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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李百川的《绿野仙踪》是清中期一部有着极高成就的章回体小说，小说主要讲述了明嘉靖年间冷于冰求仙问道、降妖除魔的故事，其中体现出浓厚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本文从小说的人物描写、情节描写出发，分析小说中体现出来的作者对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理解，探讨我国古代儒道思想的发展过程。
关键词：《绿野仙踪》;李百川;小说;儒家思想;道家思想
中图分类号：I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9-00-02
清代作家李百川耗时九年完成的章回体小说《绿野仙踪》，尽管知名度比不上《红楼梦》这样的经典作品，但它的文学价值不容置疑。《绿野仙踪》融志怪、世情、自然山水等为一体，题材十分丰富。涉及明清时期的人文历史背景、生态学等多个领域，具有丰厚而深刻的文化内容。小说独特的叙事艺术、深刻的思想内涵都体现出作者李百川特有的文化思想，值得后人反复琢磨。
1 儒家思想在小说中的体现
中国自汉代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在中国上千年文明发展史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不断稳固[1]。儒家思想以“孝悌”为核心，中心思想是孝敬父母、兄弟友爱。这一道德理念始终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取向，规范着中国人的行为。李百川生活的清代中期，社会中的人们个人欲望急速膨胀，对金钱的过分追求使道德意识逐渐丧失。尽管儒家思想文化在清代这一封建社会后期显露出日趋没落的颓态，但仍占据着社会主流。李百川作为一个具备儒学教养的文人，他的思想也无法超越、跳脱出时代的高度。《绿野仙踪》反映出作者是一位寄情于自然和修道，“鄙视冠盖显达的知识分子”[2]。李百川通过描绘违背儒家伦理的丑恶之人，如朱文魁、胡监生等，塑造正面善良的人物以批判社会，表露自己的愤懑。小说不仅体现出他对身世的感慨，还体现了他的道德尺标。
《绿野仙踪》中，最能体现儒家孝悌思想的醇儒式的人物应是朱文炜——朱文炜照顾病弱的父亲，对兄长谦恭、顺从。朱文炜说，“有父从父，无父从兄，我若欺了哥哥，天亦不容我”[3]，然而他的哥哥朱文魁是个薄情寡义的人。朱文炜捐银救济了素不相识的林岱夫妇，朱文魁就对他大肆责打，将其扫地出门，而朱文炜任由他的哥哥责骂，最终沦为乞丐。朱文炜在功成名就后，得知兄嫂从贼巢逃脱的消息，仍不计前嫌，与兄嫂友好相处。这种手足团聚、兄友弟恭的圆满结局，体现出李百川对以德報怨、长幼有序的赞赏和殷切期盼。
如果说朱文炜是孝贤敬义的榜样，那么冷于冰体现的则是一般世人所不具有的仁爱精神。李百川塑造冷于冰这一角色时，不仅将自己的一些生活经历写成冷于冰的，同时也将自己对理想人生的期望交付到冷于冰身上。《绿野仙踪》中，冷于冰是一个正统的儒家知识分子，他身上体现出两点基本的儒家伦理要求。第一，他并没有因为得道飞仙，而斩断与尘世的来往。冷于冰多次回家探望妻子，祭拜先人，不忘提醒儿孙“永宜诚敬事母，仁慈育下，保守天和”。他始终谨记俗世的礼仪，在姜氏寄住冷家时，冷于冰还叮嘱儿子男女有别，共处一室不妥当，应及时回避。第二，他对待色欲始终保持小心、克制。孟子曰“男女授受不亲”为礼。冷于冰在修行过程中谨遵礼教，面对妖怪的色欲引诱，他始终以礼持身。同时，他对于淫乱无度的人和事物十分痛恨，拥有慧根的弟子温如玉被飞红仙子引诱，荒淫无度，冷于冰不惜将温如玉乱棍打死。“冷于冰的禁欲与儒家的万恶淫为首观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4]
2 道家思想在小说中的体现
《绿野仙踪》中的道包含了道家和道教两个方面。尽管道家和道教的产生时间不同，发展方向也不同，但它们都影响了我国古代文人的创作理念和文学发展。
