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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鲁迅“父母之命”的太太,一个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朱安留下的话语不多,但句句都令人震撼,耐人寻味。鲁迅原配夫人朱安的传记,追溯了朱安69年的人生轨迹,重现了一位旧女性的苦闷之声,从中也可感受到朱安的存在对鲁迅一生的影响。
“老大姑娘”的婚事
周朱两家缔结婚约的时间,大致是在鲁迅去南京读书的第二年。周作人生于1885年,比鲁迅小4岁,当时在三味书屋读书,在他的日记里,留下了这一时期两家密切来往的痕迹。
事情还要从1898年前后说起,当时,鲁迅的母亲鲁瑞和朱家谦少奶奶关系非同寻常。当时两家隔了一道曲尺形的墙,喊话很方便。鲁瑞丧夫不久,小儿子椿寿又夭折,她的心情十分低落。这一时期,谦少奶奶时常约她一起看戏,打打麻将,给了她不少安慰。
正是在这段时间,鲁瑞为儿子相中了丁家弄朱家台门的安姑娘。1899年,朱安已经过了20岁,错过了最佳年龄,朱耀庭夫妇不愿女儿受委屈,成为人家的填房,所以宁愿将唯一的女儿嫁给东昌坊口周家,尽管周家破落了,但怎么说也是去做原配夫人。再说,朱家与周家也是姻亲,他们的婚事也算是亲上加亲。
自1899年周朱两家订立婚约,婚事拖了又拖。1903年夏,鲁迅也曾回国探亲,但婚礼并没有举行。绍兴一向有“养女不过二十六”的规矩,1906年朱安已经28岁了。
从朱安留下的不多的照片里,可以看到那一对窄而尖的三寸金莲。当时一般绍兴女子都缠足,否则就嫁不出去。可以想象,在她大约5岁至7岁的时候,母亲或族中的妇女就为她缠足,以便将来嫁个好人家,却没有想到,有一天这双小脚会变得不合时宜。
据周冠五回忆,鲁迅曾从日本来信,提出要朱家姑娘另外嫁人,而鲁瑞则叫周冠五写信劝说鲁迅,强调这婚事原是她求亲求来,不能退聘,否则,悔婚于周、朱两家名誉都不好,朱家姑娘更没人要娶了。作为让步,鲁迅又提出希望女方放足、进学堂,但朱家拒绝了。
多年以后鲁老太太怀着内疚对人说起她把鲁迅骗回国的事情。孙伏园是鲁迅的学生和好友,在1939年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的会上他也说到这事:“鲁迅先生最初是学医的。他受的是很严格的科学训练,因而他不相信许多精神生活。他常对人说:‘我不知什么叫爱。’但是家中屡次要他回国去结婚,他不愿放弃学业不肯回去。后来家中打电报来了,说母病危,先生回国了,到家一瞧,房已修理好,家具全新,一切结婚的布置都已停当,只等他回来做新郎了。鲁迅先生一生对事奋斗勇猛,待人则非常厚道。他始终不忍对自己最亲切的人予以残酷的待遇,所以他屈服了。”
1906年阴历六月初六,鲁迅与朱安在周家新台门的大厅举行了婚礼。从1899年与周家少爷订婚到二人举行结婚仪式,朱安等了7年,终于等来了这一天。她想必也隐约听说了,周家少爷对这桩婚事不太满意,但既然和周家少爷订了婚,那么她死也要死在周家,没有退路。
1912年初,鲁迅离开了令他失望的故乡和家庭。2月,他离开绍兴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担任部员,5月初与许寿棠一同北上,就任北京教育部部员。从此,朱安又开始了长达7年的独居生活。
举家迁居北京
鲁迅到北京后,住在位于宣武门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他一个人在北京的这几年里,几乎不与朱家通信。倒是朱家人曾给他写过信,可是他也没回信。1914年11月26日他收到朱安的信,在日记里写道:“二十六日云……下午得妇来书,二十二日从丁家弄朱宅发,颇谬。”鲁迅非但不感到高兴,反而说她“颇谬”,可见其对这位旧式太太的反感。
1919年,朱安的生活面临着一个大的转变,周家台门卖掉了,鲁迅在北京买下了八道湾的宅子,准备把家人接去同住。对朱安来说,她的心情很复杂:从此要离开故乡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这无异于和娘家人生离死别。可是,她又不能不跟着一起去,不能放弃她在周家的地位——尽管是极其可悲的地位。
作为鲁迅的“眷属”,朱安来到北京,开始了她在北京八道湾的生活。鲁迅最初的打算是希望一大家子人统统住在一起,兄弟永不分家。鲁迅和周作人都是当时新文坛上的风云人物,兄弟二人感情甚笃。可惜好景不长,两兄弟决绝分手,没有留下一点可以回旋的余地。鲁迅决定搬出八道湾。
自1919年起,鲁迅搬了3次家,朱安也跟着一次次地迁居。1924年5月25日晨,鲁迅携母亲、朱安迁居到西三条胡同21号的住宅,开始了他们在新家的生活。兄弟失和,鲁迅带着朱安一起搬出去过,这使她重新看到了希望,以为他终于回心转意了。
落地的“蜗牛”
