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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一个足球，为什么国企就是玩不转？
巴西街头此起彼伏的反对游行依然阻止不了全世界对世界杯的期待与关注。2014年6月13日，“史上最贵世界杯”将在巴西精彩开幕。
大洋彼岸的我们，与世界杯最近的接触，唯有2002年世界杯上国家队未完成零突破的遗憾出局。多年来，中国足球率先改革，学习海外，踢了长达21年的职业联赛，可是世界杯依然与我们无缘。
对于中超的国字头俱乐部而言，不但要背负中国足球的耻辱，而且在职业联赛发展过程中数量越来越少。随着以恒大为代表的民企如狼似虎的迅猛发展，国企俱乐部显得更加弱势。2014年6月5日，阿里巴巴集团宣布与恒大足球达成战略合作协议，阿里巴巴投资12亿元获得恒大足球俱乐部50%的股权。民企在足球界更是扬眉吐气。
回顾职业联赛21载，国企俱乐部为何颓然至斯？
“国退民进”
1994年4月17日，重金包装的第一届职业甲A联赛在6个赛场开战，中国足球的市场化、职业化之路正式开启。自此，私企俱乐部和国企俱乐部的对抗贯穿其中，但总体来看中国职业联赛演绎着一场“国退民进”的大戏。
联赛创建之初，各家俱乐部仍旧维持着专业体制。以当时的济南泰山队为例，那时俱乐部负责人不叫总经理，而叫主任。1997年底，山东省体委才把俱乐部移交山东省电力集团公司管理，并成立股份制公司。这也意味着，那个年代很多俱乐部是国企和政府合作的产物。职业联赛第一年的12支参赛球队中，有8家企业是国有企业（包括一家集体企业），占比67%。
可以说整个甲A时代，国企俱乐部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甲A联赛的两次烧钱，发起者都是国企俱乐部。1997年引爆甲A转会市场的前卫寰岛，就是公安部下属企业寰岛集团。而2002赛季的中远，同样为大型央企主办。
而私企俱乐部的代表大连万达（实德）曾经一枝独秀。在万达（实德）的带领下，2000年之后私企开始崛起。2003年末代甲A，在所有15家足球俱乐部中，私营俱乐部或具有浓厚私营背景的俱乐部占据半壁江山。甲A之后的中超元年，12支队伍中58.3%是国资，民营企业占41.7%。
2004年10月，作为职业联赛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起义，私营俱乐部代表大连实德和深圳健力宝发起了G7革命，要求“政企分开，官办分离”，要求推倒中国足协重来，要求中国足协还权于俱乐部。参与者中还包括北京国安、青岛颐中和上海中远三家国企俱乐部。G7革命的失败打击了中国足球，也严重地打击了私企的热情，健力宝系土崩瓦解，实德系后来解散。甲A联赛末期占据主流的烟草企业俱乐部，在七君子革命和政策限制后全面退出。
到了2009赛季，国企俱乐部已经所剩无几，只有山东鲁能、北京国安、天津泰达、江苏舜天4家。也正是在这一年，房地产企业开始发力，其中老牌地产俱乐部河南建业和长春亚泰已经成为中超劲旅，杭州绿城的表现也非常抢眼。2010年反赌扫黑之后，以恒大的进入为代表，房地产企业大举进入。
2014年1月，上海绿地集团收购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28.5%股权，成为国企俱乐部之一。目前，中超联赛共有16支球队，其中国资背景俱乐部与私企背景俱乐部的数量比是5：11，已不占数量优势。
市场选择
“中国足球职业化后，各个省、市、行业足球专业队摇身一变成了职业俱乐部，组成方式无非是找一家企业冠名，省市体育官员负责俱乐部的营运。冠名企业几乎全是国企，这就是最初国有企业进入足球的背景。”一直关注足球产业发展的山东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教授顾晨光对《国企》记者说。
