夺变得非常激烈。”
前不久，美国未来能源和跨党派政策中心联合导演了一场名为“石油风暴”的决策演习，而演习中预设的背景是“油价150美元／桶”。事实上，美国近年来一直保持着这种决策演习，保障能源也已经成为美国政策的优先点之一。为了消除对海外能源过于依赖的“心病”，美国开始加强对本国石油的开采。除此之外，布什政府在过去4年已为开发其它清洁能源投入了20亿美元。
目前，我国对国际石油定价尚缺乏话语权。无论怎样看，我国都不能不把高油价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约束性现实前提之一。
“根本性的措施当然是调整产业结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说，1973年的世界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打击很大，当时的日本以建立在低油价基础上的钢铁、化工、机械制造为主导产业。日本于是调整产业结构，开始发展高附加值的加工组装业以及微电子行业。其成功经验，对我国有借鉴意义。同样具有战略意义的是积极寻找和发展新能源，目前大的汽车制造国几乎都制定了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
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都与石油危机冲击后的战略调整有关。他们变压力为动力，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和总体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高油价时代的到来，可能标志着我国经济发生根本性转变的一个契机。
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
去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举措。去年上半年，取消了553项高污染、高耗能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下半年，国家发改委先后出台了天然气、煤炭产业政策，以推动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优化能源使用结构。从2007年12月1日起，我国实施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明确限制或禁止高污染、高能耗、消耗资源性外资项目准入，同时进一步鼓励外资进入循环经济、可再生能源等产业。
对于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中国来说，调整产业结构绝非一日之功。石油替代能源技术的全面产业化，还需要20年甚至更长时间。冯飞说：“我们不能把宝全都押在未来，还要‘用近水解近渴’。”
更重要的是提高全社会的节能意识。专家预测，在当前能源紧张、污染严重的双重压力下，国家可能出台更有力的政策，支持小排量汽车的发展。
冯飞认为，成品油价格偏低，不是“价”的问题，而是“税”的问题。我国还没有开征燃油税，而在欧洲很多国家，税占到油价的百分之七八十。
“当然，油价提高不能一步到位，必须考虑到社会的承受能力，特别是要照顾一些困难或特殊群体的利益，比如使用农用车的农民。”他说，“可以运用财政手段，对抗风险能力弱的群体和交通运输等行业进行定向补贴。”他还建议，在不提高总体税率的前提下，调整汽车消费税征管方式，向社会传达更加明显和强烈的节能政策信号。
(据新华视点)
2008年3月5日起，国际原油价格开始飙升，不断创出新高。3月10日，纽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盘中突破每桶108美元；12日，纽约指标原油期价盘中最高达每桶110.20美元。
虽然“美元疲弱”已经成为公认的“祸首”，但是对于最新油价将“奔往何处”，专家的看法却并不一致。有的专家认为，“有可能在110美元平均关口前，油价出现回调。”但另有专家认为，“美元贬值当下仍看不到终止的迹象。因此，目前也很难估算油价飙升的上限。”甚至有投资机构已开始讨论油价达到200美元的可能性。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尽管美国经济出现衰退迹象对石油需求会有一定影响，但从全球来看，新兴市场和产油国的石油需求仍在不断增加，这意味着供需层面对油价的支撑仍然存在。在地缘政治方面，美国对伊朗制裁、委内瑞拉与埃克森美孚的纠纷、尼日利亚爆炸事件等都给国际石油市场埋下了“炸弹”。任何一个“炸弹”爆炸，都是国际油价新高的“导火索”。国际油价很有可能像一根弹簧还会不断地震荡上升。
两年前，当油价突破70美元时，国际社会就惊呼为“心理极限”。而现在，这根“油价弹簧”还会冲击一个又一个让人瞠目的价格高点。油价的飙升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剧烈，中国自然无法独善其身。而这一轮的油价上涨，对中国的冲击更是远超其他国家。中国进入高油价时代的同时，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势在必行。
中国受害最深
油价飙升的原因，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指向了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美元。而由此带来的考验在于中国等东亚国家，其中中国更是受到侵害压力最大的国家。油价上涨并不会影响我国经济总体的平稳增长。然而，作为石油对外依存度接近50％的进口国，我国经济日益承受国际油价的压力，这是不争的事实。
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认为，石油是基础能源，国际油价的上涨会推动工业品出厂价格走高，尽管这种影响目前尚未反映到消费层面，但考虑到工业品领域价格的滞后性和长周期特点，从长期看，油价持续上涨可能增加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
