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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贤良科本为求言选才而设，试策环节尤为重要。作为唐代制举科目的贤良科，以对策为主要考察内容。唐代君主在策问中以“束问”鼓励贤良畅所欲言、直陈时事，故贤良对策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直观反映时局政治。其贤良策题既关注宏观的政治形势，也涉及微观的具体事件。分析唐代贤良对策，可以了解时人对唐前期武周代唐、府兵废弛，中晚唐藩镇林立、宦官专权等问题的思考，进而认识唐代贤良科的基本特征。
关键词：唐代;贤良科;贤良对策;时局政治;束问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052（2021）09-00-03
贤良科始于公元前178年（汉文帝二年），是中国最早的选官科目之一。包括“贤良”“方正”“贤良方正”“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举目①。公元前134年（元光元年）始，历代贤良科取士均有“对策”环节，有考察才艺和征询政见两项作用。汉、晋、唐贤良对策文，文風相对质朴，并体现出对时局的关注和对治国的建言献策。
唐代君主极为重视贤良对策，通常不以言辞激烈而责罚贤良[1]。君主在策问中以“束问”部分，勉励贤良应举人大胆直言。据《文苑英华》卷473至卷490所收录的贤良科策问，唐前期“束问”有“别白书之，无或暧昧”“尔其无隐无忽，悉之究之，通其条贯，朕当亲览”等。中晚唐时期，束问内容更多且求言色彩更明显。比如公元821年（长庆元年）策问中，穆宗说明“朝廷之阙，四方之弊，详延而至，可得直书”;公元825年（宝历元年）策问中，敬宗鼓励贤良应举人“无泛无略，无游说，无隐情，以副虚求”等[2]。
学界对唐代贤良对策的专门研究成果有限，仅在陈飞、金滢坤等学者关于唐代制举研究或对策文书研究中偶有涉及。此外，阎步克、于凌等学者对汉晋贤良科的研究，为笔者提供了方法上的参考和理论上的借鉴②。本文将以《文苑英华》《全唐文》收录的唐代贤良对策为中心，结合《唐书》《资治通鉴》等史籍，《皇甫持正文集》等唐人文集及唐代墓志碑刻资料，在贤良对策的时代背景下，透过对策内容，分析唐代贤良科君主策问及贤良对策文书所体现的时局政治，进而丰富对唐代贤良科的认识。
一、贤良对策与府兵制败坏
唐玄宗时，作为唐前期主要军事制度的府兵制逐渐废弛，对边防形势造成极大压力。公元720年（开元八年），玄宗针对府兵“一为卫士，六十乃免”的服役时间过长问题，希望通过“促其岁限”，即缩短服役年限的办法，调动人们对充当府兵的积极性而不再设法逃避，进而挽救府兵制的衰败[3]。但改革因“府兵的问题不仅仅是府兵年限的长短”而未能奏效。在这种背景下，玄宗试图通过降诏“举贤良”，在贤良对策中寻求挽救府兵制的策略。
公元746年（天宝五载），玄宗开贤良科，针对府兵废弛下“塞垣犹守，府兵云耗，闲人轻去，冗食难归”问题，寻求改革建议。袁映在其贤良对策中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认为应奉为圭臬的“先王之理”，在于“讲信修睦”“安不忘危”，并表示：国家皇极作乂，七政有伦，增新军以保釐，革浮惰而绥辑，何忧乎府兵之耗？何有乎冗食不归？[2]
袁映的对策鲜明反映出“安史之乱”前，唐朝士人对于政局稳定、社会安宁的乐观态度。他们并未意识到随着府兵制的衰败，唐王朝军事防御体系已出现严重危机，认为只需要招募新军、整顿纪律即可。袁映不重视府兵制败坏、军士逃匿的现状，也没有意识到政权的内外军事力量早已发生逆转，从而“外重内轻”的格局随着节度使权力扩大而逐渐形成。并认为繁重的兵役是百姓头上的苛政，建议玄宗“宽以厚载”、精兵简政。开元天宝年间，长久的和平安宁使臣民纷纷恶言兵事、主张偃武修文，“百余年间，生育长养，不知金鼓之声，爟燧之光”③。官民早已习惯了和平繁荣的景象，未能充分认识府兵制败坏的消极影响，对军事力量的衰弱缺乏认识，毫不担心唐王朝长治久安。天宝五载袁映贤良对策就是这种盲目乐观心态的直观体现。