由李百川的“自序”可知，《绿野仙踪》是一部“取吐生活”以“遣愁”，批判现实的产物。明清时期，儒家思想日趋没落，尽管儒家学者都强调“培养综合素质”[5]，然而在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时代，能够“真正理解知识并将所学的知识应用到现实生活，注重经世致用”[6]的人已经是凤毛麟角。不少读书人“心态扭曲，变成了利欲熏心者”[7]，他们只会读死书，严重缺乏创新意识，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上层阶级摆脱不了阶级特权的观念，官吏腐败现象层出不穷”[8]。复杂的社会现实给予文人“新的思索，同时也更容易抓住一些稳定不变的东西”[9]。李百川在《绿野仙踪》中寄托了自己的生活理想，借小说批判社会现实，同时也怀揣有“吕纯阳欲渡尽众生之志”。
《绿野仙踪》中的朱文魁这一人物好赌成性，误信庸医害死父亲后弃其灵柩于不顾，企图除掉自己的胞弟独占家产，欠下赌债后还做出卖弟媳偿还赌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朱文魁不仅没有担负儒家伦理要求的责任与义务，还被物欲吞噬了人性，害父欺弟。朱文魁表露出的是“剥离了理性的原始本能”[10]。明清时期，主张以他人为本位的儒家思想逐渐被日益膨胀的利己主义排挤，人们在精神信仰上出现危机，许多人对社会失望后转而“向凌驾于人之上的自然寻求庇护”[11]。
清朝中后期，科举制度腐败不堪。晚清学者吴汝纶曾写道“科举之得人否，全在考官”，尖锐地指出科举考试中的腐败现实[12]。李百川同许多文人志士一样，在仕途中受挫。出于对现实的反叛，明清时期涌现出大量神魔志怪小说，这些小说中有擅长仙法奇术的得道高人，体现了相同的宗旨——神仙济世。
道家认为，信仰的缺失、礼教的崩坏都是源于欲望的膨胀，所谓“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只有无私欲、不争抢，才能不犯错、不遭祸。《绿野仙踪》主人公冷于冰，家中有娇妻幼子，万贯家财，却早已看破俗世。这是作者李百川对封建知识分子为了功名利禄而扭曲自我人格的一种否定。反向证明了很多追求超然物外的人，他们是由于生活走投无路才做出反叛之举，是为了摆脱对尘世的厌倦，才不得不选择求仙问道。作者通过道家思想试图点醒世人：专注修道至大成，羽化成仙，便可“永远摆脱尘世的束缚”[13]。
3 儒道思想的碰撞 在中国传统思想和传统文化史中，可以说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共同占据了半壁江山。儒家秉持积极入世的伦理观念，而道家则以修道成仙作为思想宗旨。文学史上有关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究竟谁占主流的争论从未停止过，这些争论与探索在明清时期趋于融合，即“无为之心做有为之事”[14]，强调以儒家的入世进取思想支持外在的社会行为，以道家思想支撑内在的心灵修行。这样的儒道融合思想革新了道教不食人间烟火、远离世俗的修行理念，提倡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融入修道者的生活，通过多行善事、积累功德，达到圆满的大成境界。《绿野仙踪》的故事都是围绕冷于冰立功德、行善事展开的，如冷于冰成就朱文炜、林岱，救助姜氏主仆，赈济广大灾民，惩戒贪官污吏等。《绿野仙踪》的最后一回写道，虽然猿不邪、连城璧等人的功法已经大成，但是没有功德，因此不能成仙。于是冷于冰嘱咐他们“分行天下，广积阴功”“以备诏命”，这也证明了修道需要立功德、行善事。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在《绿野仙踪》中都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小说内容明显体现出作者李百川“儒体道用”的精神特点。
以儒学思想文化“仁”为依托。先秦时期的儒家弟子常常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常常表露出积极入世的意愿，为官时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可以说儒学是“现实主义的人学”[15]。但秦以后的统治者将儒学变为“利于自身统治的思想教化工具”[16]。从汉代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儒学对人、伦理的重视逐渐被浓重的政治色彩遮盖。儒学本是依托于社会现实的需要而产生的，“但已走向对人性的束缚”[17]。
古代知识分子在与他人政见不合或被强权压迫无奈在野时，又常用老庄哲学强调的平淡而通达调节自己，坚守本心。李百川在小说中表达的是虽然身体被束缚、被压抑，但仍要讴歌“对社会人性解放”[18]，寻找得到自由、释放灵魂的机会。
李百川从传统儒道思想出发，以客观的眼神冷静地审视社会。《绿野仙踪》体现了他“不虚美、不隐恶”的史传精神，表现出“对当时的官场、礼教、科举的讽刺意味，辛辣之余，极具趣味性”[19]。
