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华顺:路没有走过,哪里分得了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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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在课堂上,是教师来教还是学生来教?这在以前毫无悬念—— 没有教师这个“主角”,课堂这场“戏”怎么“唱”?如今,人们走进深圳市福田区福南小学(简称福南小学)却发现,把课讲得滔滔不绝、头头是道的,竟是一个个稚气未脱的小学生。而且,无论台上的学生,还是台下的教师,都坦然于听课者的评头论足。
  过去,对教师来说,公开课是挑战。试讲、修改、再试讲、再修改……磨课,磨的不仅是课,更是教师,谁不对公开课心存忌惮?如今一反常态,听说有人来听课,福南小学的教师既不磨课,也不试讲,还抢着说“听我的吧!”2010年第一学期,该校为各类观摩、交流活动推出57节公开课,有的事前通知,有的纯属“偷袭”。无一例外的是,听课者对每节课都赞赏有加。为什么有了如此大的反差?
  出人意料的是,这位在深圳小学教育界勇立潮头、建设“新课堂”的改革者,并非一位踌躇满志的中青年校长,而是当了25年校长,早已功成名就,再“混”3年退休也不会少半点儿光彩的老校长—— 陈华顺。
  
  陈华顺
  深圳市福田区福南小学校长,曾获全国百名明星校长、全国书法教育先进校长、福田区名校长、福田区优秀园丁等荣誉。
  
  一、从理念到行为的转变,需要大破大立
  
  《中国教师》:“学生把老师挤下讲台,自己当老师”的课堂教学方式在一些学校早已出现,福南小学是否在模仿其他学校?
  陈华顺:福南小学的“新课堂”教学方式确实借鉴了一些学校的经验,如山东杜郎口模式。为了能学到他们的精髓,我们派教师去了五六趟杜郎口中学进行观摩。但我们并不是将人家现成的东西原封不动地“复制”,因为两所学校的条件有所不同。如,杜郎口是一所农村中学,福南小学是一所特色鲜明、有一定知名度的省级小学,生源、师资和硬件等都比较好。我们认可“学生讲”的模式,是因为它能够把学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学生的潜力挖掘出来,使他们掌握一定的学习方法,养成有益终身的学习习惯,而不是填鸭式知识灌输。客观地讲,在前期研究和实验中,杜郎口模式对我们影响较大,但在后期,我们结合自身实际进行了很多改进创新。毕竟,杜郎口是中学,我们是小学,小学生的自主能力要比中学生弱得多,同样让学生做到自主学习、合作探究,我们的难度肯定要大一些。而且,我们已经准备从一年级开始就进行“新课堂”的新方式教学。基于这一点,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陈海东处长曾称赞:“现在,全国还没有哪所小学这么做,你们是杜郎口模式的提升。”我认为,如果没有对国家新课程标准的再研究,没有对本校学生的再研究,没有破旧立新,福南小学就是再模仿人家的模式,也形不成自己的“新课堂”。
  《中国教师》:您“破”了什么?“立”了什么?是和一些学校一样,也“拆了讲台,拼了桌子,添了黑板”吗?
  陈华顺:“拆讲台、拼桌子、添黑板”,那是形式的转变;教学模式的转型,关键在于转变教育思维方式;从理念到行为的转变,需要大破大立。“破”,就是破除课堂教学的旧观念、旧习惯、旧方法,重新认识教育的内在规律。“立”,就是建立新理念、新模式、新框架,在深层次上推进教育改革,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
  在“新课堂”模式下,基本的课堂教学过程包括4个环节:确立目标——自主学习——合作探究——展示提升,教师要始终着眼于3点核心价值:兴趣、能力和习惯。这“一线三点”勾勒出“新课堂”的框架,也为教师指明了一条“教”与“学”的新道路。
  以往的教学不太注重课前目标的制订,学生也无需自学和预习;在“新课堂”模式下,要想激发学生兴趣,让学生既乐于、又敢于在同学面前展示自己,教师就要预设深浅适宜的学习目标,让学生心中有数,还要提供必要的学习方法指导。如,怎样熟读和领会教材内容、碰到问题如何查阅资料、如何处理信息、如何参与小组讨论、如何展示、如何向同学提问题等。所以,我们并不是追求表面上的改变,而是追求彻底的变革:“破”,要一破到底;“立”,要由内而外。
  