二、贤良对策与藩镇林立
中晚唐时期，统治者针对“方镇相望于内地”的藩镇林立局面[4]，在贤良策问中征询应对之道，故而这一时期的贤良对策对藩镇问题多有深入分析。
808年（宪宗元和三年）皇甫湜贤良对策，是唐代对策文书中的佳作，学者对此研究成果较多[5]。皇甫湜才学兼备，对时局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他在对策中，针对藩镇林立、军费开支极大的问题，建议统治者对士兵“减练之”。他首先从两方面分析“兵横行而厚禄”局面的产生原因：一是藩镇将帅“胜任而知兵者寡”，军事素养不佳且只关心个人利益，不注重士兵操练“保持富贵而已，岂暇教训以时，服习其事乎？”;二是州府长官“虚张名籍”，以不存在的兵员和账簿中的兵额来冒领军费、中饱私囊[6]。藩镇将帅和州郡长官这些做法，造成士兵多而不精的状况，并使中央不得不拨发大量军费。皇甫湜从“多而无用，曷若少而必精”的角度，建议“减而练之”，针对上述两项问题、对症下药。其“减”在于“简奋勇秀出之材，去屠沽负贩之党”，由此能淘汰十分之五的冗兵;其“练”在于“核其名实，纠以文法”，由此能淘汰十分之二的冗兵。通过“减”“练”并用的手段，能够沙汰十分之七的冗兵，选拔出具有较强战斗能力的精兵。此外，针对藩镇将领养兵而不练兵、州县长官虚报兵额冒领兵费等乱象，要委派廉洁奉公的官员，去核实军籍账目。在进行这些改革的同时，还要做到轻徭薄赋，“家给人和，则横暴不作”。百姓安定、社会稳定，才能避免因平定叛乱而带来额外的军事开销[6]。
公元821年（长庆元年）沈亚之贤良对策，认为肃宗、代宗“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造成的河朔藩镇割据局面，至此已成尾大不掉之势[4]。宪宗讨平叛乱藩镇后，只短暂出现过“淮夷擒，齐鲁灭，常山死，幽燕归”的可喜局面，“不旋踵而贼气复作矣”。沈亚之就此提出“拘燕囚蓟”的应对策略，试图以武力彻底解决河朔地区藩镇格局问题，即迅速发兵，先发制人“立势而诛之”。从西、南两面调集重兵作为进攻主力，“聚威于深棣，实力于沧、定。然后以赵、魏临常山，环兵而攻之”，此外再从太原调集军队进入蓟邱作为偏师，“则易水之东，左臂不能傍运”。 沈亚之建议从西、南两个方向调集重兵，一举拔除河朔藩镇，彻底解决割据问题。但未能说明如何调集到这批有作战意愿和相当实力的部队。同时，公元808年（元和三年）皇甫湜贤良对策中提到的州府长官虚报名额、冒领军费问题，仍未得到解决，甚至愈演愈烈，“士卒虚名占籍者十五”。沈亚之建议进行严格的审查和裁汰[2]。由此可见，中晚唐时期藩镇林立问题、士卒虚名占籍问题，是难以轻易革除的顽疾。尽管统治者和官员士子不断提出对策，却始终收不到实效。由此导致的“外重内轻”、军费浩大问题，困扰着唐政府的始终，并最终导致了唐王朝的覆亡。
三、贤良对策与宦官专权
公元808年（元和三年）皇甫湜、牛僧孺、李宗闵的贤良对策，多年来多被视作攻击李吉甫为代表的宰相群体。岑仲勉《隋唐史》分析贤良对策内容和内外形势，表示元和三年贤良对策矛头所指是宦官群体而非李吉甫。何灿浩《元和对策案试探》据墓志等文献，提出元和三年贤良对策，“策文内容主要应为抨击宦官乱政……据李翱撰的《杨公墓志铭》载，杨於陵策文直言，竟使‘中贵人大怒’。策文所以激怒内廷宦官，当是因其确有激烈抨击宦官之处”，并认为永贞革新的失败是导致贤良攻击宦官的时代背景。唐长孺《<旧唐书>中关于元和三年对策案的矛盾记载》指出，“策文触犯的‘权幸’‘贵幸’，均指宦官，具体地说，是吐突承璀、刘光琦、梁守谦”。近年的研究论著普遍认为，元和三年贤良对策触怒的权贵是宦官，抨击的对象是宦官专权现象[7]。