事实上，那个年代民营企业刚刚起步、先天不足，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例又小。尤其是职业联赛之初，有能力有兴趣投资足球的民营企业少之又少，国有企业顺理成章地成为足球俱乐部的后盾。
在顾晨光看来，国企投资足球很大程度上跟领导一句话息息相关，国企斥重金投资足球俱乐部并获得比赛胜利，不仅能为企业带来直接的品牌效应，而且能迎合某些政府领导将足球作为“城市名片”的愿望，从而获得经济上的优惠政策和个人政治资本。
“可以说，如果国企当初不站上这个历史舞台，那么中国足球走向市场化的步子可能更慢一点。从这个层面上讲，国有企业对中国足球职业化和足球俱乐部的成立起着关键作用。”在很多专家看来，国企在特殊历史背景下介入足球，又在民企飞速发展后逐步退出，是趋势使然。
2003年，“管人管事管资产”的国资委成立，开始加大了国有资产的监管力度。2004年，就传出国资委认为足球是“不良市场”，要求国企三年内退出足球市场的消息。虽然随后国资委辟谣，但是恰恰在这一年，央企红塔集团和中远集团都宣布退出足球。国企足球俱乐部开始有计划地“撤出”，鲁能和泰达也传出曾多次酝酿退出的消息。之后，国企投资足球的热情明显开始退却。
“国企监管更强，决策更加科学民主，这对国企投资足球的热情有所抑制。尤其是足球不再和政绩挂钩，让很多企业失去兴趣。”顾晨光说。
而在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产业分会副秘书长、上海体育学院教授刘清早看来，无论是民企还是国企的进入和退出，都是一种理性的市场选择。“作为一项企业商业投资，必须考虑投入产出比，以及继续投入是否与企业战略、营销战略相符合，综合起来决定企业的去留。俱乐部亏损不挣钱，为何还要继续呢？”
《2013中超商业价值报告》显示，中超公司2013年营收达到创纪录的3.7亿元，利润超过1亿元，但整体而言中超依然是一个亏损的联赛，16家俱乐部中14家处于亏损状态。而在2013年公布的《中国足球职业化指数报告》，从硬件设施、管理能力、经营开发、公共关系等方面对中超进行评估，整个中超的职业化指数仅得51.9分，远远落后于日本J联赛的88.10分。这充分显示，中超10年依然伪职业化，大量俱乐部依然处于“要饭”阶段。 这与中国足球市场一直难以改变的经营环境息息相关。欧洲成熟的顶级联赛中，一支球队的收入主要分三个部分，票房占两成，广告赞助占三成，电视转播版权收益占五成。而在我国，电视转播费几乎为零，有的还要“倒贴”。央视牢牢掌握中超电视转播的议价主导权。因为假毒黑球，央视曾一度停止转播中超比赛，直到2012年才全面回归。整个2012赛季，转播权只花去730万元，而同期英超2011/12赛季平均每场转播版权费达4200万元。
上海申花前股东朱骏曾表示：“电视转播权，职业联赛相关经营权，这些与职业联赛相匹配的产业都应该下放给各俱乐部。”申花的困境也是中国职业俱乐部的困境。靠市场根本赚不了钱，俱乐部目前的职能就是广告公司。
“这样不完善的市场环境，完全没有产业化发展的足球，也是很多国企俱乐部经营不下去的原因。”北京大学中国体育产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何文义认为，国企退出是中国足球产业的悲哀。“国企是最适合经营足球的企业。足球作为一个大产业，需要大战略、高投入，而国企往往实力雄厚、资金充足，有责任意识，更稳重、谨慎，因而较稳定和持续。大部分民企很难有实力坚持花大钱，大多是短期目的。”
和国外一叫就是上百年的“AC米兰”、“皇家马德里”不同，中国足球俱乐部是“城头变幻大王旗”。2006年，在中国足球所谓“职业化”改革的第12个年头，最早参与职业化改革的12支甲级球队已经全部改换门楣。比如曾经的中超冠军，1996年开始进入职业联赛，分别经历了“深圳飞亚达”、“深圳平安”、“深圳健力宝”、“深圳金威”四个阶段。而山东鲁能接手足球历时16年，北京国安职业联赛21年来从未改旗易帜，是中国足坛的异数。