不知是从哪一天起,朱安发现大先生的神情发生了某种变化。中秋节的时候,大先生和女学生们一起喝酒,在朦胧的醉意中拍打一个个女学生的头;又某晚,大先生替借住在家中的许广平剪头发……她第一次发现,一向冷峻的大先生竟然也有柔情的一面。
1926年8月26日,鲁迅在日记中记下了他离开北京,走向新生活的那个时刻:
他是和许广平一同出发的。北京车站上送行的人群中,没有母亲和朱安。她们站在西三条的门口,目送他远去的身影,直到消失在胡同尽头。
可以想象,在北京,朱安身边几乎没有能吐露心事的人,后来许广平怀孕了,因为涉及子嗣,婆婆的想法显然和她不会一致。有一回鲁迅自上海寄来照片,告知与许广平同居的消息,虽然早就预料到了,但朱安还是很难过。
当邻居俞芳问她“那你以后怎么办呢”,她一下子被触动了心事,显得相当激动:“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她又打了一个比方说:“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她说这些话时,神情十分沮丧。她接着说:“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太师母)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俞芳听了很意外,她久久地看着大师母,但一时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安慰她。她想不到一向沉默寡言的大师母会对她说这些话,感觉眼前好像真有一只蜗牛落地跌伤了,再也爬不起来了。她记得大师母曾偷偷跟她们学体操,曾经也在老太太的劝说下剪去了发髻,不错,她一直都在努力,努力向上爬,希望有一天能接近大先生,可是,最终还是落空了……
自母亲去世后,朱安的生活贫困至极。因此,她听从了周作人的建议,决定出售鲁迅的藏书。1944年8月25日的《新中国报》刊登了这一信息,许广平闻悉,忧心如焚,立即给久未通音信的朱安写了信,加以阻止。信中指出:“……就望你千万不要卖书,我要尽我最大的力量照顾你,请你相信我的诚意。”得知鲁迅藏书有可能被出售,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都很焦急,不仅许广平,内山完造也出面写信阻止,该年10月,还推举唐弢、刘哲民二人去北京解释劝阻。
在来客面前,朱安的情绪显得很激动,她冲着客人说:“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在困顿的岁月里,哪怕是作为“鲁迅的遗物”,她也被世人长久地遗忘了。万千辛酸,使她发出了这样的呐喊。
摘自《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老大姑娘”的婚事
周朱两家缔结婚约的时间,大致是在鲁迅去南京读书的第二年。周作人生于1885年,比鲁迅小4岁,当时在三味书屋读书,在他的日记里,留下了这一时期两家密切来往的痕迹。
事情还要从1898年前后说起,当时,鲁迅的母亲鲁瑞和朱家谦少奶奶关系非同寻常。当时两家隔了一道曲尺形的墙,喊话很方便。鲁瑞丧夫不久,小儿子椿寿又夭折,她的心情十分低落。这一时期,谦少奶奶时常约她一起看戏,打打麻将,给了她不少安慰。
正是在这段时间,鲁瑞为儿子相中了丁家弄朱家台门的安姑娘。1899年,朱安已经过了20岁,错过了最佳年龄,朱耀庭夫妇不愿女儿受委屈,成为人家的填房,所以宁愿将唯一的女儿嫁给东昌坊口周家,尽管周家破落了,但怎么说也是去做原配夫人。再说,朱家与周家也是姻亲,他们的婚事也算是亲上加亲。
自1899年周朱两家订立婚约,婚事拖了又拖。1903年夏,鲁迅也曾回国探亲,但婚礼并没有举行。绍兴一向有“养女不过二十六”的规矩,1906年朱安已经28岁了。
从朱安留下的不多的照片里,可以看到那一对窄而尖的三寸金莲。当时一般绍兴女子都缠足,否则就嫁不出去。可以想象,在她大约5岁至7岁的时候,母亲或族中的妇女就为她缠足,以便将来嫁个好人家,却没有想到,有一天这双小脚会变得不合时宜。
据周冠五回忆,鲁迅曾从日本来信,提出要朱家姑娘另外嫁人,而鲁瑞则叫周冠五写信劝说鲁迅,强调这婚事原是她求亲求来,不能退聘,否则,悔婚于周、朱两家名誉都不好,朱家姑娘更没人要娶了。作为让步,鲁迅又提出希望女方放足、进学堂,但朱家拒绝了。
多年以后鲁老太太怀着内疚对人说起她把鲁迅骗回国的事情。孙伏园是鲁迅的学生和好友,在1939年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的会上他也说到这事:“鲁迅先生最初是学医的。他受的是很严格的科学训练,因而他不相信许多精神生活。他常对人说:‘我不知什么叫爱。’但是家中屡次要他回国去结婚,他不愿放弃学业不肯回去。后来家中打电报来了,说母病危,先生回国了,到家一瞧,房已修理好,家具全新,一切结婚的布置都已停当,只等他回来做新郎了。鲁迅先生一生对事奋斗勇猛,待人则非常厚道。他始终不忍对自己最亲切的人予以残酷的待遇,所以他屈服了。”