皇甫湜贤良对策指出“侍从之臣，皆失其职”是导致朝政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表达了对宦官“掌王命，握兵柄”、在中央统领禁军、在藩镇担任监军的不满，建议“复周之旧典，去汉之末祸”[6]。“汉之末祸”当为东汉宦官专权，“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并最终导致汉朝覆亡之例。皇甫湜通过借古讽今，希望引起憲宗关注并吸取东汉的前车之鉴，屏退阉党、重用朝官，“还谏官、史官、侍臣之职，使之左右前后”。希望遵守王朝法度的官员士大夫群体与皇帝合作，力求改变宦官专权现象，改善行政效率，巩固统治基础。
然而皇甫湜、牛僧孺等人的贤良对策，非但没有促使宪宗着手削弱宦官，反引来宦官“泣诉于上”，长期被排抑在外，不得入京进用。于是宦官权力自元和之后逐渐扩张，到穆宗以后甚至“建置天子在其掌握”[3]。公元828年（太和二年）刘蕡应贤良科时，出现“阍寺权盛，握兵宫闱，横制天下”的局面，朝臣不甘受制，引藩镇为外援同宦官相抗，于是“南衙北司”之争势同水火。
刘蕡贤良对策以“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海内将乱”四角度，描绘社稷将倾的种种预兆并以激烈的言辞抨击宦官专权。刘蕡直指宦官“弑君立帝”的敏感话题，直言：“将杜篡弑之渐，则居正位而近正人”，暗示敬宗之死与宦官关系密切，引发文宗反思。他指出宦官群体在内统率禁军，在外充当监军，已形成“威慑朝廷，势倾海内，群臣莫敢指其状，天子不得制其心”之势。警示文宗，如果不尽快行动，重用官僚群体，削夺宦官职权，“恐曹节、侯览，复生于今日”[2]。曹节、侯览是东汉权宦，而宦官专权则导致了东汉覆亡。刘蕡希望文宗吸取东汉教训，力矫宦官专权之弊。
刘蕡又列举《春秋》“晋赵鞅以晋阳之兵叛入于晋”的典故，警示文宗：当年赵鞅曾以“清君侧”之名“取晋阳之甲”攻入京师，而今更处于藩镇林立、外重内轻的局面下。若继续纵容宦官专权、祸乱朝纲。一旦有强藩打出“清君侧”的旗号，“以安君为名”“以逐恶为义”，将反对宦官专权作为行动合法性依据，领兵入京。那么唐廷将陷入被动，甚至有改朝换代的危险[2]。刘蕡此言，在八十年后终得应验。公元902年（天复二年），唐昭宗被韩全诲等宦官挟持入凤翔节镇。宦官劫持天子，使节度使朱温看到仿赵鞅“清君侧”之名“取晋阳之甲”的希望。于是他以“勤王”为口号，“合四镇兵十余万”进攻凤翔镇。次年，朱温攻破凤翔，将宦官、近侍疑兵斩杀于内侍省，“自是京城并无宦官”[8]。宦官专权虽终于得到解决，但朱温权势持续膨胀、已无人能够制约，很快就取代唐室。李唐王朝终于解决困扰了整个中晚唐的顽疾——宦官专权之后，“国祚旋亦覆亡”。
四、综论
贤良科本为求言选才而设，试策环节尤为重要。汉、晋、唐三朝均有贤良策问流传于世，即使少数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亦有贤良试策的记载。统治者希望贤良在对策当中，反映出关于民情、吏治等方面的社会信息，并提出有裨益于时政的建议。即使贤良在对策中措辞激烈，通常也不加责罚。相比其他察举、制举科目，贤良科的对策环节尤为重要，并往往反映出时局政治的特点及演变。
贤良策试中，统治者以策问“束问”部分鼓励贤良“毕志直书，无有所隐”“无泛无略，无游说，无隐情，以副虚求”。因此唐代贤良对策，具有文风精练、贴合时政、敢于直言的特点，与时局政治关系密切。其所反映的政治背景和时代主题，除上文分析的唐前期府兵废弛，中晚唐藩镇林立、宦官专权等宏观层面的重大问题外，还往往与微观层面的具体事件及政令密切相关。据相关记载可知，唐代贤良科举行不下26次，涉及的内容包括了具体的政治事件、经济政策的修订和调整、文化政策与取士标准等。公元685年（垂拱元年）的贤良对策，就为我们了解唐代贤良对策和特定时代背景、具体历史事件的关系，提供了直观的例证。