何文义看好国企对中国足球的积极作用：“当下足球产业链尚未形成，但发展潜力巨大，需求非常旺盛，值得投入。有优势的国企应该进入。”
刘清早则对《国企》记者表示，无论国企经营足球的优势如何，要慎重而为，量力而行，切不可盲目。“国企资产是全民的，除了考虑社会效益外，更应考虑经济效益。投入足球之前，一定要评估足球与企业发展战略是否契合，投入产出比如何，选择哪种模式经营。”
体制之困
“再有钱也别和我们中信比有钱”的豪言壮语尚未散去，重金打造的“金元足球”让民企恒大一夜之间家喻户晓。
恒大创建之初，就开始砸重金网罗优秀球员、知名教练。粗略统计，恒大几年来在足球上的投入已超过20亿元，在中超俱乐部里遥遥领先。令人瞩目的胜利接踵而至。2011年开始征战中超以来，恒大造就了中超历史上首个“三连冠”。2013年底，恒大夺得亚冠联赛冠军，成为第一支问鼎亚冠的中国球队。而之前的鲁能、国安等国企强队，只能默默变成追赶者。
中信集团总资产超过三万亿元，净利润超过200亿元，控股企业30多家，上市子公司10多家。恒大与中信显然不在一个档次上，但不差钱的国企俱乐部为何难以望其项背？
“老子有钱不代表儿子有钱。当下国企管理越来越规范，财务审计也严格，随意砸钱的时代已经过去。”顾晨光表示，很多国有俱乐部并不能像民企恒大那样一掷千金。
“因为我们的体制决定了，别人能做的，我们不一定能做到。钱不是问题，但必须符合规律。我们花出去的每一分钱要有责任感，这不是个人的事。”国安俱乐部名誉董事长罗宁多次表示，国安的国企背景意味着在投入、引援上必须更加慎重，花每一分钱都要物有所值，否则就是国有资产流失。
这种谨小慎微显然没收到多大成效。联赛21年，国安引援败笔无数。2013赛季，他们引进的外援戴维零出场，因未通过体检被解约。国安预算中的一部分还花在了之前外援的解约金上。今年，主帅斯塔诺还会拿到不菲的解约金。至于鲁能，每到赛季结束都像走马灯一样更换外援。反观恒大，近几年恒大买的外援都很贵，但他们在这四年里并没有更换太多外援，平均下来投入并不是很高。
“这从根本上反映了国企俱乐部的管理问题，与国企文化有关。”足球观察者李栋对《国企》记者表示，国企俱乐部多少带些官僚作风，决策不透明，反应慢，像马云15分钟就决定花掉12亿元这种事情在国企俱乐部根本不可能。找好外援本来就不容易，关键是好不容易找到了，还要谈价格、品长短、论缺失，拍板更不容易。比如有一年的引援，鲁能从10月就开始张罗，却在亚冠最后期限的前一天才确定。总抓不住好外援，频繁更换就成了常态。
民企足球最大的特点是效率和灵活，管理是核心。在中超14家俱乐部皆亏损的情况下，恒大俱乐部2013年已经盈利8590万元。有圈内人士坦言，恒大制胜的法宝不是金钱，而是管理。“许家印不懂足球，但他懂管理。他用恒大企业的管理模式管理俱乐部，重制度、讲规则，铁腕治军。如果国企俱乐部无法复制恒大的高效和‘狼性’管理，这场不计成本的军备竞赛或许并无太大胜算。”
何文义也认为，恒大做得最好的是战略管理，将企业发展的每一步都与足球挂钩，打通足球产业链。比如恒大冰泉的适时推出，通过产业链延伸弥补俱乐部经营成本。这种思维值得国企学习。
此外，有的国企将投入足球视为公益性支出，也使得国企的市场化能力不足。“集团层面亏损还不停继续投钱的软预算，并未提升俱乐部自身的经营能力，反而让俱乐部形成依赖。”顾晨光表示。
新浪财经专栏作家张庆源指出，鲁能赢不了冠军是因为国企体制。“责任追究机制的匮乏、市场搏杀精神的缺失和选人用人机制的不健全，都制约鲁能成为一支精英队伍。在这样一个既不能靠垄断支撑，也没有所有制壁垒的足球俱乐部市场中，就要倒逼鲁能俱乐部形成一种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但这需要国企管理者有着更宽广的胸怀和对俱乐部一个相对更为放手的体制机制。”
在顾晨光看来，放权让国企俱乐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减少“输血”，加大自身“造血”，是国企足球快速发展的关键。“在体制上改变很难，需要时间。”