  二、为什么非要颠覆传统,推倒重来
  
  《中国教师》:在改革前,您和福南小学的成绩是众所周知的。一般人看来,无论您本人还是福南小学,都没有必要为了头顶上再多一圈光环而“铤而走险”,您为什么非要颠覆传统,推倒重来呢?
  陈华顺:倒是很多人都劝过我:该退休了,稳稳当当保住成绩比什么都强,根本没必要去搞什么“新课堂”改革。福田区教育局教研中心陈祥俊主任也说过,照一般人想法,抱着以前那样的成绩怎么都能混到退休了。也有学生家长关切地说:“以前不改革不也挺好的吗?为什么非要折磨自己呢?”
  然而,“新课堂”改革不是为了谋求我个人和学校的光环,而是为了让教学主体归位,让可怕的课堂“拷问”变成学生的自主探究。课堂教学改革到现在已经有十几年了,但目前还是变一端而不变全体,没有触及根本。“教师讲、学生听,上课记、下课背”的课堂教学方式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这两年来,福南小学翻天覆地的“新课堂”改革,就是要把这种模式推倒,立足于“人”的发展,使学生自愿、自发地学习,让学生自信、自由地展示,促进学生多元化的健康发展,最终建立一种“自主学习、合作探究、师生共赢”的新模式。
  投身教育这么多年,我从未想过学校发展的步伐要同步于我个人行进的脚步。只要能让学生找到学习的快乐,让教师享受到为师的幸福,任何时候对课堂教学改革进行探索,我都会义无反顾。
  《中国教师》:根据2009年相关资料,就在福南小学进行改革之前,福田区教育局提出了“转变教与学方式”的教育改革课题。福南小学这次改革有无外在的压力?
  陈华顺:教育局是提出过这一教改课题,但说实话,当时我们并没有太深感触。2009年,福田区谢家碧老师上了一节公开课,我请两位年轻教师去听一听、看一看。他们看后对学生在课堂上主动学习的表现很感兴趣,回来就对我说也想试试。作为校长,见到有教师提出来,有教改积极性,我当然非常高兴,极力要支持他们。2009年6月,我通知七八个年轻教师来研讨,大家决定暑假去外地观摩一下别人的实验模式,吸收一些新经验。在学习和观摩中,我们认为这项改革很有意义。9月,针对教改,我校召开了改革前哨会议和教学沙龙恳谈会,大家对教学改革的热情高涨。于是,我们决定一试。
  《中国教师》:您一动手时就认定这条路是对的吗?
  陈华顺:路没有走过,哪里分得了对错?但凭着教育的经验、直觉及理性分析,在理论层面上,我们认为这应该是对的。由于没有足够的事实先例,我们当时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谁都没有料到会有今天这样的效果。如果没有这样的效果,没有家长和学生共同说好,我们就绝对不敢说这种方式好。苗副区长曾评价:“感谢校长为全区教改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一名退休教师看到自己孙子身上的巨大变化,不无感慨:“‘新课堂’太好了,真是救了一代人啊。希望这能够撼醒更多的校长。”这样的评价太高了,我不敢当。然而,关于学生的表现,我还是有底气的。现在是开学第15周,我们就已经完成教学目标,开始复习了;以前到第18周才能上完课。显然,只要“新课堂”教学得法,就能够赢得时间和成绩。2010年六年级期末考试,平均分高于区平均分;在2011年5月全区统一质量抽查中,五年级语文、数学、英语、科学4科的平均分均超过区平均分,这些就是很好的证明。
  《中国教师》:您这样满怀激情、大干一场,当初就没担心过“一招走错,满盘皆输”吗?
  陈华顺:担心过,所以我们的实验步伐按照小步子走:从单教师到多教师,从单科到多科,从高年级到低年级。
  2009年新学期的第一周,张焱老师上第一节实验课,我们组织全校教师都去听课。课上得非常不成熟,模式是变了,比如学生课上汇报、展示等,但基础很不扎实。不过,市教研室陈主任非常肯定地说:“过去提问,没一个人举手,现在,学生不但能够主动上台讲了,还会写预习笔记了,这是很大的进步。”就是在这种鼓励下,七八个年轻教师决定也加入“新课堂”实验。
  那时,每过两天我就带着年轻教师听一次实验课,观察有什么变化。教师一边听一边在下面议论:有什么好,好在哪里,怎么改进。接着,我们再去听老教师的常规课并作比较。直到大部分教师都反映,“新课堂”确实能引起绝大多数学生的主动参与,我们才决定在更大范围内布点实验,绝不搞强硬摊派。我当时特别强调:四年级以下的班级可做可不做;语文教师做,其他科不做。
  2010年9月,课堂教学改革在语文、数学、英语、科学各科全面展开。2010年10月全区在我校召开课堂教学改革现场会。2011年5月10日,全区第2次召开研讨会时,我校38个班级全部开放,参会来宾想听谁的课,推门就可以听。到目前为止,还很少有哪个学校敢这样做,因为过去听课主要看教师的活动,现在主要看学生的表现。通过一年多的教学实验,学生越发自信,都是主动上台发言,声音洪亮、大方得体,根本不怯场。谁讲错了,台下学生都能大胆质疑或礼貌指正。有时学生双方还展开热烈辩论,安静沉闷的课堂一去不复返了。
  