公元685年虽然睿宗李旦为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但实权早已牢牢把控在太后武则天手中。武则天有意矮化睿宗的地位和角色，只允许他在“别殿”居住，而军国政务均由自己摄理[8]。在托《周礼》改制并营建“神都”作为新的权力中心后，武则天加紧了取代唐朝的脚步。一面大肆宣扬符箓祥瑞，为自己女主临朝、取代唐室营造舆论;一面追尊老子之母为“先天太后”，与身为李唐皇室远祖的老子同处一庙，共享君臣祭拜，由此强化母权、进一步尊崇自己的地位。 在武后授意下，此年贤良策问，围绕“先天太后”入庙事件，大谈“母子相承”说。策问公然出现“五运因循，明王由之革命”之语，甚至公开宣称“三微递代，哲后所以承天”“莫不母子相承，终始交际”[2]。显然是以毋庸置疑的口吻，强调“母子相承”的必然性，预先为当年的贤良对策画定基调。同时也可以借助考察对策，探知贤良对带有明显隐喻意味的“母子相承”的态度。
在这一背景下，贤良吴师道对“母子相承”问题仅用20字一笔带过，更多的笔墨除了钩沉史事，就是空谈玄理，虽然谈论的内容看似均不涉及时局政治。然而他对政治的刻意回避，反而从侧面体现了当年的时局特点：如果正面作答，势必要对武后准备取代李唐的一系列政治运作，作出公开评论，所言一旦失当，必将引火烧身。吴师道当年刚进士中第，步入官场，面对尚不明朗的政治局势，不愿轻率地做出自己的选择④。值得注意的是，吴师道对策中回答策问仅用20字，而自我贬损、表达惶恐的谦辞却有32字。足见在强化太后尊位的直接背景下，公元685年（垂拱元年）贤良对策具有的政治敏感性[2]。一问一答之间，鲜明地体现出统治者对“母子相承”之说的鼓噪造势，及吴师道避重就轻、小心翼翼的惶恐心态，生动地反映出武周代唐前的舆论形势和时局特点。
由此可见，作为唐代制举科目的贤良科，以对策为主要考察内容。统治者鼓励贤良畅所欲言，直陈时事，故贤良对策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直观反映着时局政治。其贤良策题既关注宏观的政治形势，如宦官问题、藩镇问题;也涉及微观的具体事件，如“先天太后”入居太上玄元皇帝庙问题。分析唐代贤良对策，可以了解时人对的思考与认识，体会唐代贤良对策“无隐无忽，悉之究之”“详敷事实，靡得浮词”的主要特征。
参考文献：
[1]（清）董诰，等.《全唐文》卷六四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卷四七三、四八〇、四八二、四八一、四九〇、四九二、四九三[M].北京：中华书局，1966.
[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二、二四三[M].北京：中华书局，2012.
[4]（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五〇《兵志》、卷二一〇《藩镇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刘新征.皇甫湜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12.
[6]（唐）皇甫湜.《皇甫持正文集》卷三《制策一道》[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7]孙敏.李德裕与牛李党争：《穷愁志》研究[C].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
[8]（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卷一八四《宦官传》、卷一九〇下《文苑传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5.