编辑/伯倩 chinasoe@foxmail.com
巴西街头此起彼伏的反对游行依然阻止不了全世界对世界杯的期待与关注。2014年6月13日，“史上最贵世界杯”将在巴西精彩开幕。
大洋彼岸的我们，与世界杯最近的接触，唯有2002年世界杯上国家队未完成零突破的遗憾出局。多年来，中国足球率先改革，学习海外，踢了长达21年的职业联赛，可是世界杯依然与我们无缘。
对于中超的国字头俱乐部而言，不但要背负中国足球的耻辱，而且在职业联赛发展过程中数量越来越少。随着以恒大为代表的民企如狼似虎的迅猛发展，国企俱乐部显得更加弱势。2014年6月5日，阿里巴巴集团宣布与恒大足球达成战略合作协议，阿里巴巴投资12亿元获得恒大足球俱乐部50%的股权。民企在足球界更是扬眉吐气。
回顾职业联赛21载，国企俱乐部为何颓然至斯？
“国退民进”
1994年4月17日，重金包装的第一届职业甲A联赛在6个赛场开战，中国足球的市场化、职业化之路正式开启。自此，私企俱乐部和国企俱乐部的对抗贯穿其中，但总体来看中国职业联赛演绎着一场“国退民进”的大戏。
联赛创建之初，各家俱乐部仍旧维持着专业体制。以当时的济南泰山队为例，那时俱乐部负责人不叫总经理，而叫主任。1997年底，山东省体委才把俱乐部移交山东省电力集团公司管理，并成立股份制公司。这也意味着，那个年代很多俱乐部是国企和政府合作的产物。职业联赛第一年的12支参赛球队中，有8家企业是国有企业（包括一家集体企业），占比67%。
可以说整个甲A时代，国企俱乐部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甲A联赛的两次烧钱，发起者都是国企俱乐部。1997年引爆甲A转会市场的前卫寰岛，就是公安部下属企业寰岛集团。而2002赛季的中远，同样为大型央企主办。
而私企俱乐部的代表大连万达（实德）曾经一枝独秀。在万达（实德）的带领下，2000年之后私企开始崛起。2003年末代甲A，在所有15家足球俱乐部中，私营俱乐部或具有浓厚私营背景的俱乐部占据半壁江山。甲A之后的中超元年，12支队伍中58.3%是国资，民营企业占41.7%。
2004年10月，作为职业联赛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起义，私营俱乐部代表大连实德和深圳健力宝发起了G7革命，要求“政企分开，官办分离”，要求推倒中国足协重来，要求中国足协还权于俱乐部。参与者中还包括北京国安、青岛颐中和上海中远三家国企俱乐部。G7革命的失败打击了中国足球，也严重地打击了私企的热情，健力宝系土崩瓦解，实德系后来解散。甲A联赛末期占据主流的烟草企业俱乐部，在七君子革命和政策限制后全面退出。
到了2009赛季，国企俱乐部已经所剩无几，只有山东鲁能、北京国安、天津泰达、江苏舜天4家。也正是在这一年，房地产企业开始发力，其中老牌地产俱乐部河南建业和长春亚泰已经成为中超劲旅，杭州绿城的表现也非常抢眼。2010年反赌扫黑之后，以恒大的进入为代表，房地产企业大举进入。
2014年1月，上海绿地集团收购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28.5%股权，成为国企俱乐部之一。目前，中超联赛共有16支球队，其中国资背景俱乐部与私企背景俱乐部的数量比是5：11，已不占数量优势。
市场选择
“中国足球职业化后，各个省、市、行业足球专业队摇身一变成了职业俱乐部，组成方式无非是找一家企业冠名，省市体育官员负责俱乐部的营运。冠名企业几乎全是国企，这就是最初国有企业进入足球的背景。”一直关注足球产业发展的山东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教授顾晨光对《国企》记者说。
事实上，那个年代民营企业刚刚起步、先天不足，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例又小。尤其是职业联赛之初，有能力有兴趣投资足球的民营企业少之又少，国有企业顺理成章地成为足球俱乐部的后盾。