1906年阴历六月初六,鲁迅与朱安在周家新台门的大厅举行了婚礼。从1899年与周家少爷订婚到二人举行结婚仪式,朱安等了7年,终于等来了这一天。她想必也隐约听说了,周家少爷对这桩婚事不太满意,但既然和周家少爷订了婚,那么她死也要死在周家,没有退路。
1912年初,鲁迅离开了令他失望的故乡和家庭。2月,他离开绍兴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担任部员,5月初与许寿棠一同北上,就任北京教育部部员。从此,朱安又开始了长达7年的独居生活。
举家迁居北京
鲁迅到北京后,住在位于宣武门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他一个人在北京的这几年里,几乎不与朱家通信。倒是朱家人曾给他写过信,可是他也没回信。1914年11月26日他收到朱安的信,在日记里写道:“二十六日云……下午得妇来书,二十二日从丁家弄朱宅发,颇谬。”鲁迅非但不感到高兴,反而说她“颇谬”,可见其对这位旧式太太的反感。
1919年,朱安的生活面临着一个大的转变,周家台门卖掉了,鲁迅在北京买下了八道湾的宅子,准备把家人接去同住。对朱安来说,她的心情很复杂:从此要离开故乡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这无异于和娘家人生离死别。可是,她又不能不跟着一起去,不能放弃她在周家的地位——尽管是极其可悲的地位。
作为鲁迅的“眷属”,朱安来到北京,开始了她在北京八道湾的生活。鲁迅最初的打算是希望一大家子人统统住在一起,兄弟永不分家。鲁迅和周作人都是当时新文坛上的风云人物,兄弟二人感情甚笃。可惜好景不长,两兄弟决绝分手,没有留下一点可以回旋的余地。鲁迅决定搬出八道湾。
自1919年起,鲁迅搬了3次家,朱安也跟着一次次地迁居。1924年5月25日晨,鲁迅携母亲、朱安迁居到西三条胡同21号的住宅,开始了他们在新家的生活。兄弟失和,鲁迅带着朱安一起搬出去过,这使她重新看到了希望,以为他终于回心转意了。
落地的“蜗牛”
不知是从哪一天起,朱安发现大先生的神情发生了某种变化。中秋节的时候,大先生和女学生们一起喝酒,在朦胧的醉意中拍打一个个女学生的头;又某晚,大先生替借住在家中的许广平剪头发……她第一次发现,一向冷峻的大先生竟然也有柔情的一面。
1926年8月26日,鲁迅在日记中记下了他离开北京,走向新生活的那个时刻:
他是和许广平一同出发的。北京车站上送行的人群中,没有母亲和朱安。她们站在西三条的门口,目送他远去的身影,直到消失在胡同尽头。
可以想象,在北京,朱安身边几乎没有能吐露心事的人,后来许广平怀孕了,因为涉及子嗣,婆婆的想法显然和她不会一致。有一回鲁迅自上海寄来照片,告知与许广平同居的消息,虽然早就预料到了,但朱安还是很难过。
当邻居俞芳问她“那你以后怎么办呢”,她一下子被触动了心事,显得相当激动:“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她又打了一个比方说:“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她说这些话时,神情十分沮丧。她接着说:“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太师母)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俞芳听了很意外,她久久地看着大师母,但一时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安慰她。她想不到一向沉默寡言的大师母会对她说这些话,感觉眼前好像真有一只蜗牛落地跌伤了,再也爬不起来了。她记得大师母曾偷偷跟她们学体操,曾经也在老太太的劝说下剪去了发髻,不错,她一直都在努力,努力向上爬,希望有一天能接近大先生,可是,最终还是落空了……
自母亲去世后,朱安的生活贫困至极。因此,她听从了周作人的建议,决定出售鲁迅的藏书。1944年8月25日的《新中国报》刊登了这一信息,许广平闻悉,忧心如焚,立即给久未通音信的朱安写了信,加以阻止。信中指出:“……就望你千万不要卖书,我要尽我最大的力量照顾你,请你相信我的诚意。”得知鲁迅藏书有可能被出售,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都很焦急,不仅许广平,内山完造也出面写信阻止,该年10月,还推举唐弢、刘哲民二人去北京解释劝阻。
在来客面前,朱安的情绪显得很激动,她冲着客人说:“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在困顿的岁月里,哪怕是作为“鲁迅的遗物”,她也被世人长久地遗忘了。万千辛酸,使她发出了这样的呐喊。
摘自《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