（责任编辑：董维）
①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第十〉》，中华书局1982。
② 金滢坤：《中晚唐制举对策与政局变化——以藩镇问题为中心》，学术月刊2012年第7期。
③ （唐）杜佑：《〈通典〉卷十五〈选举典〉》，中华书局，1988。
④ （清）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卷三，燕山出版社，2003。
收稿日期：2021-04-22 修改日期：2021-07-09
作者简介：任晔（1992—），男，山東单县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20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史研究。
关键词：唐代;贤良科;贤良对策;时局政治;束问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052（2021）09-00-03
贤良科始于公元前178年（汉文帝二年），是中国最早的选官科目之一。包括“贤良”“方正”“贤良方正”“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举目①。公元前134年（元光元年）始，历代贤良科取士均有“对策”环节，有考察才艺和征询政见两项作用。汉、晋、唐贤良对策文，文風相对质朴，并体现出对时局的关注和对治国的建言献策。
唐代君主极为重视贤良对策，通常不以言辞激烈而责罚贤良[1]。君主在策问中以“束问”部分，勉励贤良应举人大胆直言。据《文苑英华》卷473至卷490所收录的贤良科策问，唐前期“束问”有“别白书之，无或暧昧”“尔其无隐无忽，悉之究之，通其条贯，朕当亲览”等。中晚唐时期，束问内容更多且求言色彩更明显。比如公元821年（长庆元年）策问中，穆宗说明“朝廷之阙，四方之弊，详延而至，可得直书”;公元825年（宝历元年）策问中，敬宗鼓励贤良应举人“无泛无略，无游说，无隐情，以副虚求”等[2]。
学界对唐代贤良对策的专门研究成果有限，仅在陈飞、金滢坤等学者关于唐代制举研究或对策文书研究中偶有涉及。此外，阎步克、于凌等学者对汉晋贤良科的研究，为笔者提供了方法上的参考和理论上的借鉴②。本文将以《文苑英华》《全唐文》收录的唐代贤良对策为中心，结合《唐书》《资治通鉴》等史籍，《皇甫持正文集》等唐人文集及唐代墓志碑刻资料，在贤良对策的时代背景下，透过对策内容，分析唐代贤良科君主策问及贤良对策文书所体现的时局政治，进而丰富对唐代贤良科的认识。
一、贤良对策与府兵制败坏
唐玄宗时，作为唐前期主要军事制度的府兵制逐渐废弛，对边防形势造成极大压力。公元720年（开元八年），玄宗针对府兵“一为卫士，六十乃免”的服役时间过长问题，希望通过“促其岁限”，即缩短服役年限的办法，调动人们对充当府兵的积极性而不再设法逃避，进而挽救府兵制的衰败[3]。但改革因“府兵的问题不仅仅是府兵年限的长短”而未能奏效。在这种背景下，玄宗试图通过降诏“举贤良”，在贤良对策中寻求挽救府兵制的策略。
公元746年（天宝五载），玄宗开贤良科，针对府兵废弛下“塞垣犹守，府兵云耗，闲人轻去，冗食难归”问题，寻求改革建议。袁映在其贤良对策中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认为应奉为圭臬的“先王之理”，在于“讲信修睦”“安不忘危”，并表示：国家皇极作乂，七政有伦，增新军以保釐，革浮惰而绥辑，何忧乎府兵之耗？何有乎冗食不归？[2]
袁映的对策鲜明反映出“安史之乱”前，唐朝士人对于政局稳定、社会安宁的乐观态度。他们并未意识到随着府兵制的衰败，唐王朝军事防御体系已出现严重危机，认为只需要招募新军、整顿纪律即可。袁映不重视府兵制败坏、军士逃匿的现状，也没有意识到政权的内外军事力量早已发生逆转，从而“外重内轻”的格局随着节度使权力扩大而逐渐形成。并认为繁重的兵役是百姓头上的苛政，建议玄宗“宽以厚载”、精兵简政。开元天宝年间，长久的和平安宁使臣民纷纷恶言兵事、主张偃武修文，“百余年间，生育长养，不知金鼓之声，爟燧之光”③。官民早已习惯了和平繁荣的景象，未能充分认识府兵制败坏的消极影响，对军事力量的衰弱缺乏认识，毫不担心唐王朝长治久安。天宝五载袁映贤良对策就是这种盲目乐观心态的直观体现。
