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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一种氛围美所震撼
曲先生49岁企业宣传干事
【诉说】现在流行一句话,叫“你可以永远相信爸妈的审美。”扮演过林黛玉的演员陈晓旭去世时,我正在生活的漩涡里挣扎。对她有深刻印象,就是受母亲的影响。母亲是一位农村妇女,也是个超级戏迷,把87版《红楼梦》一集不落地看完,没少说它的好话。但她很不喜欢林黛玉,觉得那是个娇滴滴、病恹恹的小姐,太不中用,没事找事,纯属吃饱了撑的。邓婕扮演的王熙凤是她的最爱,认为当家人就得是那个样子,说一不二、当断则断。而我,对林黛玉却迷得要命,听母亲嘀咕“怎么会有男人喜欢她?”我万分难受。心想,娘耶,你怎能了解你儿子——一位春心萌动的高中男生的心思?
陈晓旭出场了,一下抓住我的心!那份带着尖刻的聪慧,那种纯真又多疑的少女情怀,那“刀子嘴豆腐心”的仁厚,完全符合我对林黛玉的想象。那年暑假,我沉浸在对她命运的伤感中——尽管早知晓悲剧结局,但文字的描述,怎比得上陈晓旭的鲜活呈现?她把林黛玉初进贾府的天真、万念俱灰时的伤心,演绎得如此具有冲击力和感染力。
现在想来,陈晓旭的林黛玉就是我青少年时代标准的“女文青”形象。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还处在文学兴盛之时。作家、诗人,哪怕只在省地级刊物发表一首短诗的业余作者,都会受到身边文学青年的追捧。大中学校里,到处都是文学青年,呈现出“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景象。
我顺利考上大学后,和一帮同学搞起了文学社,社团岁月开始了。组稿编辑、刻印蜡板,油印每位成员的文学作品。说是“文学作品”,有点儿高抬自己,那只是一群青春年盛的大学生对梦的描绘。当时,我们是那样的真诚,觉得自己正在做一件伟大的事业。
文学社的第一场活动是诗歌朗诵会。有一位女成员与我同班,她长得清秀白晳,眼睛细长,双眼皮眼线般画出漂亮的弧度,看上去很像林妹妹的“陇烟眉”“含情目”。身材虽瘦,但不高不矮,很有飘逸感。可能因为母亲早逝吧,她看上去总是落落寡欢。
当时男寝室里常有“夜话”,选系里最适合做女友、妹妹、情人、妻子这几个角色的女同学,她的名字出现频次很高,被列入全系最美女生的前5名内。每当听到这个名字,我都想到陈晓旭,心里莺飞草长。
朗诵会上她的节目是跟几位女生一起演小品,我写的本子,把林黛玉、阿Q、唐吉诃德和九斤老太混搭在一起,一反林黛玉愁苦形象,跟那几位人物打成一片。她似乎不太喜欢,但看同学们兴致很高,只好全身心投入。演出效果不错,老师和同学都笑成一团,我也因剧本而一举成“名”。许多男生喜欢她,她多不假颜色,但因喜欢《红楼梦》,我俩倒挺谈得来。元旦,我们一起去另一位同学、也是她的闺蜜家,我们一路走一路闹,有人提议她唱那首《葬花吟》。
我以为她会拒绝,没想到她停住脚,站在墙边唱起来。多少年过去了,我还记得那个黄昏,歌声飘荡在挂着夕阳的街头,所有人都怔住了,被她营造的氛围美所震撼。我是多么的喜欢她!但从始至终,我都把这份恋情埋在心底,就像喜欢林黛玉和荧屏上的陈晓旭一样。
文学社在毕业前夕解散了,一起共事的同学各奔东西。她去了海滨城市,在师范大学当老师。结婚生女又离婚,女儿学绘画,在纽约的大学深造。她常在朋友圈晒女儿的作品。某天,我在微博上发现了林黛玉超话,三千来人都是陈晓旭的颜粉,天天晒美图,让我这个大男人无立足境,就向她推荐,她回复一句“与葬花人一起消逝的青春,算了。”于是,就算了。
青春都一饷
袁先生46岁商人
【诉说】我曾是社团达人,在大二之后,社团活动可谓贯穿我的学生生涯。参加的第一个社团是支教的,成员从本科生到博士生都有,除了支教,还进行一些课题研究。我做学问差点,但还算有点儿才艺,会剪纸、编绳子、串珠子等手工活儿,成了最受欢迎的成员。民工子弟學校的校长说:“教语文、数学的,我们不缺,你们来了,还会抢我们自己老师的活儿,教得又不连贯。我们最缺教孩子玩的,体育、美术、音乐这些。”于是,我变得很抢手。
