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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富证券未竟的重组，凸显了风险券商处置历程中行政与市场两种力量难以融合的困局
9月11日，上海证券大厦北塔10层，风险券商中富证券1000平米的办公大厅内气氛冷清。
10多名中富总部员工坐在电脑桌前，他们的同事——营销管理部、集合部等与经纪业务相关的部门人员，已在10天前随上海证券托管组迁回中富证券旧址南京西路中欣大厦。
留下的人感到了失业的危险。“我们经受了2年多的威胁和重压，现在却落得被抛弃的结局，实在不公平。”两名员工向记者抱怨说。
上海证券并非第一家遭到抱怨的重组方。两年间，前来重组托管中富证券的机构换了4拨，员工们类似的抱怨总是与“脱中富于泥潭”的希望相伴而生，并循环往复。
“中富证券尝试过所有问题券商可以经历的一切解决方案，所有程序——走过，但还是没有结果。”中富证券一位高层表示，从股东自救到被华融托管，从证监会批复重组到最后再托管再清理，中富证券未竟的重组，凸显了风险券商处置历程中行政与市场两种力量难以融合的困局。
第四位来客——上海证券
一个月前，受中国证监会委托，上海证券组成的“经纪业务托管组”正式进入中富证券。
“现在让上海证券托管，一般来说，今后可能就由他们来介入收购中富的工作。”业内人士称，上海证券入场标志着中富证券重组工作落下帷幕。托管期间，上海证券的主要工作即是为后期收购中富的证券类资产做准备。
9月12日，一位内部人士表示，目前指定券商托管中富尚可以理解，但问题券商最终的接管收购应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实施市场化重组。
此前，众多券商都希望通过托管危机券商获得扩张良机。而在所余不多的托管券商中，中富证券是质量较优的一家，一直受到多家优质券商的争夺。业内人士称，中富证券的经纪业务一直以“布局优良、成本控制合理、人员精简、市场化水平较高”见长。同时，它也是国内第一家实现全面集中交易的券商，在业界广受赞誉。
“中富证券本身的经纪业务没有问题，它主要的窟窿是德隆时期的委托理财，而不是经纪业务。我觉得他们的经纪业务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还能做到这种程度，确实难能可贵。”9月8日，上海证券托管组一位人士介绍，上半年股市回暖，中富证券盈利1000多万，主要源自经纪业务。
“最关键一点是，证监会今后将不再批准新的证券公司及营业机构，再加上现在这个特殊时期，价格便宜。因此中富很受追捧。”一位熟悉中富重组内情的人士称。
2006年4月，当中富证券大股东首都机场萌生退出重组中富证券之意时，各地券商纷纷出动，“当时他们跑到证监会、各地证监局以及相关政府部门，询问中富托管事宜。”上述知情者透露，来自全国的券商不下20家，其中上海券商最为积极。
有消息显示，上海市曾经向监管部门上报过一份欲托管中富的券商名单，共4家，包括东方证券、国泰君安、申银万国、上海证券。据称，本地监管部门相对更倾向于东方证券和上海证券。
知情人士透露，东方证券和上海证券之间曾进行过激烈的暗中竞价。“13个营业部的价格，双方的报价区间大概在3000万至5000万之间。”而据中富证券2004年未经审计的年报显示，下属13家证券营业部价值约为8000万元。
最终，上海证券拿到了这个“便宜货”。他们认为，上海证券是创新类券商，业务规范、经营风格稳健，连续多年未有违规经历，是获得托管资格的优势条件。
也有业内人士认为，“无论在业务能力，还是机制运转上，东方证券皆胜上海证券一筹。但东方证券的股东结构相对分散。而上海证券的大股东是上海国际集团，它是上海市政府对外投资的窗口。这才是上海证券获得地方支持最终胜出的主要原因。”