二、贤良对策与藩镇林立
中晚唐时期，统治者针对“方镇相望于内地”的藩镇林立局面[4]，在贤良策问中征询应对之道，故而这一时期的贤良对策对藩镇问题多有深入分析。
808年（宪宗元和三年）皇甫湜贤良对策，是唐代对策文书中的佳作，学者对此研究成果较多[5]。皇甫湜才学兼备，对时局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他在对策中，针对藩镇林立、军费开支极大的问题，建议统治者对士兵“减练之”。他首先从两方面分析“兵横行而厚禄”局面的产生原因：一是藩镇将帅“胜任而知兵者寡”，军事素养不佳且只关心个人利益，不注重士兵操练“保持富贵而已，岂暇教训以时，服习其事乎？”;二是州府长官“虚张名籍”，以不存在的兵员和账簿中的兵额来冒领军费、中饱私囊[6]。藩镇将帅和州郡长官这些做法，造成士兵多而不精的状况，并使中央不得不拨发大量军费。皇甫湜从“多而无用，曷若少而必精”的角度，建议“减而练之”，针对上述两项问题、对症下药。其“减”在于“简奋勇秀出之材，去屠沽负贩之党”，由此能淘汰十分之五的冗兵;其“练”在于“核其名实，纠以文法”，由此能淘汰十分之二的冗兵。通过“减”“练”并用的手段，能够沙汰十分之七的冗兵，选拔出具有较强战斗能力的精兵。此外，针对藩镇将领养兵而不练兵、州县长官虚报兵额冒领兵费等乱象，要委派廉洁奉公的官员，去核实军籍账目。在进行这些改革的同时，还要做到轻徭薄赋，“家给人和，则横暴不作”。百姓安定、社会稳定，才能避免因平定叛乱而带来额外的军事开销[6]。
公元821年（长庆元年）沈亚之贤良对策，认为肃宗、代宗“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造成的河朔藩镇割据局面，至此已成尾大不掉之势[4]。宪宗讨平叛乱藩镇后，只短暂出现过“淮夷擒，齐鲁灭，常山死，幽燕归”的可喜局面，“不旋踵而贼气复作矣”。沈亚之就此提出“拘燕囚蓟”的应对策略，试图以武力彻底解决河朔地区藩镇格局问题，即迅速发兵，先发制人“立势而诛之”。从西、南两面调集重兵作为进攻主力，“聚威于深棣，实力于沧、定。然后以赵、魏临常山，环兵而攻之”，此外再从太原调集军队进入蓟邱作为偏师，“则易水之东，左臂不能傍运”。 沈亚之建议从西、南两个方向调集重兵，一举拔除河朔藩镇，彻底解决割据问题。但未能说明如何调集到这批有作战意愿和相当实力的部队。同时，公元808年（元和三年）皇甫湜贤良对策中提到的州府长官虚报名额、冒领军费问题，仍未得到解决，甚至愈演愈烈，“士卒虚名占籍者十五”。沈亚之建议进行严格的审查和裁汰[2]。由此可见，中晚唐时期藩镇林立问题、士卒虚名占籍问题，是难以轻易革除的顽疾。尽管统治者和官员士子不断提出对策，却始终收不到实效。由此导致的“外重内轻”、军费浩大问题，困扰着唐政府的始终，并最终导致了唐王朝的覆亡。
三、贤良对策与宦官专权
公元808年（元和三年）皇甫湜、牛僧孺、李宗闵的贤良对策，多年来多被视作攻击李吉甫为代表的宰相群体。岑仲勉《隋唐史》分析贤良对策内容和内外形势，表示元和三年贤良对策矛头所指是宦官群体而非李吉甫。何灿浩《元和对策案试探》据墓志等文献，提出元和三年贤良对策，“策文内容主要应为抨击宦官乱政……据李翱撰的《杨公墓志铭》载，杨於陵策文直言，竟使‘中贵人大怒’。策文所以激怒内廷宦官，当是因其确有激烈抨击宦官之处”，并认为永贞革新的失败是导致贤良攻击宦官的时代背景。唐长孺《<旧唐书>中关于元和三年对策案的矛盾记载》指出，“策文触犯的‘权幸’‘贵幸’，均指宦官，具体地说，是吐突承璀、刘光琦、梁守谦”。近年的研究论著普遍认为，元和三年贤良对策触怒的权贵是宦官，抨击的对象是宦官专权现象[7]。
