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耳鼻喉科主任，王云杰在温岭人民医院里一直以医术高明、性格诙谐闻名。他是院内第一个被称为“教授”的人，除了医学专业，王云杰还喜欢民国史，打桥牌。
　　“开胸，抢救。”心胸外科医生陈增杰作为主刀医生换上了手术服。看着曾经一起玩桥牌的队友躺在自己的手术床前，陈增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感觉一块蜡正堵在他的喉咙里。他用手术刀划开了王云杰的胸膛，刀口的肌肉已经泛白，这意味着病人的失血量非常大。陈增杰本希望能清除外伤造成的心脏内部的积存的血液，争取恢复心跳脏复率，但开胸后他有点不知所措。“从没见过这么严重的创伤，整个胸腔都乱了套。”

全世界只剩下鼻子

　　连恩青与温岭市人民医院的联系开始于19个月前。
　　一直以来，连恩青有严重的鼻炎，鼻塞、流涕、闻不到味道等症状，2012年3月15日，他到温岭市人民医院就诊，接诊医生是耳鼻喉科医生蔡朝阳，诊断为：鼻中隔偏曲及慢性肥厚性鼻炎，并开处了鼻炎治疗药物。
　　服药一个星期后，鼻炎症状没有减轻，连恩青再次来到医院，希望医生能为他手术治疗，他认为手术是根除病症的最好办法。
　　由蔡朝阳医生为他主刀。据王伟杰介绍，此类手术是耳鼻喉科常见的微创手术：用小圆片刀在鼻左侧开L型切口，通过用剥离器分离鼻中隔粘软骨膜，切除偏曲的筛骨正中板和梨骨部分，再水平切除宽约3mm的鼻中隔软骨条，使鼻中隔居中；之后，在两侧下鼻甲后端，切除粘膜下肥厚增生的部分，以改善肥厚性鼻炎症状。
　　整个手术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手术费约为5000元。人民医院院长助理郑志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手术过程很顺利，《手术记录》中写道：“患者安返病房”。
　　住了8天院后，连恩青没感觉有好转，他多次对家人说，“比手术前更难受。”因为骑电动车摔伤了腿，连恩青错过了半年后的复查，到2012年10月底时，他感到鼻子越来越不舒服。
　　连恩青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在镇上修过车，去过广州工厂，腿伤之前在镇上一家麻将机厂工作。他性格内向，不善交际，即便是堂兄弟也很少来往。但大家都知道，他做事很认真，三叔连德林的年糕店忙起来时，他总是一言不发地去帮忙，做得又快又好。他每月只有一千多块工钱，但居然还能有积蓄。连德林说，与一般的年轻人不同，连恩青不介意穿打补丁的衣服，只穿橡胶底的解放鞋，加上手机费，每个月零花钱不会超过两百块。
　　连家也并不富裕。虽然十几年前盖起了楼房，却一直没装修，楼梯上的栏杆、房间里的衣柜都露着木色，一根电线上接一盏白炽灯泡，就是屋里的照明设备，像样的家用电器只有一台老式电视机和一台冰箱。连恩青的妹妹连俏说，每年赚一点钱，就装修一点。十年前，连恩青谈过一场恋爱，因为穷，他不肯结婚，最终不了了之。
　　腿傷，再加上鼻子问题，去年10月，连恩青辞了工作，开始不断地跑医院。
　　医院为他复查，结论是：鼻腔通畅，不影响通气功能。连恩青不能接受，向家人抱怨：“明明很难受，为什么说没事？”“明明我的鼻子是向右歪的，为什么从左面开刀？”“一定是手术时，我没给红包，所以把我的鼻子开坏了。”
　　连恩青到医院医务管理处投诉。这是温岭市人民医院专门处理医疗纠纷的部门，也负责管理全院的医疗质量管理。在医院里，类似功能的部门还有门诊管理处和医患协调中心，分别负责门诊医疗纠纷和服务态度投诉。
　　温岭市人民医院医务管理处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于2012年12月28日收到了连恩青的投诉。经过分析，院方认为，连恩青的问题主要是对医疗结果期待过高，“在手术知情书里，医生也说明了，对于鼻炎这种病，手术的改善效果不会太大”。针对此类医疗纠纷，院方大多劝说解释并加以安抚。
　　这个工作就落在了耳鼻喉科主任王云杰身上。在王云杰的解释下，连恩青渐渐理解并接受了两侧开刀效果一样的说法，但始终无法理解，为何手术后仍有鼻塞、头疼、睡不着觉等问题。
　　连家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连恩青确实总是说鼻子难受，用头撞墙，还用隐形眼镜的塑料夹子或者折断的牙签撑开右鼻孔，甚至会让妈妈用筷子帮他捅捅，说这样能通气，不过妈妈始终不敢下手。