我还在一家环保社团做过负责人。这个社团的主要活动,是定期在校园里以再生纸换废纸,收上来的废纸拉到再生纸厂,跟他们换再生纸。这显然是赔本生意,于是常亏损。我觉得可以改良一下程序,把收来的废纸卖掉,用钱买再生纸,还可以讲价。
除了废纸,我们还收饮料瓶子等其他废品,直接卖又避免了办公室废纸堆积。我联系了一个收废品的小贩,跟他合作,社团总算扭亏为盈。但也有人不满,认为有悖社团的绿色理念。我解释说,只不过在以物换物中,引入了货币这种一般等价物,没有改变交换的本质。
离开这个社团后,我成了学生自管会的主席,成员大都是一些需要勤工俭学的同学,平时做些有报酬的工作。自管会经费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垄断”项目,发放存取自行车牌照,存在自行车棚里的车,每年交24元存车费。
另一个是在校园里的摆摊活动,向商户收一点儿入场费。这种事不是所有社团都能做的,需要保卫科批准。一般只有校学生会才有资格办这种活动。经侦查,保卫科长爱写文章,社团一成员的父亲是某报的行政领导,帮忙发表了保卫科长的几百字小文,大名赫然印在第二版。这太给力了,从此我们每月有了一张摆摊许可证。有人一通知,摊贩们就都来了,每个摊位收一百元,不服管理的由保卫科清走。
这个社团是我最有领导感的地方,毕竟带领团队有钱赚嘛。后来,一舍友为评奖学金和保研加分,也创办了一个社团,名字很拗口,好像跟植物有关,也没什么宗旨,只是拉了一次赞助,办过一场篮球比赛。按规定,社团必须有足够的人数,才能申请备案。舍友把全宿舍以及隔壁宿舍的人,都拉去充数。这还不算完,至少存活两年,才能够对创办者产生福利。
校团委每年要进行年审,死掉的社团不计其数,都因活动不够,没有存在感。舍友每年都在绞尽脑汁写活动报告,把宿舍其他人所在社团的活动都写上。各路社团为了凑够活动,都采取最简单的方式——放电影。只需要租一间教室,带一个笔记本就可以,教室一般都自备投影仪。 放电影最多的要数火花社了,它是火柴盒手机爱好者的协会,每年纳新时,有很绚烂的展览,都是创始人的收藏。我参加了一些活动,兴致极高。可当创始人成功保研、读研后,社团就自动解散了。想想那些年的那些社团事,真是玩过、闹过、不惜力过、拼命过,“青春都一饷”,这样过下来,也算没白过。
小区里的一束光
于女士50岁公司员工
【诉说】我所在的小区有个读书会,在这座二线城市里,每周晚上,在某单元的阳台上,这个读书会如同亮起一盏灯,点灯人是位心理咨询师兼网络作家,她没有死读书,而是讲趣、讲舒展,大家捧的是书,读的却是彼此的生活。
这里没有好坏对错的判断,只有不同心灵的展现;没有所谓权威的正确答案,答案都在不同的生命土壤里自行长出。散了,大家各忙各的;聚了,彼此送上专注的倾听、用心的看见。我们之间不会说“你怎么这样”,而会说“原来你是这样的”;不会说“你不该”,而会说“你为何这样做,你在想什么”;不会说“你应该对他如此这般”,而会说“你的感受是什么”……在彼此眼中,每个人都被完整新鲜地发现,挖掘出活下去的各种可能。
入会时,我刚离婚,撞到偷情现场的感受就不多讲了,被小三指着鼻子骂的感受,更是生不如死。办完离婚手续,继续在一个培训机构做着满腹怨言、左右为难的中层领导工作,感觉人生跌到了谷底。
为找回自信,我到某心理工作坊学习。老师讲的第一课,所谓的新信念,就是要爱自己、珍惜自己。她口才奇佳,引经据典,警句频出,相当有感染力。几堂课下来,我的胆子居然大起来,觉得做自己就是要有棱角;有自信就是天下我最大,我的命运我说了算。励志鸡汤灌下来,忘记人是活在社会关系中的,需要圆融,需要柔软地跟环境合作。更忘了鸡汤营养的是情绪,不能解决生活中的半点儿问题。
在这家工作坊的教导下,我对供职的培训机构越来越反感、抵抗,最后发展到无法安身、无法工作,只有辞职了之。又在工作坊的鼓励下,在郊区办起了托管班,准备开启新生活。这时的心态似乎趋向平稳,但深层的挫败感和恐惧感,并没有被处理好,整个人还是陷在阴郁里。
一天晚上,我坐地铁回家。上来个醉汉,一屁股坐到我身边,满身酒气直扑我的鼻息,我忍着没动。突然,他呕吐起来,脏物溅得到处都是。那一刻,我心灰意冷,没有躲,连鼻都没有掩,木然地坐在原地,思忖着:我干吗要躲,干吗要避开这些浊物?我其实和这男人一样差劲,只配和肮脏东西待在一起!