新华社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长久认为，虽然高油价会影响所有石油进口国，但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冲击要比发达国家更大。由于经济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石油消费量下降、能源利用率提高以及通胀因素，发达国家有能力消化油价上涨的冲击。对俄罗斯及中东、非洲一些产油国来说，油价上涨则是利好因素，有关机构已经调高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预测。
中国等东亚国家主要依靠制成品出口，消耗的是本国的人力资源与环境资源。美元的贬值和高涨的油价带来了双重压力：辛辛苦苦积累的外汇储备面临贬值风险，而同时，作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存度目前接近50％，高油价几乎成为中国无法避免的刚性开支，中国在生产出口产品的时候，还要支付更高的能源价格。这无异于一场对中国财富和资源的变相洗劫。
对于实行自由汇率的国家而言，油价上涨所产生的实际压力比中国要小许多。因为美元的贬值则意味着本币的相应升值，能够抵消油价上扬的价格压力。然而，人民币尚未实现完全的可自由兑换，面对油价上涨，中国本币升值对油价高涨的阻断效应并不明显。
影响中国的外部因素不仅仅是价格，还有美国经济。美国次贷危机的阴影一直未能散去，关于美国经济衰退的预测越来越多。由此，一旦美国经济衰退与输入型通货膨胀同时爆发，那么，一个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几乎被视为“癌症”的词汇就会出现，那就是“滞胀”，即一国在经历宏观经济衰退的同时伴随着物价的飙升。遗憾的是，经济理论界面对“滞胀”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武器。
这意味着，能否积极应对高油价带来的压力和风险，有效改善其脆弱或劣势地位，对非产油国发展中国家，是一大严峻挑战。
中国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
伴随高油价而来的，还有对“能源危机”的恐慌。《纽约时报》称：“为确保石油供应而展开的争夺变得非常激烈。”
前不久，美国未来能源和跨党派政策中心联合导演了一场名为“石油风暴”的决策演习，而演习中预设的背景是“油价150美元／桶”。事实上，美国近年来一直保持着这种决策演习，保障能源也已经成为美国政策的优先点之一。为了消除对海外能源过于依赖的“心病”，美国开始加强对本国石油的开采。除此之外，布什政府在过去4年已为开发其它清洁能源投入了20亿美元。
目前，我国对国际石油定价尚缺乏话语权。无论怎样看，我国都不能不把高油价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约束性现实前提之一。
“根本性的措施当然是调整产业结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说，1973年的世界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打击很大，当时的日本以建立在低油价基础上的钢铁、化工、机械制造为主导产业。日本于是调整产业结构，开始发展高附加值的加工组装业以及微电子行业。其成功经验，对我国有借鉴意义。同样具有战略意义的是积极寻找和发展新能源，目前大的汽车制造国几乎都制定了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
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都与石油危机冲击后的战略调整有关。他们变压力为动力，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和总体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高油价时代的到来，可能标志着我国经济发生根本性转变的一个契机。
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
去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举措。去年上半年，取消了553项高污染、高耗能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下半年，国家发改委先后出台了天然气、煤炭产业政策，以推动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优化能源使用结构。从2007年12月1日起，我国实施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明确限制或禁止高污染、高能耗、消耗资源性外资项目准入，同时进一步鼓励外资进入循环经济、可再生能源等产业。
对于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中国来说，调整产业结构绝非一日之功。石油替代能源技术的全面产业化，还需要20年甚至更长时间。冯飞说：“我们不能把宝全都押在未来，还要‘用近水解近渴’。”
更重要的是提高全社会的节能意识。专家预测，在当前能源紧张、污染严重的双重压力下，国家可能出台更有力的政策，支持小排量汽车的发展。
冯飞认为，成品油价格偏低，不是“价”的问题，而是“税”的问题。我国还没有开征燃油税，而在欧洲很多国家，税占到油价的百分之七八十。
“当然，油价提高不能一步到位，必须考虑到社会的承受能力，特别是要照顾一些困难或特殊群体的利益，比如使用农用车的农民。”他说，“可以运用财政手段，对抗风险能力弱的群体和交通运输等行业进行定向补贴。”他还建议，在不提高总体税率的前提下，调整汽车消费税征管方式，向社会传达更加明显和强烈的节能政策信号。
(据新华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