　　“十句话里面有八句是鼻子，”连俏说，“几乎全世界只剩下鼻子。”家里来了客人，他也会让人家看他的鼻孔，问是不是一边大一边小。
　　不断抱怨，不断地做CT、做检查，院方为他组织了两次会诊，一次是院内全科室会诊，另一次是邀请省内耳鼻喉专家会诊，结论始终未变——未见明显异常。
　　连俏说，哥哥曾跪在医生面前，请求重新治疗，“医生我不骗你，我的鼻子真的难受”，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但医生告诉他，“我们已经尽力了。”连俏站在一边，既心疼哥哥，又不知所措。
　　为了看鼻子，连恩青还去过椒江、台州、杭州、上海，结果都一样，但连恩青认为，“医院都联网的，他们肯定都串通好了。”
　　连家人开始觉得连恩青脑子出了问题，连恩青也开始觉得所有人都不相信他。有一次，三叔连德林陪他去医院，但王云杰单独把连德林叫走说，连恩青的问题有可能是精神压力过大造成的，建议他们去做心理咨询。话刚说一半，连恩青就不耐烦地把连德林拉走了，“说来说去，还是认为我是精神病。”
　　觉得没人相信他，连恩青变得暴躁、易怒，一旦有人说他的鼻子没问题，他就大发雷霆、砸东西。他砸碎了家里的玻璃门，水壶、电饭锅都被摔变了形，也开始动手打一向疼爱的妹妹和妈妈。“不让我好受，我也不会让医生好受，早晚我杀了他们，然后我再跳楼。”他的话语让家人害怕。
　　今年8月，家人将连恩青送到了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医生诊断为“持久的妄想性障碍”，需要入院治疗。

“这些医生就该杀几个”

　　2013年10月15日，连恩青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出院回家。家人本以为他应有所好转，没想到，他回家后第一句话就是，“没病的你们让我去治，有病的不给我治，你们以为住这个院，我的鼻子就不难受了吗？”怕激怒他，家人不敢多说什么，只能让连母多加看管。
　　但连恩青似乎已决心开始执行某个计划。有一天，他特意去镇里拍了张照片，交给妈妈说，“这个给你留个纪念，以后你就看不到我了。”
　　10月25日一早，连母去河边洗衣服，连恩青出发了。不到两个小时后，在先后袭击了王云杰、王伟杰和江晓勇三位医生后，他被双手反扣着按倒在CT室的地板上。
　　上午10点30分，陈增杰无奈宣布：对王云杰的抢救无效。
　　很多等在手术室外的医生流了泪。但更让他们吃惊的是，围观群众竟然是一片叫好声。急救中心一名护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少急救中心的患者听说医生被刺后，议论说“杀得好”，还有人说“这些医生就该杀几个”。
　　一位医生向《中国新闻周刊》陈述了他当时的感受：他每天6：00起床，6：45就要到医院查房，8：00出门诊，一上午看50多名病人，午休后要值班收病人或者写病历、手术，直到晚上8点，才能坐下歇一歇，等待第二天同样的轮回，五一、春节、十一，几十年几乎每天一样，最终却几乎成了“敌人”。“所以我们不只是在哭王医生，也是在哭我们自己。”
　　一位CT室医生迅速创建了一个微信群，宣布要自己维权。更多消息在微信群内扩散，响应者众。10月28日上午，温岭市人民医院医生整齐地列队在医院广场上，举起了“医疗暴力零容忍”“还我尊严”等口号。
　　很快，声援从浙江全省、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医疗同行那里传来，借着网络与微信群的扩散，王云杰之死引发了全国医疗界的抱团取暖，也使他们忽然发现，医生在社会上的形象已经与“白衣天使”相去甚远。比如：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在微信朋友圈中转发了温岭医院的消息后，有位高中同学评论道：这些黑心医生就该杀！
　　“我没引来同情，反倒引来仇恨了！”他不解，又委屈。
　　也有人试图分析此次事件的成因。
　　有人说，也许从第一次来看病起，连恩青就对医院产生了不信任感。连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连恩青第一看病回家后就对她说：医生瞧不起乡下人，不给仔细看病。虽然医生认为，他们不过是按正常的程式化处理方式。“虽然限定一个上午只看35个号，但通常都会加到50个左右，”王伟杰说，“连上厕所，接电话的时候都没有，所以一切力求简短、高效。”
　　在浦岙村，与连恩青有同样观点的村民不在少数，只要提起去市人民医院看病，村民们都说，“他们态度很差的，看不起我们这些乡下人”，“城里的有钱人都去上海杭州看病的，基本没人去人民医院”。