有分析称，中富证券的13家营业部均分布于东南沿海等重点城市，网点布局优势明显，若成功收购中富证券，上海证券将从一个区域性券商迈入全国性券商的行列。
“借中富完成全国化布局的说法，也不能说不失为一种考虑。从我们的角度看，确实可以弥补一部分网点方面的缺陷。”上海证券人士对记者坦承，目前，优质券商都在考虑扩张，上海证券营业网点绝大部分集中在上海，外地很少，收购中富，对上海证券的扩张确实比较有好处。
对于托管券商的程序问题，这位高层较含糊地表示，“证监会有自己的工作程序，它要考虑一些因素，还要考虑当地一些意见。”
9月8日，上海证监局机构处负责人对中富被托管一事表示，“风险券商的处理问题非常敏感，牵涉到社会稳定问题。尤其是中富，证监会正在处理过程中，我们不便发表看法。”
“股东自救”内幕
2006年7月，曾任中富证券临时托管组负责人的郭凯霞与另外两位同事孙永亮、刘浩洋分别被监管层处以“终身市场禁入”与“市场禁入5年”的行政处罚。
这令中富证券两年前“股东自救”的一段内幕浮出水面。
2004年4月，德隆崩盘，中富证券落入泥沼。
5月10日，德隆崩溃后的第一个“五一”长假结束。株洲中级法院率先以涉及株洲商业银行经济纠纷为由查封中富资产。此后，各地法院纷至沓来。“最多时候，中富总部一天内同时出现多支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法院和公安机关人员。”知情人士称。
2004年5月20日，由金飞民航、温州国际信托组成的临时托管组代表大股东首都机场入驻中富。来自首都机场的郭凯霞担任中富临时负责人，行伍总裁职责。
“当时‘托管组’告诉我们，中富证券通过债务重组和剥离，肯定会获得新生。”中富一位老员工说，来自金飞民航“临时托管组”的主要工作是与德隆留守者谈判，希望使中富彻底脱离德隆并通过德隆无数下属壳公司之间的“债务拉直、债务剥离、债务豁免”等，使中富的损失最小化。
在此过程中，临时托管组曾起草过数稿自救方案，并不断与监管部门沟通。直至“纳爱斯6亿理财资金”案发生，金飞民航主导的“股东自救”真正用意方显现。
当年6月28日，监管部门发现中富证券发生数亿国债买入并进行债券转托管行为，经查，托管对方为首都机场旗下另外一家券商——金元证券。
知情人士透露，感觉异常的监管部门遂直接派人赶往中富证券总部查实。“在总部电梯口，监管部门人员恰遇首都机场托管方负责人郭凯霞，她正在首都机场公安保驾下准备离开。”
上述人士称，随后赶来的上海公安人员当时与首都机场公安之间一度出现僵持。
最终，当郭凯霞等人强行离开后，监管部门发现，中富账户中的客户资产市值减少了2亿多元。而减少市值的账户正是当时浙江司法机关要求中富归还而被拒绝的民营企业纳爱斯旗下若干相关账户。 此前的2004年6月8日，浙江丽水法院要求中富证券根据法院裁定书，交还纳爱斯在其营业部的约6亿元资产时，遭郭凯霞拒绝。当时郭表示，不拿出6亿元资金的原因是中富证券资产已被北京市公安部门冻结。
“监管部门查明这一情况后，一方面启动应急程序冻结上述交易，一方面通过公安部责令首都机场公安立即将已经飞回北京的郭凯霞等人带回上海。”上述知情人士称。
随后的调查显示，金飞民航为挽回损失，以“纳爱斯”相关账户中的资产有德隆提供的配比为理由，利用所派“托管组”人士控制财务和信息技术的便利，直接将“纳爱斯”账户上的现金买成国债并计划将其转移至首都机场控制的金元证券，以最终返回到金飞民航账上。
自此，首都机场的“股东自救”计划丧失了监管部门的信任，并导致此后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入场。
首都机场二次进场
2004年9月3日，国务院一纸通知，中富证券被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托管，开始第二次救赎历程。