  三、反对的声音,我还是耐心听进去了,细心研究了
  
  《中国教师》:有人这样形容一些学校课堂教学改革的现象:“教室乱了,课堂散了,教师也不管了,四周全是黑板了。”福南小学一些教师在教学反思中提到,这里也曾出现过这样的乱象:课堂秩序混乱、学生负担增加、作业质量和考试成绩下降。这是巧合,还是“让学生上讲台”的必然代价?
  陈华顺:那是我们教学改革的艰难期。因为对于预习、备课、合作、展示的方法,学生不是“一教就能懂,一懂就能做”的。改革后,教师们不是不管,而是要关注得更多。教师不仅要在课外时间给予学生更多的预习指导,而且要在课堂上给予学生更精辟的点拨。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多维互动,那得靠教师一天一天的教,学生一点一点的学。如果改革那么容易的话,那大家不早就都改革了?
  那时候校长确实要承受来自家长、教师、行政等四面八方的压力。有一段时间,2个课时的课,4个课时都完不成,教师都纷纷要求增加课时。家长也来投诉:原来半个小时的作业,孩子1个小时也做不完。课堂确实比较松散,部分学生成绩下降得很厉害。教师找上门,说:“学生期末考试成绩要是下降,校长你负责。”我说:“没问题,家长投诉你,让他来找我。”
  改革必须承担风险和责任,这一点我在改革之前就已想清楚。而且,我坚信,初期的成绩下降是暂时的。学生熟悉和掌握了学习方法之后,效率、能力和成绩就会提升,习惯就会养成。例如,过去,学生的课本都是干干净净的,但现在,他们已经用彩笔在书上画出了重点、难点,空白的地方还写得密密麻麻,记录着自己和同伴的奇思妙想和珍贵感悟。内容放不下的地方还贴满了便利贴。这种良好的学习方法和习惯是终生受用的。现在,二年级的教师如果有事不在,学生们可以自己上课。教师会事先设定学习目标给班长,由其他教师带班,班长就可以带领学生上课学习。
  学生成绩的进步自然会平息改革的危机。2010年,几所深圳市的初中名校招生300多人,从全市几千名小学毕业生中只录取5%。福南小学推荐考试的指标是12人,有8人考上了,在全市排第4名。从考试结果分析来看,考得好的都是平时很活跃的学生。然而,最初的艰难期必须要经历。时间可能是3个月,也可能会更长。
  《中国教师》:当一线实验教师觉得“山穷水尽”,选择放弃,甚至要拒绝改革时,您为什么听不进反对的声音,一意孤行?
  陈华顺:我在这件事情上是比较执著的,但反对的声音,我还是耐心听进去了,细心研究了。在实验初期,我找了区里一位名师来评我们的课。当区委书记问他听课感受时,他反问大家要听实话还是听假话。我说只要是实话,什么都可以说。他直言实验课教学是不扎实的。2009年10月,我组织所有的科组长、行政干部和一些教学骨干,召开了一个40多人参与的教学沙龙会议,专门收集反对意见,共同找问题、想对策、找办法。
  例如,课时是无法增加的。我们一个班有50多人,学生上台汇报的时间不够,我们就创造了一个分组的办法,小组里面又分AB组,今天这节课B组上来,下节课A组上来。汇报展示可以单人,也可以小组;可以5人一起,也可以8人一起;可以在台上,也可以在台下;可以教师上,也可以学生上。检查学生口算,就让教师来。这样能节约时间,教师还能在难点上多点拨和引导。这就叫“扎实、灵活”。2011年年初,我们又提出来“自主、扎实、灵活、高效”4个目标,教师们驾驭“新课堂”的路子就更宽了。从这也可以看出,“新课堂”并不是把传统经验全部否定。
  《中国教师》:在教师中,是否有坚决不参与改革的或参与了又打退堂鼓的?
  陈华顺:开始时,不参与改革的教师是有的,不过是极少数。对不愿参与改革的,我都好言相劝:“您自己看着做,能改就改,不能改就照老路子教,绝不勉强。”我还记得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由于有些教师最初对改革有抵触情绪,某些年级的实验课相对滞后。教育局来我校开会时,我汇报说:“现在四年级在做‘新课堂’实验。”没想到三年级的教师悄声对我说:“校长,我们也在做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后来,我就在大会上表扬他们。这种情况不常见,但福南小学的大部分教师都有这样一份上进心。我能在这样的学校工作,真是我的幸福。参与了实验却半路打退堂鼓的教师,目前还真没有。不过,“新课堂”对教师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四、“新课堂”,教师还真不能轻易对学生说“不”
  