　　这样的最初印象，或许已为后续发展埋下了伏笔。
　　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助理郑志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人民医院每个季度都会根据病人的投诉，召开全院的医疗纠纷分析会。并根据患者诉求和医疗问题制定相应的应对方案。”
　　但应对方案大多以息事宁人为主要目标，手段多是：赔钱。
　　温岭市人民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泌尿科医生说，他曾经接诊过一个病人，术后一直声称患上了尿失禁。这名患者在医院住了近半年，院方無法排除没有尿失禁，最终赔了钱。出院时，这名病人对他说，“不拿到赔钱，太没有面子。”
　　温岭市人民医院也曾希望以退钱的方式解决连恩青的投诉，但连恩青不要钱，强烈要求再次手术，只好作罢。
　　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上述北京医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每家医院都设有“纠纷办”等专门处理医疗纠纷的部门，但解决方式类似。他所在的医院也大多采取赔钱的办法，以求尽快了结，恢复正常医疗秩序，但医生们普遍不能接受这样的方式。“赔钱就证明医生做错了吧？但我明明没错啊？”
　　他说，这种解决问题方式造成的后果是：患者们认为“闹”可以解决问题，能得到钱；而医生们则认为自己的职业尊严受到了伤害。这位医生不否认很多医生有多高价药、收红包等行为，但他认为，医生所有行为的背后，是现在医疗体制的大背景，医生个人无力抵抗，反而被推到了医患矛盾的最前沿。他所在的医院没有发生过极端的杀医行为，但几乎每个医生都被患者推搡过，被家属骂过，闹事时有发生，说“三天一小闹，五天一大闹”一点也不过分。
　　据统计，2012年全国共发生恶性伤医案件11起，造成35人伤亡，其中死亡7人，受伤28人（其中患者及陪护人员11名、医护人员16名、保安1名），涉及北京、黑龙江等8省市。另据公安部的统计，今年以来，各地公安机关制止的侵害医务人员现行犯罪达200起，另有协助排查化解矛盾纠纷9700余起。
　　甚至连英国专业医疗杂志《柳叶刀》也表示了对这种现象的关注。2010年8月，它刊发了报道《中国医生：威胁下的生存》，在温岭医院事件后，这篇报道又被搜索出来，译成中文，在医生们的微信群里传播。
　　“医院已经成为战场，因此在中国当医生便是从事一种危险的职业。”报道说。它进而分析了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政府对医疗投入过少，媒体缺乏医疗常识的错误报道，以及由于医生过度医疗和和收受红包等行为，导致病人对医生和医院的极度不信任。
　　“为使不适当的利益冲突最小化，中国政府通过立法防止医生接受来自医药公司的金融回扣。因为医生的标准工资即使从中国的标准来看也比较少，因此在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环境下，许多医生就必须在职业道德与收支平衡问题面前挣扎。这种压力，加之感觉到自己的服务价值被政府与社会总体严重贬低，迫使许多医生改行易辙另谋生路。”
　　这个预言正在得到证实。上述北京医生就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医生群内已经在开始讨论“脱离临床的办法”。
　　国内知名医疗网站丁香网的总监李天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美国，有强制医疗保险制度，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由医生购买，用于医疗事故的赔偿；一部分由患方购买，用于医疗意外的风险救济。所以，在美国无论发生医疗事故还是医疗意外，都有保险做后盾，解决问题也有非常法律化的程序。但在中国，获得救济的渠道，要么是靠漫长的诉讼，或者来个直接的——“医闹”。如果这种状况再不改变，中国医疗环境的发展方向，可能是很可悲的。
　　连恩青已被正式刑事拘留，案发时他是否具有行为能力仍需调查。温岭市人民医院也已恢复如常。一位医生在博客里写下这样一段话：“王主任走了，也许什么都不是，只是如小池塘里扔了一块石头，等涟漪散去，留下的继续是一池麻木和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