皇甫湜贤良对策指出“侍从之臣，皆失其职”是导致朝政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表达了对宦官“掌王命，握兵柄”、在中央统领禁军、在藩镇担任监军的不满，建议“复周之旧典，去汉之末祸”[6]。“汉之末祸”当为东汉宦官专权，“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并最终导致汉朝覆亡之例。皇甫湜通过借古讽今，希望引起憲宗关注并吸取东汉的前车之鉴，屏退阉党、重用朝官，“还谏官、史官、侍臣之职，使之左右前后”。希望遵守王朝法度的官员士大夫群体与皇帝合作，力求改变宦官专权现象，改善行政效率，巩固统治基础。
然而皇甫湜、牛僧孺等人的贤良对策，非但没有促使宪宗着手削弱宦官，反引来宦官“泣诉于上”，长期被排抑在外，不得入京进用。于是宦官权力自元和之后逐渐扩张，到穆宗以后甚至“建置天子在其掌握”[3]。公元828年（太和二年）刘蕡应贤良科时，出现“阍寺权盛，握兵宫闱，横制天下”的局面，朝臣不甘受制，引藩镇为外援同宦官相抗，于是“南衙北司”之争势同水火。
刘蕡贤良对策以“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海内将乱”四角度，描绘社稷将倾的种种预兆并以激烈的言辞抨击宦官专权。刘蕡直指宦官“弑君立帝”的敏感话题，直言：“将杜篡弑之渐，则居正位而近正人”，暗示敬宗之死与宦官关系密切，引发文宗反思。他指出宦官群体在内统率禁军，在外充当监军，已形成“威慑朝廷，势倾海内，群臣莫敢指其状，天子不得制其心”之势。警示文宗，如果不尽快行动，重用官僚群体，削夺宦官职权，“恐曹节、侯览，复生于今日”[2]。曹节、侯览是东汉权宦，而宦官专权则导致了东汉覆亡。刘蕡希望文宗吸取东汉教训，力矫宦官专权之弊。
刘蕡又列举《春秋》“晋赵鞅以晋阳之兵叛入于晋”的典故，警示文宗：当年赵鞅曾以“清君侧”之名“取晋阳之甲”攻入京师，而今更处于藩镇林立、外重内轻的局面下。若继续纵容宦官专权、祸乱朝纲。一旦有强藩打出“清君侧”的旗号，“以安君为名”“以逐恶为义”，将反对宦官专权作为行动合法性依据，领兵入京。那么唐廷将陷入被动，甚至有改朝换代的危险[2]。刘蕡此言，在八十年后终得应验。公元902年（天复二年），唐昭宗被韩全诲等宦官挟持入凤翔节镇。宦官劫持天子，使节度使朱温看到仿赵鞅“清君侧”之名“取晋阳之甲”的希望。于是他以“勤王”为口号，“合四镇兵十余万”进攻凤翔镇。次年，朱温攻破凤翔，将宦官、近侍疑兵斩杀于内侍省，“自是京城并无宦官”[8]。宦官专权虽终于得到解决，但朱温权势持续膨胀、已无人能够制约，很快就取代唐室。李唐王朝终于解决困扰了整个中晚唐的顽疾——宦官专权之后，“国祚旋亦覆亡”。
四、综论
贤良科本为求言选才而设，试策环节尤为重要。汉、晋、唐三朝均有贤良策问流传于世，即使少数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亦有贤良试策的记载。统治者希望贤良在对策当中，反映出关于民情、吏治等方面的社会信息，并提出有裨益于时政的建议。即使贤良在对策中措辞激烈，通常也不加责罚。相比其他察举、制举科目，贤良科的对策环节尤为重要，并往往反映出时局政治的特点及演变。
贤良策试中，统治者以策问“束问”部分鼓励贤良“毕志直书，无有所隐”“无泛无略，无游说，无隐情，以副虚求”。因此唐代贤良对策，具有文风精练、贴合时政、敢于直言的特点，与时局政治关系密切。其所反映的政治背景和时代主题，除上文分析的唐前期府兵废弛，中晚唐藩镇林立、宦官专权等宏观层面的重大问题外，还往往与微观层面的具体事件及政令密切相关。据相关记载可知，唐代贤良科举行不下26次，涉及的内容包括了具体的政治事件、经济政策的修订和调整、文化政策与取士标准等。公元685年（垂拱元年）的贤良对策，就为我们了解唐代贤良对策和特定时代背景、具体历史事件的关系，提供了直观的例证。
公元685年虽然睿宗李旦为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但实权早已牢牢把控在太后武则天手中。武则天有意矮化睿宗的地位和角色，只允许他在“别殿”居住，而军国政务均由自己摄理[8]。在托《周礼》改制并营建“神都”作为新的权力中心后，武则天加紧了取代唐朝的脚步。一面大肆宣扬符箓祥瑞，为自己女主临朝、取代唐室营造舆论;一面追尊老子之母为“先天太后”，与身为李唐皇室远祖的老子同处一庙，共享君臣祭拜，由此强化母权、进一步尊崇自己的地位。 在武后授意下，此年贤良策问，围绕“先天太后”入庙事件，大谈“母子相承”说。策问公然出现“五运因循，明王由之革命”之语，甚至公开宣称“三微递代，哲后所以承天”“莫不母子相承，终始交际”[2]。显然是以毋庸置疑的口吻，强调“母子相承”的必然性，预先为当年的贤良对策画定基调。同时也可以借助考察对策，探知贤良对带有明显隐喻意味的“母子相承”的态度。