《绿野仙踪》既具有一般神魔小说的从现实人物、真实历史事件中取材的写作特点，又贴合大众审美，加入了大量超自然、超现实的“奢侈怪谈，专尚荒唐”情节，打破了人、神、魔之间的界限，同时没有因此而出格。“绿野”以人类宗法制度为基础建立起来，始终受到儒家思想文化的约束。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在这些人物关系之下产生的故事情节展现出作者对儒家伦理文化和儒家功名富贵的认同，对儒家道德沦丧和儒家政治文化的批判。串联这些思想的是道家文化，明哲保身、顺应时势的思想始终贯穿《绿野仙踪》。“天下莫柔弱于水”，也就是说，当人们遇到强者或强者处于不利形势时，应采取“以屈求伸，以退为进;保存自己，以圖发展”的态度[20]。
4 结语
清代李百川创作的《绿野仙踪》以神魔志怪为主要内容，大量穿插了对现实社会的描写，表现出神魔小说世俗化的特点，这种特点是作者对小说创作的积极探索，可以说《绿野仙踪》为我国古代小说史增添了一抹亮眼的色彩。《绿野仙踪》表现出的儒道互补、出世与入世结合的思想主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体现。儒家的“仁义”思想和道家的“自然”理念相结合，使人实现智慧与情感的平衡。李百川以儒家思想作为入世的指导思想，将道家思想作为出世的指导思想，希望达到行道即行儒、行儒方能达道的平衡。通过道法学习扫奸除恶、治平天下的本领，达到儒家平天下、立功业的人生理想，正是《绿野仙踪》想要表达的主旨。儒道互补，正反之间皆可成立，这是本文所要挖掘的深层文化意蕴。
参考文献：
[1] 李熠婷，黄舒琳.论江苏钟山书院教育及其现实意义[J].大众文艺，2019（10）：214-215.
[2] 罗泳镱.《徐霞客游记》的文史价值与人文情怀[J].汉字文化，2020（20）：42-43.
[3] [清]李百川.绿野仙踪[M].北京：中华书局，2001：179-180，810.
[4] 丁娟娟.《绿野仙踪》对儒家文化的批判与认可[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1，31（04）：18-20.
[5] 解文峰.新媒体时代儒家文化的传播现状及创新路径分析——以济宁地区为例[J].汉字文化，2020（18）：60-61，71.
[6] 顾雯清.古代书院教育思想及其对当代教育的启示[J].汉字文化，2020（20）：189-190.
[7] 徐梦晓.《儒林外史》中的人物情绪及其命运走向[J].汉字文化，2020（20）：54-55.
[8] 邓叶倩.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及其影响[J].汉字文化，2019（14）：66，79.
[9] 童景熙.《黄昏》中的悲剧气氛与沈从文的悲悯情怀[J].大众文艺，2019（11）：47-48.
[10] 苗欣雨.心有猛虎 细嗅蔷薇——对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理解感悟[J].汉字文化，2019（16）：123-124.
[11] 徐紫薇，薛芳芳.从“自然的人化”到“人的自然化”——生态美学视域下人的解放[J].大众文艺，2019（05）：228-229.
[12] 刘彦汝.论吴汝纶的教育思想与文学观[J].大众文艺，2019（10）：37-38.
[13] 周媛媛.论《绿野仙踪》里的儒道互补文化理想[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13：7-8.
[14] 申明秀.论《绿野仙踪》的世情底蕴与道教追求——世情小说雅俗系列研究之十四[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2（05）：45-51.
[15] 牟钟鉴，林秀茂.论儒道互补[J].中国哲学史，1998（04）：3-5.
[16] 金春媛.明清时代小说家创作矛盾性的文化思考——以《儒林外史》为例[J].时代文学（下），2008（08）：93-94.
[17] 洪修平.论儒学的人文精神及其现代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2000（06）：64-72，206.
[18] 谭媛.论陆文夫《美食家》中的矛盾人物形象[J].大众文艺，2019（11）：40-41.
[19] 宋易洋.论《儒林外史》的人物形象塑造——以赵氏、匡超人的情绪描写为例[J].汉字文化，2020（20）：50-51.