据悉，进驻中富之初，华融曾希望在托管德恒证券、恒信证券、中富证券的基础上，收购这三家证券公司的证券类资产，打包组建一家新的证券公司，实现顺利转型。后因国家政策变动，及德隆事件的复杂化令华融对重组中富证券发生动摇。
此间，首都机场开始频繁与相关部门接触，希望为中富证券申请到注资，并以“避免国有资产流失”为理由来说服管理层，争取再次重组中富的资格。
知情人士介绍，当时证监会的主要工作是配合国务院加大券商行业整顿步伐的政策，清理不良券商，缩减数量，而首都机场的提议与证监会的意向恰相吻合。
其时，首都机场旗下已拥有民族证券50多家营业部(主要分布在北方)及金元证券20多家营业部(大部分分布在南方)。如加上中富证券13家分布于东部沿海的营业部，首都机场便拥有一张完整的全国性证券营业部网络。因此，证监会同意首都机场继续重组中富，并要求首都机场重组后将三家证券公司合并为一家。
2006年1月6日，随着华融的退出，首都机场另一班人马再次进入中富。
一位曾参与第二次首都机场重组的人士告诉记者，当时，重组方首都机场希望通过谈判，促使债权人认识并通过“债转股、债务金额缩减、债务延期归还”等方式与重组方达成共识，最终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使中富获得新生。
“他们这个想法并非遥不可及，如果能够实现的话，也是所有的债权人、员工最大的期盼。”中富证券人士表示，第二次重组过程中，首都机场确实与所有的机构投资者进行过数次沟通，重组方案也几易其稿。
但到2006年4、5月份时，首都机场重组方萌生退意。2006年7月28日，第四任重组方上海证券进入中富，首都机场完全退出。
对于第二次重组失败原因，知情人士表示，根据当时设计的重组方案，拟采取缩股方式引进战略投资者。这意味着，如果方案实施，引进的战略投资者在资金到位的瞬间，原有股东的资产将缩水30％～40％。“在这点上，首都机场作为国有企业，财务限制无法通过。”
除上述理由外，机构债权人也是难以协调的问题。
首都机场方面的人士称，第二次退出重组的原因主要是关于债权人的问题难以协调。据悉，在数轮谈判后，大部分机构债权人对方案基本认可，但也存在几家坚决不同意的债权人。“这就意味着如果中富重组成功，不同意方案的机构完全可以通过对新公司的诉讼获得全额赔偿。这显然是其他机构债权人和战略投资者比较担心的。”
“即便如此，但在绝大部分机构债权人达成基本共识的情况下，如果首都机场方面下决心重组，也是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措施挽回局面。”中富证券一位人士认为，重组失败的根本原因还在于首都机场旗下已有数个金融平台，因此重组中富并非为自身业务发展需要，而是为了减少损失，避免有关部门追责。“这使得他们对重组缺乏决心和动力。”
实际控制人利德投资与德隆隐性交易
记者调查获知，首都机场始终以挽回损失的心态纠缠于中富证券的重组，实际上这一行为与德隆介入前的实际控制人利德投资不无关联。
资料显示，中富证券的前身是原海南中商期货交易所，最初注册资本8000万。2002年初，中富证券增资扩股，温州国际信托公司以四家证券营业部(作价5132万)作为出资纳入中富。同时，金飞民航、华龙旅游、北京中融创新和A公司分别出资1．02亿，成为并列第一大股东，加上其他小股东，中富注册资本增至5．1亿。
“上述看似散乱的股东背后，实际控制人不过3家。其余几家名义上是中富前身经纪公司的老股东，其实都是幌子。”知情人士透露，三家控制人分别是金飞民航中心36％，A公司54％，温州国投10％。前两家控股90％。由于国家政策不允许单个股东持股超过20％，因此前两家公司只能把剩余50％的股份以“委托持股”的方式放在另外7家“幌子股东”头上。