拖着疲惫的双腿走进小区,那天是星期五,抬头看到了某单元阳台的灯光。以前走过无数个夜幕下的园区路,我从没抬头仰看。此刻,麻木之际的一眼,就被这束光吸引了,心也有了亮色。
听说这是个小区女性的自发组织,也属小型社团了,我带着试探心理来了。
这里没有猛灌鸡汤,老师和姐妹们让我从突破恐惧感入手,跳出思维惯式,不图快速改变,只求细水长流。
转眼到了春节前夕,读书会要到市郊作一场亲子公益讲座活动。郊区学生家长见识很少,連普通到“不上台面”的讲座都没听过。我和读书会的姐妹摩拳擦掌,几位专业心理咨询师都过来帮忙,她们放下手上繁重的工作,转了几趟车,颠簸一路,冒着小雨赶到了现场。
活动结束后,大家来到我的托管班,孩子们都放假了,姐妹们膝盖顶着膝盖,亲亲热热地唠家常、包饺子。我讲了自己的经历,也讲了心路变迁。她们你一言、我一语,没有大道理,全是实实在在的体己话。最后商定,春节假期一过,托管班开班了,读书会就过来给家长们免费办讲座。
这是16年前的事了,读书会的点灯人是北方人,在小区是租客。2016年夏,她与我们告别,要回乡创办新的事业。姐妹们也因各自的生活而有了新方向,最后守在小区里的,只有我和另外两个人了。
曲先生49岁企业宣传干事
【诉说】现在流行一句话,叫“你可以永远相信爸妈的审美。”扮演过林黛玉的演员陈晓旭去世时,我正在生活的漩涡里挣扎。对她有深刻印象,就是受母亲的影响。母亲是一位农村妇女,也是个超级戏迷,把87版《红楼梦》一集不落地看完,没少说它的好话。但她很不喜欢林黛玉,觉得那是个娇滴滴、病恹恹的小姐,太不中用,没事找事,纯属吃饱了撑的。邓婕扮演的王熙凤是她的最爱,认为当家人就得是那个样子,说一不二、当断则断。而我,对林黛玉却迷得要命,听母亲嘀咕“怎么会有男人喜欢她?”我万分难受。心想,娘耶,你怎能了解你儿子——一位春心萌动的高中男生的心思?
陈晓旭出场了,一下抓住我的心!那份带着尖刻的聪慧,那种纯真又多疑的少女情怀,那“刀子嘴豆腐心”的仁厚,完全符合我对林黛玉的想象。那年暑假,我沉浸在对她命运的伤感中——尽管早知晓悲剧结局,但文字的描述,怎比得上陈晓旭的鲜活呈现?她把林黛玉初进贾府的天真、万念俱灰时的伤心,演绎得如此具有冲击力和感染力。
现在想来,陈晓旭的林黛玉就是我青少年时代标准的“女文青”形象。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还处在文学兴盛之时。作家、诗人,哪怕只在省地级刊物发表一首短诗的业余作者,都会受到身边文学青年的追捧。大中学校里,到处都是文学青年,呈现出“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景象。
我顺利考上大学后,和一帮同学搞起了文学社,社团岁月开始了。组稿编辑、刻印蜡板,油印每位成员的文学作品。说是“文学作品”,有点儿高抬自己,那只是一群青春年盛的大学生对梦的描绘。当时,我们是那样的真诚,觉得自己正在做一件伟大的事业。
文学社的第一场活动是诗歌朗诵会。有一位女成员与我同班,她长得清秀白晳,眼睛细长,双眼皮眼线般画出漂亮的弧度,看上去很像林妹妹的“陇烟眉”“含情目”。身材虽瘦,但不高不矮,很有飘逸感。可能因为母亲早逝吧,她看上去总是落落寡欢。
当时男寝室里常有“夜话”,选系里最适合做女友、妹妹、情人、妻子这几个角色的女同学,她的名字出现频次很高,被列入全系最美女生的前5名内。每当听到这个名字,我都想到陈晓旭,心里莺飞草长。