[20] 谢昆芩.《绿野仙踪》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6：43-44.
作者简介：刘心依（2000—），女，天津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指导老师：程嫩生
关键词：《绿野仙踪》;李百川;小说;儒家思想;道家思想
中图分类号：I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9-00-02
清代作家李百川耗时九年完成的章回体小说《绿野仙踪》，尽管知名度比不上《红楼梦》这样的经典作品，但它的文学价值不容置疑。《绿野仙踪》融志怪、世情、自然山水等为一体，题材十分丰富。涉及明清时期的人文历史背景、生态学等多个领域，具有丰厚而深刻的文化内容。小说独特的叙事艺术、深刻的思想内涵都体现出作者李百川特有的文化思想，值得后人反复琢磨。
1 儒家思想在小说中的体现
中国自汉代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在中国上千年文明发展史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不断稳固[1]。儒家思想以“孝悌”为核心，中心思想是孝敬父母、兄弟友爱。这一道德理念始终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取向，规范着中国人的行为。李百川生活的清代中期，社会中的人们个人欲望急速膨胀，对金钱的过分追求使道德意识逐渐丧失。尽管儒家思想文化在清代这一封建社会后期显露出日趋没落的颓态，但仍占据着社会主流。李百川作为一个具备儒学教养的文人，他的思想也无法超越、跳脱出时代的高度。《绿野仙踪》反映出作者是一位寄情于自然和修道，“鄙视冠盖显达的知识分子”[2]。李百川通过描绘违背儒家伦理的丑恶之人，如朱文魁、胡监生等，塑造正面善良的人物以批判社会，表露自己的愤懑。小说不仅体现出他对身世的感慨，还体现了他的道德尺标。
《绿野仙踪》中，最能体现儒家孝悌思想的醇儒式的人物应是朱文炜——朱文炜照顾病弱的父亲，对兄长谦恭、顺从。朱文炜说，“有父从父，无父从兄，我若欺了哥哥，天亦不容我”[3]，然而他的哥哥朱文魁是个薄情寡义的人。朱文炜捐银救济了素不相识的林岱夫妇，朱文魁就对他大肆责打，将其扫地出门，而朱文炜任由他的哥哥责骂，最终沦为乞丐。朱文炜在功成名就后，得知兄嫂从贼巢逃脱的消息，仍不计前嫌，与兄嫂友好相处。这种手足团聚、兄友弟恭的圆满结局，体现出李百川对以德報怨、长幼有序的赞赏和殷切期盼。
如果说朱文炜是孝贤敬义的榜样，那么冷于冰体现的则是一般世人所不具有的仁爱精神。李百川塑造冷于冰这一角色时，不仅将自己的一些生活经历写成冷于冰的，同时也将自己对理想人生的期望交付到冷于冰身上。《绿野仙踪》中，冷于冰是一个正统的儒家知识分子，他身上体现出两点基本的儒家伦理要求。第一，他并没有因为得道飞仙，而斩断与尘世的来往。冷于冰多次回家探望妻子，祭拜先人，不忘提醒儿孙“永宜诚敬事母，仁慈育下，保守天和”。他始终谨记俗世的礼仪，在姜氏寄住冷家时，冷于冰还叮嘱儿子男女有别，共处一室不妥当，应及时回避。第二，他对待色欲始终保持小心、克制。孟子曰“男女授受不亲”为礼。冷于冰在修行过程中谨遵礼教，面对妖怪的色欲引诱，他始终以礼持身。同时，他对于淫乱无度的人和事物十分痛恨，拥有慧根的弟子温如玉被飞红仙子引诱，荒淫无度，冷于冰不惜将温如玉乱棍打死。“冷于冰的禁欲与儒家的万恶淫为首观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4]
2 道家思想在小说中的体现
《绿野仙踪》中的道包含了道家和道教两个方面。尽管道家和道教的产生时间不同，发展方向也不同，但它们都影响了我国古代文人的创作理念和文学发展。
由李百川的“自序”可知，《绿野仙踪》是一部“取吐生活”以“遣愁”，批判现实的产物。明清时期，儒家思想日趋没落，尽管儒家学者都强调“培养综合素质”[5]，然而在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时代，能够“真正理解知识并将所学的知识应用到现实生活，注重经世致用”[6]的人已经是凤毛麟角。不少读书人“心态扭曲，变成了利欲熏心者”[7]，他们只会读死书，严重缺乏创新意识，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上层阶级摆脱不了阶级特权的观念，官吏腐败现象层出不穷”[8]。复杂的社会现实给予文人“新的思索，同时也更容易抓住一些稳定不变的东西”[9]。李百川在《绿野仙踪》中寄托了自己的生活理想，借小说批判社会现实，同时也怀揣有“吕纯阳欲渡尽众生之志”。
