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前夕，躺在病床上的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昌麒，还在不停地对弟子说，改革发展成果的分享是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各个方面共同努力。而法律所具有的稳定性、普遍性和统一性，使其在解决社会各类矛盾和冲突中，有着较之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不可替代的优势。
　　
　　想起鲁迅笔下的“闰土”
　　
　　 69岁的李昌麒教授每年都回一次农村老家，那里的变化使他欣慰，而城乡的差距又使他深感沉重。谈起儿时的玩伴，他说，老让人想起鲁迅笔下的“闰土”。
　　 李昌麒的研究视野始终没离开过农村。他说，“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难”的说法虽有些绝对，但它道出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
　　 国家经济发展了，如何能让更多的人得到实惠？带着这个问题，李昌麒教授作为首席专家带领课题组参加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改革发展成果分享法律机制研究》的公开竞标。西南政法大学拿到了这个国家级重大课题。
　　 “就是要研究公平地分享的机制，并用法律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胡锦涛同志说，‘改革发展的成果要惠及全体人民’，可到现在，中国不少农村地区离富裕还有相当距离。”李教授认为，农民相对贫困的关键原因在于社会分配不公。如土地问题，国家把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以较低的价格买下来，再用较高的价格卖出去，开发商拿大头，国家拿中头，农民拿小头。再如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谁拥有了对自然资源的开发权，就一夜暴富，而原来拥有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农民却不能享受到土地的增值利益。政策、法律上的不公，造成了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农民得到的改革发展实惠当然有限。
　　
　　给中央领导同志授课
　　
　　 1999年6月11日，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第九次法制讲座上，李昌麒主讲了《依法保障和促进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讲座。
　　 李昌麒在讲座中举了一个例子，有的地区为了收特产税、屠宰税等，不是按实际情况，而是按户、按人头、按地亩征税，引起没有种植农林特产和没有养猪的农民不满。这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视。
　　 讨论时，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就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减轻农民负担、拍卖“四荒”使用权、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以及土地经营权流转、减轻农民负担、理顺农村分配关系、建立适合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等问题与李教授进行了讨论。
　　 还有位中央领导对李教授批评“养儿防老”旧观念的观点表示了不同看法：不能简单地批评农民“养儿防老”的观念，按照中国的传统道德，子女总是有义务关注父母的生老病死，不能把适用于城市的社会保障制度简单地搬到农村去，而是要建立适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民老有所养。
　　 李昌麒表示，领导的观点确实是从实际出发，中国农村的事情不能一刀切，要实事求是。他还特别提到，一位中央领导与他握手告别时说，刚才讲的只是个人意见，希望李教授在今后的研究中参考。李昌麒说，领导没有架子，以一个普通讨论者的身份与他探讨问题，使他对中央领导平易近人的作风有了直接了解。
　　 李昌麒说，中央领导对农村、农民、农业问题十分关注，他们需要从基层了解情况，制定切实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措施。这也是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希望所在。
　　
　　科研人员需要“休养生息”
　　
　　 2005年对李昌麒教授来说是一个丰收年。除《改革发展成果分享法律机制研究》获得50万元经费资助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他领衔的《在经济法重点学科建设中提高研究生质量的新思路》获得了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由他作为负责人的《经济法学》课程又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成绩的背后，是一名学者守清贫、耐寂寞、甘坐冷板凳的情怀。
　　 李教授说，很多专家学者、尤其是中青年一代的专家学者，为了追求人生价值，总是愿意多承担课题研究。但是，长时间的超体力支出造成他们健康透支，使不少学者不堪经济重负和科研压力，导致他们身心疲惫。一些很有才华的学者由此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当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现行的科研经费制度几乎忽视了对研究人员所付出的身心支出的必要的补偿。
　　 因此，李教授建议，国家应从改善科研人员成长和后续发展需要出发，加大对社科基金的投入。同时，他建议，在每一项课题经费资助中，至少要拿出20%的资金解决科研人员的日常待遇。“我不愿意看到因负重的科研任务和缺乏生活质量的年轻学者体力透支，过早地离去。”他掰着手指头计算说，“即使是我们这次承担的有50万元经费资助的项目，要拿出20%作为生活补贴，平均放到几十个参加研究的人员身上，也是寥寥无几。这与他们所做的贡献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从关注亿万农民的生活状况，到担忧身边科研人员身体健康。这就是李昌麒——一个充满着生活热情、学术追求和人文关怀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