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高三，我恍惚地站在命运的检票口，在经历过微笑狰狞的最后一场硝烟后，我和千万人等候在即将驶过绿色清漆记号的那列火车旁。锈迹斑斑的铁轨前，浓烟滚滚夹杂着熙熙攘攘的离别，汽笛尖嗓高呼，我拿着站票登上这有且只有一班的火车。环顾四周，有欣喜若狂的软卧党、面无表情的硬卧党、愁眉不展的硬座党，还有为数不多和我一样，对目的地充满希望却浑身狼狈的站到终点的年轻人。
　　四年后，时光戏谑流转，魅惑大雨未能让这座江南的城市倾倒，寂寞也未肆虐着将求学的生活绑票。我又一次背起行囊，去往下一个候车站。这次的火车行程里少了许多陪我移动的人，移动仿佛只是我一人果决的宿命。我辗转买到了舒服的软卧，欣慰地登上鲜红火漆印记的一列火车。谁曾想到，这好像也让我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以上是我对主人公两段生命转折点的描摹，但这并不是简单的里程旅行，而是他在本科三本和北京大学研究生所面临的社会现象，是绿色清漆和红色火漆的抗争。
　　民间有一段真实而又直击人心的比喻：“上大学就像坐火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是软卧，重点大学是硬卧，普通本科是硬座，专科是站票。火车到站，所有人都要下车找工作，不仅看实力，还要看你手上的票型。”四年前的主人公，是描写中那个高考落败颓废至三本大学的少年，经历过对天赋的发掘和螺旋式积累的努力后，成为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拿到一票难求的所谓软卧票。本以为人生可以就此拥有求学生涯弹簧高点的价值，却在持票上车前因为同学、老师、考官、面试者不经意的一个问题，骄傲被瞬间压缩，信心折叠。
　　这个让他心里山河破碎、糖水焦黑的问题就是：“你本科读的是哪个大学？”
　　他哆哆嗦嗦地回答，第一次感到自己重复了高考后落榜的羞愧感，甚至有极其想撒谎的心态。“我有三本学生最常见的那种自卑。”在反复思索后，他认为自己想得太多，气魄太小。而事实上使人自卑的不是独立院校，不是通史教育，不是末端的名次，不是好奇的味道，而是一些人所谓“中国高校鄙视矩阵本科生链条最末端”的轻蔑眼光，是一些人周遭呼吸弥漫惊诧缺氧的安静空气，是一些人貌似安慰，实则嘴角窃笑讥讽的故意为之。
　　是他们对生源的质疑——“原来北京大学的生源已经差到这种地步了”。
　　是他们“温和”的刻薄——“考上北京大学是你人生的顶点吗”。
　　是他們网络的尬聊——“考上‘某大’的硕博，那你本科是某大的吗”。
　　本科读的是哪个大学，这重要吗？也许重要，重要的永远是问话人不平等的日常心理定位。或许他们早已知晓期待会打折扣，但印证心里早已确定的答案，好像是一种隔靴搔痒的痛快，洞穿他人的人生，推断他人逆袭的学历，仿佛是淋漓的大雨，笼罩他人，自己却在一旁安然若素地打着伞。站在学历的制高点绑架那些努力拼搏从而改变一生的人，是否也是另一种形式上的“道德绑架”？
　　在数遍的思考后，主人公挣脱束缚，从别人的目光里为自己奋力“松绑”。
　　“对不起，我本科不是北京大学的！但我的本科也是我的青春，也是我一生的财富，也是我的母校，我同样热爱它。我不会因外界的影响而妄自菲薄，也不会因外界的影响而数典忘祖。”
　　他为自己发声，不再羡慕那些名字短促的学校，不再追逐那些人人熟知的校名简称，不再觉得短句比长句更有效率、更有力量，他爱上了母校那可爱的十二字名称。母校的节奏才是最好听的，不再被谁的光芒所蒙蔽。曾经，他考上北京大学是为了摘掉三本学校的帽子，而北京大学教会他更自信地戴上三本学校的帽子。他拥有了独立的思想，不再活在传统的脑袋里。
　　“高校鄙视链”，这不是一个全新的词汇，自高校以三六九等划分后，便已产生。它的实质，是对“人才论”锋利的驳斥，是如同地主阶级一样变相的“出身论”，是学术研究上的“蓝色血液论”，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它会影响乃至破坏自由、公平、创新的学术环境，还会束缚、限制各类人才成长和发展的空间，甚至成为阶层固化的催化剂。人们困在这样的链条里束手束脚，动弹不得。在链条顶端的人们，俯瞰中下层学校，其悠然自得，高高在上，也显而易见。他们生活中的清洁空气更多，高质量生存的延展范围更广，血管里的蓝色学术血液醒目又让其他人无法触及；在链条中段攀爬的人们，是希望和颓废兼具的普通人，他们仰头渴望冲破阴霾，却又丧失临门一脚的勇气，血管里学历的荆棘生长，链条日新月异的瞬息变化，刺激他们褶皱的岁月；在链条末端挣扎的人们，有略失偏颇的怪才、鬼才，他们是这个绳状结构里最紧实和励志的部分。他们中的少数，蘸着最为普通的玫瑰血液，用天赋一跃进入顶端的族群，却因被怀疑渐渐掉落。
　　硕博是高考落榜生最好的“补票”机会，也是人们视线里最易将“高校鄙视链”转换为“高校人才链”的机会。链条急需修改变革，我们应立即退出不符合公平公正的链条流水线，让这些“站票”的学生，也有西装革履、英气爽朗上车的机会。
　　我们不禁要问，从“站票”到“软卧”到底有多远？其实很近，近得只有一个理解的距离，近得只有一个高校“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伟大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