在顾晨光看来，国企投资足球很大程度上跟领导一句话息息相关，国企斥重金投资足球俱乐部并获得比赛胜利，不仅能为企业带来直接的品牌效应，而且能迎合某些政府领导将足球作为“城市名片”的愿望，从而获得经济上的优惠政策和个人政治资本。
“可以说，如果国企当初不站上这个历史舞台，那么中国足球走向市场化的步子可能更慢一点。从这个层面上讲，国有企业对中国足球职业化和足球俱乐部的成立起着关键作用。”在很多专家看来，国企在特殊历史背景下介入足球，又在民企飞速发展后逐步退出，是趋势使然。
2003年，“管人管事管资产”的国资委成立，开始加大了国有资产的监管力度。2004年，就传出国资委认为足球是“不良市场”，要求国企三年内退出足球市场的消息。虽然随后国资委辟谣，但是恰恰在这一年，央企红塔集团和中远集团都宣布退出足球。国企足球俱乐部开始有计划地“撤出”，鲁能和泰达也传出曾多次酝酿退出的消息。之后，国企投资足球的热情明显开始退却。
“国企监管更强，决策更加科学民主，这对国企投资足球的热情有所抑制。尤其是足球不再和政绩挂钩，让很多企业失去兴趣。”顾晨光说。
而在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产业分会副秘书长、上海体育学院教授刘清早看来，无论是民企还是国企的进入和退出，都是一种理性的市场选择。“作为一项企业商业投资，必须考虑投入产出比，以及继续投入是否与企业战略、营销战略相符合，综合起来决定企业的去留。俱乐部亏损不挣钱，为何还要继续呢？”
《2013中超商业价值报告》显示，中超公司2013年营收达到创纪录的3.7亿元，利润超过1亿元，但整体而言中超依然是一个亏损的联赛，16家俱乐部中14家处于亏损状态。而在2013年公布的《中国足球职业化指数报告》，从硬件设施、管理能力、经营开发、公共关系等方面对中超进行评估，整个中超的职业化指数仅得51.9分，远远落后于日本J联赛的88.10分。这充分显示，中超10年依然伪职业化，大量俱乐部依然处于“要饭”阶段。 这与中国足球市场一直难以改变的经营环境息息相关。欧洲成熟的顶级联赛中，一支球队的收入主要分三个部分，票房占两成，广告赞助占三成，电视转播版权收益占五成。而在我国，电视转播费几乎为零，有的还要“倒贴”。央视牢牢掌握中超电视转播的议价主导权。因为假毒黑球，央视曾一度停止转播中超比赛，直到2012年才全面回归。整个2012赛季，转播权只花去730万元，而同期英超2011/12赛季平均每场转播版权费达4200万元。
上海申花前股东朱骏曾表示：“电视转播权，职业联赛相关经营权，这些与职业联赛相匹配的产业都应该下放给各俱乐部。”申花的困境也是中国职业俱乐部的困境。靠市场根本赚不了钱，俱乐部目前的职能就是广告公司。
“这样不完善的市场环境，完全没有产业化发展的足球，也是很多国企俱乐部经营不下去的原因。”北京大学中国体育产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何文义认为，国企退出是中国足球产业的悲哀。“国企是最适合经营足球的企业。足球作为一个大产业，需要大战略、高投入，而国企往往实力雄厚、资金充足，有责任意识，更稳重、谨慎，因而较稳定和持续。大部分民企很难有实力坚持花大钱，大多是短期目的。”
和国外一叫就是上百年的“AC米兰”、“皇家马德里”不同，中国足球俱乐部是“城头变幻大王旗”。2006年，在中国足球所谓“职业化”改革的第12个年头，最早参与职业化改革的12支甲级球队已经全部改换门楣。比如曾经的中超冠军，1996年开始进入职业联赛，分别经历了“深圳飞亚达”、“深圳平安”、“深圳健力宝”、“深圳金威”四个阶段。而山东鲁能接手足球历时16年，北京国安职业联赛21年来从未改旗易帜，是中国足坛的异数。
何文义看好国企对中国足球的积极作用：“当下足球产业链尚未形成，但发展潜力巨大，需求非常旺盛，值得投入。有优势的国企应该进入。”
