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89个国家一致接受了“联合国千年宣言”，并将其纳入了被称为“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缩写MDG）的一系列具体计划中。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从将贫困降低一半和让产妇死亡率减少3/4，到让所有孩子都接受小学教育，以及让艾滋病（毒）停止传播和减少—应该在2015年底之前完成。随着截止期的临近，发展专家们开始讨论新的问题：接下去怎么办？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很多MDG在2015年底之前是实现不了的，但在不少领域还是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比如，将极端贫困减少一半（以每天生活费不到1.25美元的人群数量为衡量标准）的目标就有可能提前完成，其中中国的显著增长功不可没。
　　与此同时，没有证据显示这些成功是MDG本身的结果。中国史上最伟大的减贫计划因国内政策而起，发生于千年宣言和MDG之前，也独立于后两者。
　　不过，毫无疑问，MDG称得上公关胜利，这么说并不是要贬低它们的作用。与所有有价值的公关活动一样，MDG有助于提高认识、吸引注意力和动员行动，均是积极影响。它们扩大了关于发展问题的全球对话，并决定了对话的主题。有证据表明，它们还使发达国家更加关注贫穷国家。
　　事实上，MDG最显而易见的影响可能就在于富国向穷国的援助流。研究表明，MDG不但刺激了援助流，还将援助流定向至更小、更贫穷的国家以及教育和公共卫生等更为具体的领域。不过，援助本身与它的成效和结果并不直接相关，了解援助是否达到了理想效果，这就要困难得多了。
　　MDG包括8个大目标、21个小目标和60项指标。许多批评的矛头指向这些数量化的小目标和指标。质疑者认为，它们的方向和衡量手段都是错误的，导致了注意力从其他同等重要的领域转移开来。
　　一个核心悖论困扰着MDG。千年宣言相当于发达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一个契约。贫穷国家承诺重新调整，努力发展，而发达国家承诺向它们提供金融、技术和市场支持。但是，奇怪的是，在8个大目标中，只有最后一个是关于“全球合作”，即发达国家能够怎么做，和应该怎么做的。
　　MDG没有为金融援助或其他发达国家提供的援助设定数量化目标，这与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极其具体的贫困相关目标形成了鲜明对比。比方说，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准备了一个“进度追踪表”，然而它所追踪的唯一一个与“全球合作”大目标相关的数字却只是：互联网的使用情况。从这个例子就足可说明问题了。
　　事实上，难道我们需要全球性的努力，才能使发展中国家明白怎样做才是对它们来说最好的吗？减贫和促进国民发展应该是这些国家政府的首要职责，不管有没有MDG都是如此。
　　当然，实事求是地说，出于政治、军事和其他原因，这些国家的政府通常会追求不同的大目标。但认为可以通过缺少强制机制的国际宣言说服它们改变做法纯属一厢情愿。如果我们能从这些事情中吸取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真正的改革不可能由赞助者的金钱带来，更不用说它只是镜花水月般的赞助承诺了。
　　同样有问题的是，MDG隐含一个假设，那就是我们知道如何达到发展小目标，所缺乏的只是资源和政治意愿。但即使是有心的决策者，他是否能处理好诸如持续提高中学完学率和降低产妇死亡率等问题，都仍然值得怀疑。
　　许多发展经济学家会说，在大目标可以实现之前，必须先有治理和政治制度的重大进步。发达国家最能给出的援助是提供促进性的环境，让愿意且有能力利用该环境的发展中国家获益。
　　这些考虑清晰地给出了下一代MDG的方向。首先，新的全球契约应该更直接地专注于发达国家的责任。第二，它应该强调那些在援助和贸易之外的、对贫穷国家的发展前景具有同样（如果不是更大）推动作用的政策。
　　这些政策应该包括：碳税和其他改善气候变化的措施、给予更多从贫穷国家进入的临时移民发放工作签证、严格控制军售，以及进一步扩大金融信息的共享以打击洗钱和逃税行为，等等。
　　注意，这些措施的大部分其实都是为了减少发达国家其他行为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伤害—比如气候变化、军事冲突和金融犯罪。“不产生伤害”这一医学原则在这里同样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