《绿野仙踪》中的朱文魁这一人物好赌成性，误信庸医害死父亲后弃其灵柩于不顾，企图除掉自己的胞弟独占家产，欠下赌债后还做出卖弟媳偿还赌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朱文魁不仅没有担负儒家伦理要求的责任与义务，还被物欲吞噬了人性，害父欺弟。朱文魁表露出的是“剥离了理性的原始本能”[10]。明清时期，主张以他人为本位的儒家思想逐渐被日益膨胀的利己主义排挤，人们在精神信仰上出现危机，许多人对社会失望后转而“向凌驾于人之上的自然寻求庇护”[11]。
清朝中后期，科举制度腐败不堪。晚清学者吴汝纶曾写道“科举之得人否，全在考官”，尖锐地指出科举考试中的腐败现实[12]。李百川同许多文人志士一样，在仕途中受挫。出于对现实的反叛，明清时期涌现出大量神魔志怪小说，这些小说中有擅长仙法奇术的得道高人，体现了相同的宗旨——神仙济世。
道家认为，信仰的缺失、礼教的崩坏都是源于欲望的膨胀，所谓“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只有无私欲、不争抢，才能不犯错、不遭祸。《绿野仙踪》主人公冷于冰，家中有娇妻幼子，万贯家财，却早已看破俗世。这是作者李百川对封建知识分子为了功名利禄而扭曲自我人格的一种否定。反向证明了很多追求超然物外的人，他们是由于生活走投无路才做出反叛之举，是为了摆脱对尘世的厌倦，才不得不选择求仙问道。作者通过道家思想试图点醒世人：专注修道至大成，羽化成仙，便可“永远摆脱尘世的束缚”[13]。
3 儒道思想的碰撞 在中国传统思想和传统文化史中，可以说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共同占据了半壁江山。儒家秉持积极入世的伦理观念，而道家则以修道成仙作为思想宗旨。文学史上有关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究竟谁占主流的争论从未停止过，这些争论与探索在明清时期趋于融合，即“无为之心做有为之事”[14]，强调以儒家的入世进取思想支持外在的社会行为，以道家思想支撑内在的心灵修行。这样的儒道融合思想革新了道教不食人间烟火、远离世俗的修行理念，提倡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融入修道者的生活，通过多行善事、积累功德，达到圆满的大成境界。《绿野仙踪》的故事都是围绕冷于冰立功德、行善事展开的，如冷于冰成就朱文炜、林岱，救助姜氏主仆，赈济广大灾民，惩戒贪官污吏等。《绿野仙踪》的最后一回写道，虽然猿不邪、连城璧等人的功法已经大成，但是没有功德，因此不能成仙。于是冷于冰嘱咐他们“分行天下，广积阴功”“以备诏命”，这也证明了修道需要立功德、行善事。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在《绿野仙踪》中都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小说内容明显体现出作者李百川“儒体道用”的精神特点。
以儒学思想文化“仁”为依托。先秦时期的儒家弟子常常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常常表露出积极入世的意愿，为官时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可以说儒学是“现实主义的人学”[15]。但秦以后的统治者将儒学变为“利于自身统治的思想教化工具”[16]。从汉代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儒学对人、伦理的重视逐渐被浓重的政治色彩遮盖。儒学本是依托于社会现实的需要而产生的，“但已走向对人性的束缚”[17]。
古代知识分子在与他人政见不合或被强权压迫无奈在野时，又常用老庄哲学强调的平淡而通达调节自己，坚守本心。李百川在小说中表达的是虽然身体被束缚、被压抑，但仍要讴歌“对社会人性解放”[18]，寻找得到自由、释放灵魂的机会。
李百川从传统儒道思想出发，以客观的眼神冷静地审视社会。《绿野仙踪》体现了他“不虚美、不隐恶”的史传精神，表现出“对当时的官场、礼教、科举的讽刺意味，辛辣之余，极具趣味性”[19]。