刘清早则对《国企》记者表示，无论国企经营足球的优势如何，要慎重而为，量力而行，切不可盲目。“国企资产是全民的，除了考虑社会效益外，更应考虑经济效益。投入足球之前，一定要评估足球与企业发展战略是否契合，投入产出比如何，选择哪种模式经营。”
体制之困
“再有钱也别和我们中信比有钱”的豪言壮语尚未散去，重金打造的“金元足球”让民企恒大一夜之间家喻户晓。
恒大创建之初，就开始砸重金网罗优秀球员、知名教练。粗略统计，恒大几年来在足球上的投入已超过20亿元，在中超俱乐部里遥遥领先。令人瞩目的胜利接踵而至。2011年开始征战中超以来，恒大造就了中超历史上首个“三连冠”。2013年底，恒大夺得亚冠联赛冠军，成为第一支问鼎亚冠的中国球队。而之前的鲁能、国安等国企强队，只能默默变成追赶者。
中信集团总资产超过三万亿元，净利润超过200亿元，控股企业30多家，上市子公司10多家。恒大与中信显然不在一个档次上，但不差钱的国企俱乐部为何难以望其项背？
“老子有钱不代表儿子有钱。当下国企管理越来越规范，财务审计也严格，随意砸钱的时代已经过去。”顾晨光表示，很多国有俱乐部并不能像民企恒大那样一掷千金。
“因为我们的体制决定了，别人能做的，我们不一定能做到。钱不是问题，但必须符合规律。我们花出去的每一分钱要有责任感，这不是个人的事。”国安俱乐部名誉董事长罗宁多次表示，国安的国企背景意味着在投入、引援上必须更加慎重，花每一分钱都要物有所值，否则就是国有资产流失。
这种谨小慎微显然没收到多大成效。联赛21年，国安引援败笔无数。2013赛季，他们引进的外援戴维零出场，因未通过体检被解约。国安预算中的一部分还花在了之前外援的解约金上。今年，主帅斯塔诺还会拿到不菲的解约金。至于鲁能，每到赛季结束都像走马灯一样更换外援。反观恒大，近几年恒大买的外援都很贵，但他们在这四年里并没有更换太多外援，平均下来投入并不是很高。
“这从根本上反映了国企俱乐部的管理问题，与国企文化有关。”足球观察者李栋对《国企》记者表示，国企俱乐部多少带些官僚作风，决策不透明，反应慢，像马云15分钟就决定花掉12亿元这种事情在国企俱乐部根本不可能。找好外援本来就不容易，关键是好不容易找到了，还要谈价格、品长短、论缺失，拍板更不容易。比如有一年的引援，鲁能从10月就开始张罗，却在亚冠最后期限的前一天才确定。总抓不住好外援，频繁更换就成了常态。
民企足球最大的特点是效率和灵活，管理是核心。在中超14家俱乐部皆亏损的情况下，恒大俱乐部2013年已经盈利8590万元。有圈内人士坦言，恒大制胜的法宝不是金钱，而是管理。“许家印不懂足球，但他懂管理。他用恒大企业的管理模式管理俱乐部，重制度、讲规则，铁腕治军。如果国企俱乐部无法复制恒大的高效和‘狼性’管理，这场不计成本的军备竞赛或许并无太大胜算。”
何文义也认为，恒大做得最好的是战略管理，将企业发展的每一步都与足球挂钩，打通足球产业链。比如恒大冰泉的适时推出，通过产业链延伸弥补俱乐部经营成本。这种思维值得国企学习。
此外，有的国企将投入足球视为公益性支出，也使得国企的市场化能力不足。“集团层面亏损还不停继续投钱的软预算，并未提升俱乐部自身的经营能力，反而让俱乐部形成依赖。”顾晨光表示。
新浪财经专栏作家张庆源指出，鲁能赢不了冠军是因为国企体制。“责任追究机制的匮乏、市场搏杀精神的缺失和选人用人机制的不健全，都制约鲁能成为一支精英队伍。在这样一个既不能靠垄断支撑，也没有所有制壁垒的足球俱乐部市场中，就要倒逼鲁能俱乐部形成一种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但这需要国企管理者有着更宽广的胸怀和对俱乐部一个相对更为放手的体制机制。”
在顾晨光看来，放权让国企俱乐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减少“输血”，加大自身“造血”，是国企足球快速发展的关键。“在体制上改变很难，需要时间。”
编辑/伯倩 chinasoe@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