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明先生书法艺术看似写他、写传统，却是妥妥地在写我、写当下，并在写他写我的交流中，证明中国书法是打破空间阻隔和时间界隔的，在形式与内容、当代与传统之间你侬我侬的综合艺术，从而去证明“书者，如也”的中国式审美判断。
　　就在太多的书法家被“写字”“书法”“书法艺术”以及“传统”与“当代”等问题搞得晕晕乎乎、不知所以的时候，德明先生依然清醒地坚守着书法艺术写他的本分和写我的状态。如此，你说他“写字”也行，“书法”也好，或“书法艺术”也罢，总之，他以写他、写我在程度上的不同和状态上的差异，来保持书法艺术的写字本色，并在此基础上呈现书法这一中华民族特有的综合艺术的面貌。
　　所以，我们在德明先生书法艺术的传统“字典”里看到，书法一定不是抽象艺术，因为她有具体的表达。书法也不是线条艺术，因为她有丰富的非线性的形态。书法更不是单纯的形式或构成艺术，因为她有明确的指向和意义。“书须为已有悦心处，不要徒以悦人”（清·徐用锡《字学札记》），于是，在写我的时代里，德明先生小心翼翼地、坚定地维護着写他传统。
　　因而，在他的当代“字典”里，书法艺术已不是二王颜柳，南格北风，亦无意于晋韵、唐法、宋意、元明态度，而是在中华文化的根本处发微，通过其笔墨、线条、构成让我们看到隶书的楷书性、篆书性，和篆隶的行草性等等，文化与艺术的基因表达无论魏晋，“又各家临仿，识其意趣，方得横生恣态”（清·徐用锡《字学札记》）。有如子女在外形、动作、眉眼、神态间或多或少有父母的影子，但其形貌，神态，性格等等的“他”性却有着最“我”的特质。
　　也就是说，德明先生书法艺术看似写他、写传统，却是妥妥地在写我、写当下，并在写他写我的交流中，证明中国书法是打破空间阻隔和时间界隔的，在形式与内容、当代与传统之间你侬我侬的综合艺术，从而去证明“书者，如也”的中国式审美判断。
　　具体来看，德明先生首先抓住的是中国书法特定对象文字、文本所固有的形象和意象美感，通过写形进行意象、意味、意义的写意阐释。刘熙载在《艺概》中谈到“圣人作《易》，立象以尽意。意，先天，书之本也。象，后天，书之用也。”他的书法无论篆、隶，还是行、楷，基于“古质”“今妍”的笔墨点画技术在正欹、平险、高下、疏密中计白当黑，建构文字形象和意象的音乐性。通过点画长短、曲直、强弱形成的情感旋律，和结构的轻重、大小，方圆获得的情绪节奏，满足文字文本的意象发微、意义陈述。当然，这些也是书法艺术的共性特征，不过，由于德明先生文笔共情，书文同心，为之注入了自我的温度和运动势能，加以用笔的提按轻重、行笔的快慢速度，及其点画结构的形态和关系变奏，形成了其书法的“生”与“活”的个性艺术形态和意态，使之在旋律与节奏的交互中产生感觉性时空位移，和知觉性气韵生动。
　　“生”，是艺术的生命存在表现。“活”，是生命存在的活力。德明先生书法艺术的“生”与“活”，既非这“名家”那“大师”所扭捏出来的“活”或标本式的活“样”，亦非兴之所至、情之所至，来得好不如来得巧的灵光一现偶得，而是“惟笔软”的“奇怪生焉”，是“书”与“法”的字无常体，笔无常迹，墨无常形的自然，自然而然，是倾注了情感温度和理性力度的“墨酣笔畅、活力四射”，观其篆、隶、楷、行、草书莫不如此。
　　德明先生书法的“生”与“活”在其“形”。楷书、隶书的一点一画、一字一词、一句一段，一行一章，仿佛都有萧绎《采莲赋》中所写的“棹将移而藻挂，船欲动而萍开”的意思，动静之间自有一番进退态度。而行书、行草书的行笔走墨，既无浪花飞卷，也非浅水微澜，而是深流暗涌。亦如武侠小说中所描述的武功高手，一招一式皆含绵绵不绝的内力，从而加速了书法艺术的形象变化性，和意象流动性。其轻重亦变为文字文本所注入的生机与活力，已然外化而成蔡邕所说的“肌肤之丽”。
　　德明先生书法的“生”与“活”在其“意”。篆书，在直白的“玉箸”中含蓄着“扬波振激，鹰踌鸟震”（蔡邕《篆势》）。隶书的“蚕头”之收，“燕尾”之放，大多略形而尽意。行草书亦如元人杜本《论书》所言“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日月垂象，若水火成形”，融通各体终存书去体。其使转、行止、俯仰、轻重、迟疾，在折钗劲健之形，划沙深刻之态，亦方亦圆，方圆兼具的拙劲、绵劲、圆劲、苍劲的用笔中“纵横皆成意象”，呈现出了中国书法艺术形象之外的意象之美。意象之外的意味之美，意味之外的意义之美——也就是生之活之的浓浓象外之意。
　　这就是在德明先生心手双畅的自然与人文和合状态下，用书法表现出来的中华民族平衡、谐和、进退有度的民族个体和整体的人文思想与精神气质的艺而文之，文而化之。这当然也是书法艺术本就有、也应该有的写意精神体现。不同的是，因为德明先生在对文字、文化的书法本体尊重前提下，于疏密、大小、长短、方圆之处，始终追求执其左右用其中的平衡、和谐。于俯仰、上下、疾涩中，坚持恰到好处的动静与生活。其静，基于思想精神的内审守则，其动，基于文化的激情和非激情驿动。他的动是形动式的，更是心动性的，没有博人眼球的手舞足蹈，也没有夸张变态的挤眉弄眼，更没有舍我其谁的狂狷失态。不突兀，不违和，颇能感受“古不乖时，今不同弊”的艺术态度，“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风规自远”的文化风神，和“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精神标格。如隶书作品《归去来兮辞》，其“致中极和”（明·项穆语）的性格，动静相宜的状态，质文相得的面貌，使我们看到德明先生通过对文辞的理解，书体的选择，点画章法形态的把握，与文章家的心意交互，书文交流。不仅准确表现出陶氏的人与自然融合的怡然适然，更把书家的书写状态、文化态度、书写技能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一书，如其人。
　　我们因此也看到，中国书法作为天（自然）人（人文）合一的民族文化思想的具体体现和中华文化生命的一种形态，是与民族历史和时代共进的艺术。德明先生遵循文化脉络，找寻思想联结，继承书法艺术优良基因，人古出今，稳中求变，形成了自我的书法艺术特色。既有他对书法艺术的文化和精神阐释，更有他向伟大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致敬。
　　胥勋池
　　XU XUNCHI
　　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新文艺组织专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