知情人士透露，上述“A公司”实为利德投资，控制人是一名为于波的“资本市场老手”。这位做期货出身的大连人，一直是江湖上的“隐形大鳄”。在期市赚取第一桶金后，于波投资了若干实业，后来很快将视线转向金融机构，并利用中富增资扩股时机控制了中富证券。
知情人士透露，于波曾与金飞民航中心两任负责人黄祥忠、崔民权(二人后因经济问题分别入狱)交往甚密。在中富增资过程中，利德投资的资金实际上来自金飞民航，同时，金飞民航对中富证券的投资也委托利德投资管理。“这样的结局就是，首都机场出了5．10亿中90％的资金，但对中富证券的控制权却全部在利德投资那里。”
这种奇特的股权关系在2003年遭遇危机。
这一年，中纪委开始关注并对中富证券股权结构问题进行审查。利德投资与首都机场的合作陷入困境。
当时，首都机场决意找到下家将中富出手以避免更大的地震。“在当时情况下，中国最需要一家券商的企业就是德隆。双方一拍即合。”知情人士称，这桩交易被证监会知悉后，曾明确发文要求不得转让中富股权。
如今看来，首都机场与德隆集团之间以隐性交易的方式完成了中富股权转让。但随后事实显示，这一交易并未使首都机场受益。
据媒体报道，“2003年7月，利德公司将股权以3．6亿元的价格卖给了德隆旗下的中企东方。”而2006年1月19日，唐万新在接受检察机关审讯时供述，德隆当初收购中富证券时，由南京国投公司的委托理财资金向北京利德投资公司汇款2．8忆元，获得了中富证券54％的控股权。
前述知情人士告诉记者，2004年初，金飞民航中心已从德隆处得到绝大部分股权转让款，但德隆仍欠8000余万。当时的德隆已是穷途末路，无力偿还余下款项。为讨回余款且在德隆的游说下，金飞民航与德隆签订了一份2亿元的资产管理合同。之后，将2亿资金打人德隆控制的企业。
“金飞民航期盼神话出现，能让德隆归还全部2．8亿款项，但是德隆当时忙于‘化解危机’，怎么可能把到嘴的馒头吐出来呢?”知情人士称，最终，金飞民航竹篮打水，不仅8000万分文未得，连后期追加的2亿资金也搭上了末班车。
据悉，金飞民航中心的两任负责人因经济问题受牢狱之灾，而利德投资控制人于波未受牵连。
9月11日，上海证券大厦北塔10层，风险券商中富证券1000平米的办公大厅内气氛冷清。
10多名中富总部员工坐在电脑桌前，他们的同事——营销管理部、集合部等与经纪业务相关的部门人员，已在10天前随上海证券托管组迁回中富证券旧址南京西路中欣大厦。
留下的人感到了失业的危险。“我们经受了2年多的威胁和重压，现在却落得被抛弃的结局，实在不公平。”两名员工向记者抱怨说。
上海证券并非第一家遭到抱怨的重组方。两年间，前来重组托管中富证券的机构换了4拨，员工们类似的抱怨总是与“脱中富于泥潭”的希望相伴而生，并循环往复。
“中富证券尝试过所有问题券商可以经历的一切解决方案，所有程序——走过，但还是没有结果。”中富证券一位高层表示，从股东自救到被华融托管，从证监会批复重组到最后再托管再清理，中富证券未竟的重组，凸显了风险券商处置历程中行政与市场两种力量难以融合的困局。
第四位来客——上海证券
一个月前，受中国证监会委托，上海证券组成的“经纪业务托管组”正式进入中富证券。
“现在让上海证券托管，一般来说，今后可能就由他们来介入收购中富的工作。”业内人士称，上海证券入场标志着中富证券重组工作落下帷幕。托管期间，上海证券的主要工作即是为后期收购中富的证券类资产做准备。
9月12日，一位内部人士表示，目前指定券商托管中富尚可以理解，但问题券商最终的接管收购应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实施市场化重组。
此前，众多券商都希望通过托管危机券商获得扩张良机。而在所余不多的托管券商中，中富证券是质量较优的一家，一直受到多家优质券商的争夺。业内人士称，中富证券的经纪业务一直以“布局优良、成本控制合理、人员精简、市场化水平较高”见长。同时，它也是国内第一家实现全面集中交易的券商，在业界广受赞誉。