在这一背景下，贤良吴师道对“母子相承”问题仅用20字一笔带过，更多的笔墨除了钩沉史事，就是空谈玄理，虽然谈论的内容看似均不涉及时局政治。然而他对政治的刻意回避，反而从侧面体现了当年的时局特点：如果正面作答，势必要对武后准备取代李唐的一系列政治运作，作出公开评论，所言一旦失当，必将引火烧身。吴师道当年刚进士中第，步入官场，面对尚不明朗的政治局势，不愿轻率地做出自己的选择④。值得注意的是，吴师道对策中回答策问仅用20字，而自我贬损、表达惶恐的谦辞却有32字。足见在强化太后尊位的直接背景下，公元685年（垂拱元年）贤良对策具有的政治敏感性[2]。一问一答之间，鲜明地体现出统治者对“母子相承”之说的鼓噪造势，及吴师道避重就轻、小心翼翼的惶恐心态，生动地反映出武周代唐前的舆论形势和时局特点。
由此可见，作为唐代制举科目的贤良科，以对策为主要考察内容。统治者鼓励贤良畅所欲言，直陈时事，故贤良对策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直观反映着时局政治。其贤良策题既关注宏观的政治形势，如宦官问题、藩镇问题;也涉及微观的具体事件，如“先天太后”入居太上玄元皇帝庙问题。分析唐代贤良对策，可以了解时人对的思考与认识，体会唐代贤良对策“无隐无忽，悉之究之”“详敷事实，靡得浮词”的主要特征。
参考文献：
[1]（清）董诰，等.《全唐文》卷六四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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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二、二四三[M].北京：中华书局，2012.
[4]（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五〇《兵志》、卷二一〇《藩镇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刘新征.皇甫湜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12.
[6]（唐）皇甫湜.《皇甫持正文集》卷三《制策一道》[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7]孙敏.李德裕与牛李党争：《穷愁志》研究[C].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
[8]（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卷一八四《宦官传》、卷一九〇下《文苑传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5.
（责任编辑：董维）
①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第十〉》，中华书局1982。
② 金滢坤：《中晚唐制举对策与政局变化——以藩镇问题为中心》，学术月刊2012年第7期。
③ （唐）杜佑：《〈通典〉卷十五〈选举典〉》，中华书局，1988。
④ （清）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卷三，燕山出版社，2003。
收稿日期：2021-04-22 修改日期：2021-07-09
作者简介：任晔（1992—），男，山東单县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20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