《绿野仙踪》既具有一般神魔小说的从现实人物、真实历史事件中取材的写作特点，又贴合大众审美，加入了大量超自然、超现实的“奢侈怪谈，专尚荒唐”情节，打破了人、神、魔之间的界限，同时没有因此而出格。“绿野”以人类宗法制度为基础建立起来，始终受到儒家思想文化的约束。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在这些人物关系之下产生的故事情节展现出作者对儒家伦理文化和儒家功名富贵的认同，对儒家道德沦丧和儒家政治文化的批判。串联这些思想的是道家文化，明哲保身、顺应时势的思想始终贯穿《绿野仙踪》。“天下莫柔弱于水”，也就是说，当人们遇到强者或强者处于不利形势时，应采取“以屈求伸，以退为进;保存自己，以圖发展”的态度[20]。
4 结语
清代李百川创作的《绿野仙踪》以神魔志怪为主要内容，大量穿插了对现实社会的描写，表现出神魔小说世俗化的特点，这种特点是作者对小说创作的积极探索，可以说《绿野仙踪》为我国古代小说史增添了一抹亮眼的色彩。《绿野仙踪》表现出的儒道互补、出世与入世结合的思想主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体现。儒家的“仁义”思想和道家的“自然”理念相结合，使人实现智慧与情感的平衡。李百川以儒家思想作为入世的指导思想，将道家思想作为出世的指导思想，希望达到行道即行儒、行儒方能达道的平衡。通过道法学习扫奸除恶、治平天下的本领，达到儒家平天下、立功业的人生理想，正是《绿野仙踪》想要表达的主旨。儒道互补，正反之间皆可成立，这是本文所要挖掘的深层文化意蕴。
参考文献：
[1] 李熠婷，黄舒琳.论江苏钟山书院教育及其现实意义[J].大众文艺，2019（10）：214-215.
[2] 罗泳镱.《徐霞客游记》的文史价值与人文情怀[J].汉字文化，2020（20）：42-43.
[3] [清]李百川.绿野仙踪[M].北京：中华书局，2001：179-180，810.
[4] 丁娟娟.《绿野仙踪》对儒家文化的批判与认可[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1，31（04）：18-20.
[5] 解文峰.新媒体时代儒家文化的传播现状及创新路径分析——以济宁地区为例[J].汉字文化，2020（18）：60-61，71.
[6] 顾雯清.古代书院教育思想及其对当代教育的启示[J].汉字文化，2020（20）：189-190.
[7] 徐梦晓.《儒林外史》中的人物情绪及其命运走向[J].汉字文化，2020（20）：54-55.
[8] 邓叶倩.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及其影响[J].汉字文化，2019（14）：66，79.
[9] 童景熙.《黄昏》中的悲剧气氛与沈从文的悲悯情怀[J].大众文艺，2019（11）：47-48.
[10] 苗欣雨.心有猛虎 细嗅蔷薇——对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理解感悟[J].汉字文化，2019（16）：123-124.
[11] 徐紫薇，薛芳芳.从“自然的人化”到“人的自然化”——生态美学视域下人的解放[J].大众文艺，2019（05）：228-229.
[12] 刘彦汝.论吴汝纶的教育思想与文学观[J].大众文艺，2019（10）：37-38.
[13] 周媛媛.论《绿野仙踪》里的儒道互补文化理想[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13：7-8.
[14] 申明秀.论《绿野仙踪》的世情底蕴与道教追求——世情小说雅俗系列研究之十四[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2（05）：45-51.
[15] 牟钟鉴，林秀茂.论儒道互补[J].中国哲学史，1998（04）：3-5.
[16] 金春媛.明清时代小说家创作矛盾性的文化思考——以《儒林外史》为例[J].时代文学（下），2008（08）：93-94.
[17] 洪修平.论儒学的人文精神及其现代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2000（06）：64-72，206.
[18] 谭媛.论陆文夫《美食家》中的矛盾人物形象[J].大众文艺，2019（11）：40-41.
[19] 宋易洋.论《儒林外史》的人物形象塑造——以赵氏、匡超人的情绪描写为例[J].汉字文化，2020（20）：50-51.
[20] 谢昆芩.《绿野仙踪》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6：43-44.
作者简介：刘心依（2000—），女，天津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指导老师：程嫩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