  《中国教师》:“新课堂”对教师提出了什么挑战?
  陈华顺:“新课堂”对教师的要求更高了。过去,教师一个人备课,知识面的深度、难度,只不过是教师一个人的。现在,全班备课,每人一个问题,每天就是几十个问题,其中不乏教师意想不到的内容。前几天,我听了一节课,一名学生问另一名学生:“课文中最后一个省略号与前两个有什么不同?”对方答不上来,学生求教于教师,教师也没有现成答案,还要回去查查。可见,学生在课堂上互相质疑,会在不经意间收获很多新知识,教师也一样。同时,教师间的互动也更紧密了,如集体备课、教学沙龙研讨,教师要从各方面作足准备。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新课堂”的理念中加入“师生共赢”这一条的原因。
  对课本上的知识,学生自己学会以后,教师还要研究如何拓宽和深化知识点。这也是需要教师关注的一个难点。2010年5月,全国教学白板竞赛在福南小学举行。有个外省教师在赛课中提了一个问题,我们有一个学生的答案与这位教师的预案不同,教师判定学生答错。临下课时这个学生坚持问教师自己错在哪里,教师无法解释清楚。当时有一位专家评委判定学生的答案是正确答案之一。这说明,我们的学生已经养成了“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探究习惯,并且有较强的查阅资料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以及较宽的知识面。所以,在“新课堂”上,教师还真不能轻易就对学生说“不”。
  《中国教师》:据说,一些学校采用这种自主式课堂教学改革后,教师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且必须住校,每天还必须写2次反思笔记,不准重复不准抄袭,违者就会受到经济惩罚,甚至警告和停课处理。您在教学管理中,有没有动用类似的“非常规手段”?
  陈华顺:我当校长的经验是,用常规的制度和措施,就能带出一支团结向上的队伍,就能保证改革的深入推进。当然,这就要求,校长一定要带头做到,带头指导、协作、抽查等。比如,行政听课日,行政干部带着组长去听课,只要有集体的课,我就一起去听。时间一长,教师们对我给予了极大的信任,每年年终我的考评分数都在98分以上,在全区中小学校长中位列第一。
  现在,教师都集体备课。“新课堂”模式下,同一年级都有统一的目标,年轻教师先备课并理出目标给老教师看,有不同意见通过讨论解决。我要听哪一位“后进”教师的课,全组教师都会为他出谋划策,时刻提醒他哪里要改进,哪个环节有纰漏了。
  我校实行办公室管理制。我们教师团队凝聚力很强,大家都有集体荣誉感。所以我很少开会,哪个年级出了岔子,就找哪个年级的全体教师来谈话。我不开大会批评他,而是让大家自己找原因、想对策。这个效果比开大会要好得多。谁都会想,因为自己,校长总找全组谈话,自己的自尊心能过得去吗?教师是重视荣誉的,一来二去大家就比较自觉了。我在管理上没有什么惩罚机制,对课堂教学改革这个新生事物以鼓励为主。比如,在评2010年“福田区名师工作室”名师和福田区“优秀园丁”时,学校就提议评那些在改革中贡献最大的教师。
  
  五、“新课堂”成功了吗
  
  《中国教师》:发生这样天翻地覆的变化,有的学校用了9年,福南小学用了不到2年,为什么会这么快呢? 能不能据此说福南小学课改已经成功了?
  陈华顺:我们能更快地取得成效,是因为别人的探索为我们节省了很多时间。但我们改革的空间还很大,需要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如,学生家庭作业量怎么减为零的问题、课堂上教师怎么参与才能更合适、高效课堂“高”在哪里、如何解决“学困生”的问题等。不能说我们已经成功了,应该说目前“新课堂”模式基本成形,到比较成熟的状态,还得经过几年的时间。到成为常态,时间会更长。
  《中国教师》:没有作业就能让学生取得骄人成绩,您相信是真的吗?
  陈华顺:完全可以。高效课堂可以把作业消化在课堂上。但这个事情确实不简单,因为要打破和完善课堂结构,这需要一些时间。我们现在正在尝试这样做,一、二年级不留书面作业,课堂上留5~10分钟让学生复习。学生只要能够讲给父母听,就可以免做作业了。我们有一个班已经在试了,初期效果很好。
  《中国教师》:您能否预想一下课堂教学改革的发展方向?
  陈华顺:我可以预言,由于这种“教”与“学”模式的变化,我国未来教材结构会彻底重构。将来,教材文本只是个点,后面内容是缩影,学生上什么网、去查阅什么资料、参考什么书,教材都能给学生一个指导,告诉他拓展延伸学习的方法。将来的课堂评价对象不会是教师,而是学生。学生不仅要学习课本的知识,而且要自主拓展知识,并得益于课外。
  我校本期5年规划的目标是达到“新课堂”的常态化。目前,我校有60%~70%的教师对“新课堂”教学很有经验。我希望达到常态化以后,每位教师都能独当一面。这就是我的目标。
  
  (责任编辑:李德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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