“中富证券本身的经纪业务没有问题，它主要的窟窿是德隆时期的委托理财，而不是经纪业务。我觉得他们的经纪业务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还能做到这种程度，确实难能可贵。”9月8日，上海证券托管组一位人士介绍，上半年股市回暖，中富证券盈利1000多万，主要源自经纪业务。
“最关键一点是，证监会今后将不再批准新的证券公司及营业机构，再加上现在这个特殊时期，价格便宜。因此中富很受追捧。”一位熟悉中富重组内情的人士称。
2006年4月，当中富证券大股东首都机场萌生退出重组中富证券之意时，各地券商纷纷出动，“当时他们跑到证监会、各地证监局以及相关政府部门，询问中富托管事宜。”上述知情者透露，来自全国的券商不下20家，其中上海券商最为积极。
有消息显示，上海市曾经向监管部门上报过一份欲托管中富的券商名单，共4家，包括东方证券、国泰君安、申银万国、上海证券。据称，本地监管部门相对更倾向于东方证券和上海证券。
知情人士透露，东方证券和上海证券之间曾进行过激烈的暗中竞价。“13个营业部的价格，双方的报价区间大概在3000万至5000万之间。”而据中富证券2004年未经审计的年报显示，下属13家证券营业部价值约为8000万元。
最终，上海证券拿到了这个“便宜货”。他们认为，上海证券是创新类券商，业务规范、经营风格稳健，连续多年未有违规经历，是获得托管资格的优势条件。
也有业内人士认为，“无论在业务能力，还是机制运转上，东方证券皆胜上海证券一筹。但东方证券的股东结构相对分散。而上海证券的大股东是上海国际集团，它是上海市政府对外投资的窗口。这才是上海证券获得地方支持最终胜出的主要原因。”
有分析称，中富证券的13家营业部均分布于东南沿海等重点城市，网点布局优势明显，若成功收购中富证券，上海证券将从一个区域性券商迈入全国性券商的行列。
“借中富完成全国化布局的说法，也不能说不失为一种考虑。从我们的角度看，确实可以弥补一部分网点方面的缺陷。”上海证券人士对记者坦承，目前，优质券商都在考虑扩张，上海证券营业网点绝大部分集中在上海，外地很少，收购中富，对上海证券的扩张确实比较有好处。
对于托管券商的程序问题，这位高层较含糊地表示，“证监会有自己的工作程序，它要考虑一些因素，还要考虑当地一些意见。”
9月8日，上海证监局机构处负责人对中富被托管一事表示，“风险券商的处理问题非常敏感，牵涉到社会稳定问题。尤其是中富，证监会正在处理过程中，我们不便发表看法。”
“股东自救”内幕
2006年7月，曾任中富证券临时托管组负责人的郭凯霞与另外两位同事孙永亮、刘浩洋分别被监管层处以“终身市场禁入”与“市场禁入5年”的行政处罚。
这令中富证券两年前“股东自救”的一段内幕浮出水面。
2004年4月，德隆崩盘，中富证券落入泥沼。
5月10日，德隆崩溃后的第一个“五一”长假结束。株洲中级法院率先以涉及株洲商业银行经济纠纷为由查封中富资产。此后，各地法院纷至沓来。“最多时候，中富总部一天内同时出现多支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法院和公安机关人员。”知情人士称。
2004年5月20日，由金飞民航、温州国际信托组成的临时托管组代表大股东首都机场入驻中富。来自首都机场的郭凯霞担任中富临时负责人，行伍总裁职责。
“当时‘托管组’告诉我们，中富证券通过债务重组和剥离，肯定会获得新生。”中富一位老员工说，来自金飞民航“临时托管组”的主要工作是与德隆留守者谈判，希望使中富彻底脱离德隆并通过德隆无数下属壳公司之间的“债务拉直、债务剥离、债务豁免”等，使中富的损失最小化。
在此过程中，临时托管组曾起草过数稿自救方案，并不断与监管部门沟通。直至“纳爱斯6亿理财资金”案发生，金飞民航主导的“股东自救”真正用意方显现。
