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 阅《史记·循吏列传》，其中两则古代循吏的故事，颇为感慨。所谓循吏，在司马迁老先生笔下，就是奉公守法的官吏。
　　第一则的主人公是春秋晋国的李离，他是晋文公的司法官，由于过失而错判人死罪，于是把自己拘禁起来，认为应当受死刑。晋文公说：“官位有贵贱，处罚有轻重。你手下的官员有了过失，并不是你自己犯了罪。”
　　上司主动来开脱，李离却并不顺着竿子爬。他说：“我官做得大些，并没有让位给手下。领受的薪水也比下属多些，并没有与他们分利。今天审理案件错杀了人，就把罪責推诿给属下，我从未听到过这样的事。”晋文公又说：“你认为自己有罪，那不是也说我有罪了？”李离说：“有关司法官员法律规定，判刑有了错，就应当受到与错判的刑罚同样的处罚，如果错判了死刑，就应当受到死刑的惩罚。您觉得我能够辨别细微之处、判断案件的疑难之点，因而任用我作司法官。现在我审案出现了疏漏，错误地杀了人，这是死罪。”坚决不接受赦令，拔剑自杀而死。
　　第二则故事发生在同时代的楚国。石奢是楚昭王的相，他在巡视过程中碰到了一起杀人案，杀人者正是石奢的父亲。古时候讲的是孝道为大亲亲相隐，因此石奢放走了父亲，自己到楚王处请罪。与李离一样，他拒绝楚王的赦免，说“不奉上法，非忠臣也”，以自杀伏罪。
　　“理有法，失刑则刑，失死则死”，这就是中国两千年前的刑事审判追责机制，其中蕴涵着古代法家最朴素的法治思想，即“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其中法家最严苛，但法家不但是对别人严，同样对自己严。就如重典之下，商鞅也死于自己所立的商君之法，算是求仁得仁了。
　　还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流行的另一种法治思想——“惟良折狱”，即用善良公正的人审判案件。古罗马人也称“法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中西方古老智慧文明，冥冥中在这一时刻达到了灵犀相通。无公不善，善为公本。当然，我们不能将法治都寄托在法官个人品格上，但法官个人的品格无疑是守护法治信仰的基石之一。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主要是人治，但李离和石奢二人，却是古代晦暗不明的法治史中最褶褶生辉的一页。
　　以古鉴今，良法与良人，都不可缺。以今天的视角来看，错案必得咎，无疑是巨大的进步，但现代中国对法治的追求当不止步于此。会不会对错案责任人追责，检验的是法治制度的成熟完善程度；有没有人主动为冤案忏悔担责，则考验着司法人员的法治精神和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