朗诵会上她的节目是跟几位女生一起演小品,我写的本子,把林黛玉、阿Q、唐吉诃德和九斤老太混搭在一起,一反林黛玉愁苦形象,跟那几位人物打成一片。她似乎不太喜欢,但看同学们兴致很高,只好全身心投入。演出效果不错,老师和同学都笑成一团,我也因剧本而一举成“名”。许多男生喜欢她,她多不假颜色,但因喜欢《红楼梦》,我俩倒挺谈得来。元旦,我们一起去另一位同学、也是她的闺蜜家,我们一路走一路闹,有人提议她唱那首《葬花吟》。
我以为她会拒绝,没想到她停住脚,站在墙边唱起来。多少年过去了,我还记得那个黄昏,歌声飘荡在挂着夕阳的街头,所有人都怔住了,被她营造的氛围美所震撼。我是多么的喜欢她!但从始至终,我都把这份恋情埋在心底,就像喜欢林黛玉和荧屏上的陈晓旭一样。
文学社在毕业前夕解散了,一起共事的同学各奔东西。她去了海滨城市,在师范大学当老师。结婚生女又离婚,女儿学绘画,在纽约的大学深造。她常在朋友圈晒女儿的作品。某天,我在微博上发现了林黛玉超话,三千来人都是陈晓旭的颜粉,天天晒美图,让我这个大男人无立足境,就向她推荐,她回复一句“与葬花人一起消逝的青春,算了。”于是,就算了。
青春都一饷
袁先生46岁商人
【诉说】我曾是社团达人,在大二之后,社团活动可谓贯穿我的学生生涯。参加的第一个社团是支教的,成员从本科生到博士生都有,除了支教,还进行一些课题研究。我做学问差点,但还算有点儿才艺,会剪纸、编绳子、串珠子等手工活儿,成了最受欢迎的成员。民工子弟學校的校长说:“教语文、数学的,我们不缺,你们来了,还会抢我们自己老师的活儿,教得又不连贯。我们最缺教孩子玩的,体育、美术、音乐这些。”于是,我变得很抢手。
我还在一家环保社团做过负责人。这个社团的主要活动,是定期在校园里以再生纸换废纸,收上来的废纸拉到再生纸厂,跟他们换再生纸。这显然是赔本生意,于是常亏损。我觉得可以改良一下程序,把收来的废纸卖掉,用钱买再生纸,还可以讲价。
除了废纸,我们还收饮料瓶子等其他废品,直接卖又避免了办公室废纸堆积。我联系了一个收废品的小贩,跟他合作,社团总算扭亏为盈。但也有人不满,认为有悖社团的绿色理念。我解释说,只不过在以物换物中,引入了货币这种一般等价物,没有改变交换的本质。
离开这个社团后,我成了学生自管会的主席,成员大都是一些需要勤工俭学的同学,平时做些有报酬的工作。自管会经费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垄断”项目,发放存取自行车牌照,存在自行车棚里的车,每年交24元存车费。
另一个是在校园里的摆摊活动,向商户收一点儿入场费。这种事不是所有社团都能做的,需要保卫科批准。一般只有校学生会才有资格办这种活动。经侦查,保卫科长爱写文章,社团一成员的父亲是某报的行政领导,帮忙发表了保卫科长的几百字小文,大名赫然印在第二版。这太给力了,从此我们每月有了一张摆摊许可证。有人一通知,摊贩们就都来了,每个摊位收一百元,不服管理的由保卫科清走。
这个社团是我最有领导感的地方,毕竟带领团队有钱赚嘛。后来,一舍友为评奖学金和保研加分,也创办了一个社团,名字很拗口,好像跟植物有关,也没什么宗旨,只是拉了一次赞助,办过一场篮球比赛。按规定,社团必须有足够的人数,才能申请备案。舍友把全宿舍以及隔壁宿舍的人,都拉去充数。这还不算完,至少存活两年,才能够对创办者产生福利。
校团委每年要进行年审,死掉的社团不计其数,都因活动不够,没有存在感。舍友每年都在绞尽脑汁写活动报告,把宿舍其他人所在社团的活动都写上。各路社团为了凑够活动,都采取最简单的方式——放电影。只需要租一间教室,带一个笔记本就可以,教室一般都自备投影仪。 放电影最多的要数火花社了,它是火柴盒手机爱好者的协会,每年纳新时,有很绚烂的展览,都是创始人的收藏。我参加了一些活动,兴致极高。可当创始人成功保研、读研后,社团就自动解散了。想想那些年的那些社团事,真是玩过、闹过、不惜力过、拼命过,“青春都一饷”,这样过下来,也算没白过。