当年6月28日，监管部门发现中富证券发生数亿国债买入并进行债券转托管行为，经查，托管对方为首都机场旗下另外一家券商——金元证券。
知情人士透露，感觉异常的监管部门遂直接派人赶往中富证券总部查实。“在总部电梯口，监管部门人员恰遇首都机场托管方负责人郭凯霞，她正在首都机场公安保驾下准备离开。”
上述人士称，随后赶来的上海公安人员当时与首都机场公安之间一度出现僵持。
最终，当郭凯霞等人强行离开后，监管部门发现，中富账户中的客户资产市值减少了2亿多元。而减少市值的账户正是当时浙江司法机关要求中富归还而被拒绝的民营企业纳爱斯旗下若干相关账户。 此前的2004年6月8日，浙江丽水法院要求中富证券根据法院裁定书，交还纳爱斯在其营业部的约6亿元资产时，遭郭凯霞拒绝。当时郭表示，不拿出6亿元资金的原因是中富证券资产已被北京市公安部门冻结。
“监管部门查明这一情况后，一方面启动应急程序冻结上述交易，一方面通过公安部责令首都机场公安立即将已经飞回北京的郭凯霞等人带回上海。”上述知情人士称。
随后的调查显示，金飞民航为挽回损失，以“纳爱斯”相关账户中的资产有德隆提供的配比为理由，利用所派“托管组”人士控制财务和信息技术的便利，直接将“纳爱斯”账户上的现金买成国债并计划将其转移至首都机场控制的金元证券，以最终返回到金飞民航账上。
自此，首都机场的“股东自救”计划丧失了监管部门的信任，并导致此后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入场。
首都机场二次进场
2004年9月3日，国务院一纸通知，中富证券被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托管，开始第二次救赎历程。
据悉，进驻中富之初，华融曾希望在托管德恒证券、恒信证券、中富证券的基础上，收购这三家证券公司的证券类资产，打包组建一家新的证券公司，实现顺利转型。后因国家政策变动，及德隆事件的复杂化令华融对重组中富证券发生动摇。
此间，首都机场开始频繁与相关部门接触，希望为中富证券申请到注资，并以“避免国有资产流失”为理由来说服管理层，争取再次重组中富的资格。
知情人士介绍，当时证监会的主要工作是配合国务院加大券商行业整顿步伐的政策，清理不良券商，缩减数量，而首都机场的提议与证监会的意向恰相吻合。
其时，首都机场旗下已拥有民族证券50多家营业部(主要分布在北方)及金元证券20多家营业部(大部分分布在南方)。如加上中富证券13家分布于东部沿海的营业部，首都机场便拥有一张完整的全国性证券营业部网络。因此，证监会同意首都机场继续重组中富，并要求首都机场重组后将三家证券公司合并为一家。
2006年1月6日，随着华融的退出，首都机场另一班人马再次进入中富。
一位曾参与第二次首都机场重组的人士告诉记者，当时，重组方首都机场希望通过谈判，促使债权人认识并通过“债转股、债务金额缩减、债务延期归还”等方式与重组方达成共识，最终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使中富获得新生。
“他们这个想法并非遥不可及，如果能够实现的话，也是所有的债权人、员工最大的期盼。”中富证券人士表示，第二次重组过程中，首都机场确实与所有的机构投资者进行过数次沟通，重组方案也几易其稿。
但到2006年4、5月份时，首都机场重组方萌生退意。2006年7月28日，第四任重组方上海证券进入中富，首都机场完全退出。
对于第二次重组失败原因，知情人士表示，根据当时设计的重组方案，拟采取缩股方式引进战略投资者。这意味着，如果方案实施，引进的战略投资者在资金到位的瞬间，原有股东的资产将缩水30％～40％。“在这点上，首都机场作为国有企业，财务限制无法通过。”
除上述理由外，机构债权人也是难以协调的问题。
