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天才与神秘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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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子和原型
  
  启蒙运动之后,科学与神秘主义分道扬镳,科学家虽然从来没有彻底放弃神秘主义,但把它们放到了看不见的地方。
  物理学家亚瑟·米勒在《破解宇宙数学:泡利和荣格之间奇怪的友谊》一书中讲述了20世纪两位重要的科学家的故事,他们都没有疯,但都想超出可见、可计算的世界之外。
  泡利1929年结婚,但不到一年就离婚了,令他烦恼的是,他妻子离开他不是因为一个更成功的人,对方只是一个平庸的化学家。20世纪30年代初,在苏黎世任新职位后不久,精神崩溃的泡利前往心理学家荣格的诊所接受治疗。在随后的25年里,两个人一起工作,不仅是解决泡利的感情问题,还在寻求科学与心理的结合。
  荣格把泡利归结为他过于依赖理性,为此牺牲了感觉。他给泡利制定的治疗方案是释梦,后来他把泡利的400多个梦写到了论文中。泡利回忆他的梦,荣格努力去理解它们,这一部分能让我们洞悉一个科学家如何超出他自己的专业,解决自己的性格问题。
  泡利是物理学界的重要成员,他因为发现了不相容原理而荣获194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泡利因为对同事们的尖锐批评而被他们敬畏,但即使是在他最成功的时候,他也活得不快乐。在汉堡大学担任教授时,他白天研究物理学,晚上饮酒,去红灯区寻花问柳,到他出现在荣格的诊所门前时,这种生活已经持续了10年。
  两个人在荣格位于苏黎世湖边哥特式的住所中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一边享用美食美酒,抽雪茄,一边讨论物理学、心理学、飞碟、耶稣和泡利做的梦。他们讨论的是心灵之旅。荣格说,跟泡利在一起时,他能够进入物理学和潜意识心理学之间的无人地带——最迷人而又最黑暗的地方。
  在泡利的治疗结束后,二人间的通信延续了几十年。虽然泡利从来没有全面接受荣格的同时性——集体无意识带来的思想和行动上的巧合——但1952年,他们还是一起出版了一本书——《自然和心灵的阐释》。泡利论述了原型在开普勒理论中的位置,提出了非理性在科研活动中的必要性。
  泡利的物理学家朋友都不知道他跟荣格的交往,等到1984年这种关系为世人所知时,他们大部分都已经不在人世了。8年后,他们的通信被荣格的同事查尔斯·迈耶编辑出版,这部《原子和原型:泡利和荣格1932~1958年通信集》是研究两个人的心灵和他们理解对方专业方式的丰富资料。
  还是个小孩的时候,荣格就发现他受到了神秘学的吸引,后来这一点成为他与弗洛伊德决裂的根源。跟佛洛伊德不同,荣格感兴趣的是潜意识里不能归结为个人成长经历而是源自人类共有的深层领域的方面——集体无意识,其内容他称之为“原型”。荣格认为,理解集体无意识需要使用炼金术及神话中的图像和符号。
  在读研究生时,泡利开始对17世纪的科学家和神秘主义者开普勒感兴趣。读了开普勒的著作之后,他坚信,寻找自然的普遍规律需要超出通常所定义的科学之外,炼金术和神秘主义是打开他的思路、提高他的创造性和理解他的驱动力的手段。荣格向泡利解释,炼金术中的符号能说明为什么1924年他在发现不相容原理时经历了那么多焦虑,为什么这些焦虑跟他的神经官能症有关。在余生中,泡利都通过荣格的心理分析来看待自己的研究。
  通过理论,他们形成了一条途径,开始理解意识这个难以捉摸的东西。他们都相信,他们各自的研究课题孤立时缺少做到了这一点的工具和概念。对泡利来说,量子物理学局限于研究用数学教义解释的特征,原子被当做死的物质。但构成我们的原子和分子如何赋予我们思考爱、恨、死亡和宇宙的能力?另一方面,对荣格来说,心理学缺少处理同时性即有意义的巧合的概念。虽然他们二人没有得出答案,但他们提出的问题,他们讨论的水平和他们综合物理学和心理学的努力值得进一步思考。
  他们通过交往都获得了信心,相信他们探索心灵的跨学科努力是值得的。在泡利的指导下,荣格熟知了量子物理学的基本概念,泡利也了解了荣格的心理学、神话、东方的宗教和哲学。他们都被玻尔互补性的概念迷住了,断定相反的东西能够一致。荣格认识到,炼金术的基本原理——相反者综合融为一体——在量子物理学中也随处可见。
  
  神秘数字137
  
  荣格和泡利都相信,他们各自研究的不可见世界是真实的,因而必定存在某种联系。问题只是到底是何种联系。其中一个线索是数字137,它在物理学和宗教中一样重要,由此它成了他们寻求两种世界联系时的一座象征性的灯塔,一条通往灵性领域的道路。只要他们能破解它的含义,就能打开这片领域。
  泡利一生始终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精细结构的常数的值近似1/137。这个常数包含了光速、普朗克常数和电子电荷量三个基本物理常数。著名天文学家艾丁顿把这个常数视为揭开宇宙结构秘密的钥匙。据说如果在大城市迷路了需要人帮忙,可以考虑胸前写有137的牌子,必将获得当地物理学家的帮助。
  泡利还发现,犹太教神秘主义派系喀巴拉(Kabbalah)为每一个希伯来语字母分配了一个数字,Kabbalah这个词本身的4个字母对应的分别是5、30、2和100,加起来刚好是137。米勒同意,这是神秘主义和物理学之间的联系。
  1958年,泡利因为胃病住进了医院。因为有一种不祥之感,他问病房号码是多少,护士回答说:“137。”他说:“那我就不能活着出去了。”
  荣格和泡利对数字学、对巧合的着迷真的是有点非理性。米勒考察了泡利愿意接受非理性的历史,上溯到他对17世纪天文学家开普勒和英国哲学家罗伯特·弗拉德之间的争论。二人都相信自然中的隐秘的和谐,但他们的不同之处是,到底是数字3还是4最为重要。数字学的主要问题就在于模糊不清,到处能找到3和4,只要把他们联系起来。
  泡利从荣格那里受到多少正面影响也是个问题。到1938年,泡利的精神状态稳定了下来,米勒说这可能是因为荣格治好了他的心理疾病。“确定的是,荣格扩展了泡利的视野,向他介绍了一些模糊不清和不可能伪证的心理学概念——如果泡利不在大学研究中听到这些概念,他会予以猛烈地打击。”
  荣格对泡利的梦的记述,更理性地解释泡利的梦中出现的影像。但泡利没有意识到,他之所以做那些梦,可能是因为他在醒着的时候越来越全神贯注于荣格的理论,导致他在睡梦中重演这些理论。
  泡利的第二任妻子弗兰卡像荣格一样,努力使泡利成为一名体面的社会成员,在泡利去世后的30多年时间里,她尽力拖延泡利与荣格的信的出版,以便不破坏他作为一位严肃科学家的形象。穆勒的著作表明,弗兰卡的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这些信件表明泡利在严肃地思考它的专业不太认可的理论。
  米勒的书解释了科学家的头脑是怎么运行的:通过跟诗人或心理学家一样非理性、一样冲动的直觉的跳跃。心灵一开始寻找并不存在的模式,这样做的时候,往往会遇到一些确实存在的模式。
  摘自《环球时报》 编辑/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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