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生长大，是标准的疆二代，成人了以后才离开。
　　十岁之前我随父母住在一个农业连队里，这个连队有四川人、山东人、河南人、上海人、湖南人、甘肃人等等。那时候大家相邻地住在一排一排规划整齐的平房里，大人们一起生产劳动，小孩子在一起玩耍。一开口讲话，你就听吧，有说河南话的、四川话的、上海话的、湖南话的等等，连队因为有这些人而有各种不同的生活风俗。
　　现在我的父母和哥嫂还在那里生活。如今每年国庆或是春节放假回家，我陪母亲买菜、散步的时候，经常遇见有人和她打招呼，而我完全不认识。事后她会给我说这就是当年的街坊邻居谁谁啊，她家的女儿还和你是同学呢。那时候你经常去人家里玩，你哥还和他家那个小子去渠道游过泳，回来被我打了一顿，你不记得了……在母亲的讲述中，事件、人物、場景好像就在眼前。有些事情我可以回忆起来，有些事情我完全没有印象了，但这完全不妨碍母亲给我讲述过去的兴致。她好像找到了乐趣，讲述的乐趣。这两个小说都和母亲给我讲述的那些人和事有一些关联和缘由。
　　她讲的人和事，一般只有结果，过程是不能细究和考证的；而我对她没有说的那些不确定的感兴趣。我觉得确定的部分都有充足的理由，而这些理由往往单一、简单。而不确定的那一部分理由就很多，往往当事人自己也说不清楚，这些部分值得琢磨。
　　我经常想，小说到底在写什么呢？我发现自己对那些模糊的时刻和模糊的情绪感兴趣。这也许与我这个“疆二代”自己没有确定的身份有关？
　　我尝试着写下城乡结合部的家庭主妇的烦恼、兵团二代青年的恋爱故事、青春期女孩子古怪的想法、大龄未婚女青年的相亲故事等等。仅就写作本身而言，我很清醒地知道我在写什么，但我的主人公却似乎比我更明白他们想要的生活和状态。有的时候我写着写着，完全忘记了现实世界，我是我笔下的家庭主妇、小偷、青春期的女孩子、大龄剩女，我过着他们的生活，我烦恼着他们的烦恼，高兴着他们的高兴。那时候我像一个无所不能的女巫，知晓他们内心的秘密和渴求，他们的自私就是我的自私，他们的恐惧就是我的恐惧，他们的残忍就是我的残忍，他们的懦弱就是我的懦弱，他们的无奈就是我的无奈，他们的爱就是我的爱——也正是源于爱，爱那个真实的自己，我才写下这些小说。
　　回到现实中，我是那个不愿出门、不爱说话、不爱做家务的家庭主妇。我过着双重生活，有时候场景转换太快，我精神还在虚构的世界里，而身体已经碰到了现实中最实际的问题。
　　写作对我而言是不断发现自我的一种方式，当我把萦绕内心的情绪、人物、事件写成小说之后，好像在虚构里丰富和占有了一段别样的人生经历，好像我自己也这样活过一场，心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从而获得一种类似宣泄后的快意和舒爽。但其实紧接着是一种空空荡荡的虚无，仿佛获得的即是失去的，有创造了一个新事物的快乐，同时也有永远地失去了身体或者精神中的一部分的失落、空虚。总之那是种很复杂的心理，像是巨大的欣喜和巨大的悲哀同时在我小小的心脏内不断膨胀扩张。
　　对于我来说，新疆的春天从来就不是一个生机勃发的季节。雪还没有化，草没有冒出头，树上还是光秃秃的，只有白昼越来越长。这些都不会让我想起有什么东西要开始，对我来说，那不是开始，而是一个漫长的期待的过程。在乌鲁木齐，三月的夜晚，夜幕降临时分，空气寒凉，人们容易丧失意志。即使有太阳的上午也是一样，太阳很大，阳光灿烂，但寒气也是强烈的。在那个时刻，我并不觉得生机勃发，也没有时光飞逝的感觉。我反而觉得有种绝望至极的颓废感。
　　对于这个地方，不能说爱，也不能说恨。爱和恨这两个字都太简单，太粗暴、太清浅了些。这里是出生地，是童年也是少年，是初恋也是成长，是理想也是幻灭，是怎么说都言说不尽的惆怅和隐秘的所在。
　　而在南方，我住在半山上。立秋以后，深夜常常有风。起初是一种细小的声音，犹犹豫豫地，在寂静的黑夜里发出和白天不一样的声音；接着窗外的树叶哗哗啦啦，树枝随风摇摆，吱嘎作响。然后，好像惹怒了谁，风的声音变成一声尖啸、一阵咆哮，而接下来阳台上晾着的衣物招展得像许多旗子纠结在一起哗啦啦乱响，衣架相互碰触，门框晃动，玻璃在窗框里挣扎。此时，我睡意全无，我以为风正在改变一些事物，声音继续大起来。朦胧中凝神细听，但树枝摇摆骤停，没有声音，细微的声音也没有，刚才的一切响动像个幻觉。此刻一切静得可怕，是一种无声的恐惧。
　　一夜未眠。我躺在床上不动，好像刚跋山涉水走了很远的路，回到家躺下，疲惫不堪。看着窗外的芒果树纹丝不动，树叶在早晨的阳光中呈现翠绿的颜色，并且闪闪发光。仿佛万物复苏，一切欣欣向荣。我会怀疑，昨晚没有风，什么声音也没有。
　　那些声音来自我的内心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