首都机场方面的人士称，第二次退出重组的原因主要是关于债权人的问题难以协调。据悉，在数轮谈判后，大部分机构债权人对方案基本认可，但也存在几家坚决不同意的债权人。“这就意味着如果中富重组成功，不同意方案的机构完全可以通过对新公司的诉讼获得全额赔偿。这显然是其他机构债权人和战略投资者比较担心的。”
“即便如此，但在绝大部分机构债权人达成基本共识的情况下，如果首都机场方面下决心重组，也是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措施挽回局面。”中富证券一位人士认为，重组失败的根本原因还在于首都机场旗下已有数个金融平台，因此重组中富并非为自身业务发展需要，而是为了减少损失，避免有关部门追责。“这使得他们对重组缺乏决心和动力。”
实际控制人利德投资与德隆隐性交易
记者调查获知，首都机场始终以挽回损失的心态纠缠于中富证券的重组，实际上这一行为与德隆介入前的实际控制人利德投资不无关联。
资料显示，中富证券的前身是原海南中商期货交易所，最初注册资本8000万。2002年初，中富证券增资扩股，温州国际信托公司以四家证券营业部(作价5132万)作为出资纳入中富。同时，金飞民航、华龙旅游、北京中融创新和A公司分别出资1．02亿，成为并列第一大股东，加上其他小股东，中富注册资本增至5．1亿。
“上述看似散乱的股东背后，实际控制人不过3家。其余几家名义上是中富前身经纪公司的老股东，其实都是幌子。”知情人士透露，三家控制人分别是金飞民航中心36％，A公司54％，温州国投10％。前两家控股90％。由于国家政策不允许单个股东持股超过20％，因此前两家公司只能把剩余50％的股份以“委托持股”的方式放在另外7家“幌子股东”头上。
知情人士透露，上述“A公司”实为利德投资，控制人是一名为于波的“资本市场老手”。这位做期货出身的大连人，一直是江湖上的“隐形大鳄”。在期市赚取第一桶金后，于波投资了若干实业，后来很快将视线转向金融机构，并利用中富增资扩股时机控制了中富证券。
知情人士透露，于波曾与金飞民航中心两任负责人黄祥忠、崔民权(二人后因经济问题分别入狱)交往甚密。在中富增资过程中，利德投资的资金实际上来自金飞民航，同时，金飞民航对中富证券的投资也委托利德投资管理。“这样的结局就是，首都机场出了5．10亿中90％的资金，但对中富证券的控制权却全部在利德投资那里。”
这种奇特的股权关系在2003年遭遇危机。
这一年，中纪委开始关注并对中富证券股权结构问题进行审查。利德投资与首都机场的合作陷入困境。
当时，首都机场决意找到下家将中富出手以避免更大的地震。“在当时情况下，中国最需要一家券商的企业就是德隆。双方一拍即合。”知情人士称，这桩交易被证监会知悉后，曾明确发文要求不得转让中富股权。
如今看来，首都机场与德隆集团之间以隐性交易的方式完成了中富股权转让。但随后事实显示，这一交易并未使首都机场受益。
据媒体报道，“2003年7月，利德公司将股权以3．6亿元的价格卖给了德隆旗下的中企东方。”而2006年1月19日，唐万新在接受检察机关审讯时供述，德隆当初收购中富证券时，由南京国投公司的委托理财资金向北京利德投资公司汇款2．8忆元，获得了中富证券54％的控股权。
前述知情人士告诉记者，2004年初，金飞民航中心已从德隆处得到绝大部分股权转让款，但德隆仍欠8000余万。当时的德隆已是穷途末路，无力偿还余下款项。为讨回余款且在德隆的游说下，金飞民航与德隆签订了一份2亿元的资产管理合同。之后，将2亿资金打人德隆控制的企业。
“金飞民航期盼神话出现，能让德隆归还全部2．8亿款项，但是德隆当时忙于‘化解危机’，怎么可能把到嘴的馒头吐出来呢?”知情人士称，最终，金飞民航竹篮打水，不仅8000万分文未得，连后期追加的2亿资金也搭上了末班车。
据悉，金飞民航中心的两任负责人因经济问题受牢狱之灾，而利德投资控制人于波未受牵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