小区里的一束光
于女士50岁公司员工
【诉说】我所在的小区有个读书会,在这座二线城市里,每周晚上,在某单元的阳台上,这个读书会如同亮起一盏灯,点灯人是位心理咨询师兼网络作家,她没有死读书,而是讲趣、讲舒展,大家捧的是书,读的却是彼此的生活。
这里没有好坏对错的判断,只有不同心灵的展现;没有所谓权威的正确答案,答案都在不同的生命土壤里自行长出。散了,大家各忙各的;聚了,彼此送上专注的倾听、用心的看见。我们之间不会说“你怎么这样”,而会说“原来你是这样的”;不会说“你不该”,而会说“你为何这样做,你在想什么”;不会说“你应该对他如此这般”,而会说“你的感受是什么”……在彼此眼中,每个人都被完整新鲜地发现,挖掘出活下去的各种可能。
入会时,我刚离婚,撞到偷情现场的感受就不多讲了,被小三指着鼻子骂的感受,更是生不如死。办完离婚手续,继续在一个培训机构做着满腹怨言、左右为难的中层领导工作,感觉人生跌到了谷底。
为找回自信,我到某心理工作坊学习。老师讲的第一课,所谓的新信念,就是要爱自己、珍惜自己。她口才奇佳,引经据典,警句频出,相当有感染力。几堂课下来,我的胆子居然大起来,觉得做自己就是要有棱角;有自信就是天下我最大,我的命运我说了算。励志鸡汤灌下来,忘记人是活在社会关系中的,需要圆融,需要柔软地跟环境合作。更忘了鸡汤营养的是情绪,不能解决生活中的半点儿问题。
在这家工作坊的教导下,我对供职的培训机构越来越反感、抵抗,最后发展到无法安身、无法工作,只有辞职了之。又在工作坊的鼓励下,在郊区办起了托管班,准备开启新生活。这时的心态似乎趋向平稳,但深层的挫败感和恐惧感,并没有被处理好,整个人还是陷在阴郁里。
一天晚上,我坐地铁回家。上来个醉汉,一屁股坐到我身边,满身酒气直扑我的鼻息,我忍着没动。突然,他呕吐起来,脏物溅得到处都是。那一刻,我心灰意冷,没有躲,连鼻都没有掩,木然地坐在原地,思忖着:我干吗要躲,干吗要避开这些浊物?我其实和这男人一样差劲,只配和肮脏东西待在一起!
拖着疲惫的双腿走进小区,那天是星期五,抬头看到了某单元阳台的灯光。以前走过无数个夜幕下的园区路,我从没抬头仰看。此刻,麻木之际的一眼,就被这束光吸引了,心也有了亮色。
听说这是个小区女性的自发组织,也属小型社团了,我带着试探心理来了。
这里没有猛灌鸡汤,老师和姐妹们让我从突破恐惧感入手,跳出思维惯式,不图快速改变,只求细水长流。
转眼到了春节前夕,读书会要到市郊作一场亲子公益讲座活动。郊区学生家长见识很少,連普通到“不上台面”的讲座都没听过。我和读书会的姐妹摩拳擦掌,几位专业心理咨询师都过来帮忙,她们放下手上繁重的工作,转了几趟车,颠簸一路,冒着小雨赶到了现场。
活动结束后,大家来到我的托管班,孩子们都放假了,姐妹们膝盖顶着膝盖,亲亲热热地唠家常、包饺子。我讲了自己的经历,也讲了心路变迁。她们你一言、我一语,没有大道理,全是实实在在的体己话。最后商定,春节假期一过,托管班开班了,读书会就过来给家长们免费办讲座。
这是16年前的事了,读书会的点灯人是北方人,在小区是租客。2016年夏,她与我们告别,要回乡创办新的事业。姐妹们也因各自的生活而有了新方向,最后守在小区里的,只有我和另外两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