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5日至7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明年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努力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大量文章就此认为明年经济工作基调已定。但在我们看来,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调控政策除了应当讲求前后衔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之外,同样需要讲求应时而变的灵活性和针对性。特别是当前仍属特殊时期,经济回升基础还不牢固、积极变化和不利影响同时显现、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相互交织、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相互影响等,灵活性和针对性更显重要。
　　经济是第一性的,政策是第二性的,后者必须依据前者随时调适。这种不断嬗变中的互动关系,可以清楚不过地由前两年的形势变迁得以佐证。例如,2007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确定,2008年宏观调控的主基调为“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但到了2008年8月份,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就改成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而到9月份,国际金融危机急剧恶化,中国的调控基调再次改成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即便是在同一基调下,调控力度也有强弱之变。例如,200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延续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初,国务院据此确立了全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17%、贷款增长5万亿元以上的目标;但之后,为了应对外部需求萎缩过猛,仅今年上半年贷款增长即达7.37万亿元,M2实际增长28.5%。
　　明年的宏观调控目标与手段可能更难拿捏。因为除了大量深层次矛盾开始进入相对集中爆发期之外,许多不断凸显、但又相互抵牾的政策需求极易造成实际出台的调控政策互不兼容,甚至相互消耗。譬如说,积极财政政策会否因其“挤出”效应导致提振内需更为困难、宽松货币政策会否造成中国本就不高的投资效率更趋恶化等。
　　另外,中国的宏观调控还必须充分考虑外部环境可能带来的各种影响。作为高度融入全球经济必然需要付出的代价,中国的经济政策已不可能保持百分百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如上文所述2007年底确立的“双防”任务,其实就是为了应对外汇占款快速增长的被动选择。如今,伴随国外主要经济体流动性恢复,颇为类似的货币迷局还会重现。今年9月,中国的外汇占款增加额猛增至4068亿元人民币,创下自2008年4月以来的新高,作为结果之一,中国的资产泡沫再现不断累积之虞,结构性物价上涨趋势也已有所抬头。
　　时下外来的货币迷局显然比2007、2008年时棘手得多。在实体经济相对较低增长的情况下,其最糟糕的去向甚至有可能是一定程度的滞胀。而滞胀的治理,绝非一概而论的“从紧”或“从宽”所能奏效。由此总体判断,明年经济工作可行的思路,只能是在复杂局面中的相机抉择,至于“定调”云云,起码现在言犹过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