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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军改大幕拉开，中国军队深化改革将面临新一轮裁军。回忆中国的精兵之路，从建国初期到1985年百万大裁军，到20世纪初的裁军20万，再到本次裁军30万，裁军，成为中国军队现代化的一个体现。
建国初裁军与“肿、散、骄、奢、惰”
美国独立战争统帅华盛顿在总结南征北战的经验时，意味深长地说：“取得战争胜利的军队是精锐的军队，而不是庞大的军队。”中国的军事家也深谙“凡兵，务精不务多”的道理。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一直是中国军改的根本原则。
1950年4月，我军员额达到550万。当时，解放战争接近尾声，全国形势基本稳定，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把我军总数由550万精简到400万。
1953年12月，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决定，把全军整编为350万人。
1957年1月7日至27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全军员额精简36%。
1959年至1965年间，由于中苏边境、东南沿海、中印边境的种种矛盾加剧，我军进行整军备战。至1965年，全军总员额扩展到400万人。
“文革”动乱，军队建设“搞得相当乱”。据1972年7月统计，军队机关及直属单位等的员额占21.4%，达127.3万人，各种保障部队的员额占27.2%，达162万人，军以下战斗部队仅占51.4%，为306万人。更为严重的是，“文革”结束前，军队员额还在增加，一度达到600多万。
1975年1月，邓小平复出担任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后，首次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讲话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多。”邓小平看到当年我军存在着“肿、散、骄、奢、惰”等问题时，第一个问题就是“肿”。
邓小平与1985大裁军
百万大裁军，是我军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精简，闪现出一系列创新体制编制、走强军之路的亮点。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作出了一个重大决策：减少军队员额100万。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宣布这一决定时，竖起一个指头，满怀信心地说：“我们下这样大的决心，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一百万，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
1982年1月，邓小平在谈到精简机构时曾经说过，精简是涉及几百万大、中、小干部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大，“但是，第一条决心要大，第二条才是工作要细。再细，也难免有照顾不周到的地方，这个话要说到前面。”发生在1985年裁军中的“成昆之变”，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的风格。
在精简整编方案正式下达之前，包括昆明军区司令员张秀将军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昆明军区不会撤销。按照军委的初步方案，昆明军区将与成都军区合并，定点昆明，以昆明军区机关为主，组成新的昆明军区。这不仅因为昆明军区的班底是原二野的部队组成，而且当时昆明军区正担负着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任务，处于特殊时期。
出乎意料，军委扩大会议宣布的方案是：撤销昆明军区，其机关和部队与成都军区合并。的确，从国家建设长远利益和整体战略利益出发，保留成都军区要比保留昆明军区合理得多。
8月14日，邓小平亲自发布昆明与成都军区合并的命令。昆明军区于8月30日停止了办公。此事在军内外震动极大。作为二野老政委的邓小平拿昆明军区开刀，人们从这里看到了邓小平裁军的巨大决心。
到1990年，全军员额已减少到319.9万人。与此同时，还削减了大量落后陈旧的装备，其中各种火炮近1万门，各型坦克1100余辆，各型飞机近2500架，各型舰艇610余艘。
至此，陆军的特种兵数量第一次超过了步兵数量，炮兵成为陆军中的第一兵种，装甲兵成为陆军的主要突击力量，陆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陆军防空导弹部队等一大批新的兵种纷纷诞生，骑兵、司号兵等不适应现代战争的兵种和专业被取消。
通过百万大裁军，人民解放军在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迈出了重大步伐。正如邓小平所说：“减少一百万，实际上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两个根本性转变”和“三步走”
回看历史，中国军队改革的一个特点是不间断的“酝酿与推进并行”的“小碎步”演进方式，只不过一些最敏感的“窗户纸”还没有被捅破，水到渠成似乎只差那么一个浪头。
世纪之交，军队学术界普遍将这一阶段称为军队变革跃升阶段。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了一种全新的战争形态和战争方式，从而引发了一场世界性的军事变革。
上世纪90年代后的三次编制体制调整改革，时间分别是1992年、1998年和2003年。
这三次大型改革，带有较强的连续性，起点是令中国军队高层极为震撼的“海湾战争”，海湾战争后，中国军队从统帅部到科研院所召开了数百次会议，一个共性的结论是，新军事变革的浪潮已经扑来，军队必须改革，不改革就意味着完败。
中央军委适时提出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分三步走”。1995年12月，《九五期间军队建设计划纲要》中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即在军事斗争准备上，由应付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向准备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转变；在军队建设上，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
两个转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开始。1997年提出的“分三步走”：第一步，到2010年，主要是解决好规模、体制编制和政策制度问题，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打下坚实基础；第二步，到2020年，加快军队的质量建设，使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第三步，再经过30年的努力，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
2003年6月23日，中央军委印发了《2005年前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总体方案》。2003年7月军委扩大会议之后，全军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全面展开，中共军队裁减军队员额20万，军队总规模降至230万，陆军部队占全军总员额的比例下降至历史最低点，机关直属单位、院校得到了精简。
2015年9月初，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上，中央宣布裁军30万人。“精简机关和非战斗机构人员，使军队更加精干高效”成为此次裁军的重要原则。
建国初裁军与“肿、散、骄、奢、惰”
美国独立战争统帅华盛顿在总结南征北战的经验时，意味深长地说：“取得战争胜利的军队是精锐的军队，而不是庞大的军队。”中国的军事家也深谙“凡兵，务精不务多”的道理。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一直是中国军改的根本原则。
1950年4月，我军员额达到550万。当时，解放战争接近尾声，全国形势基本稳定，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把我军总数由550万精简到400万。
1953年12月，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决定，把全军整编为350万人。
1957年1月7日至27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全军员额精简36%。
1959年至1965年间，由于中苏边境、东南沿海、中印边境的种种矛盾加剧，我军进行整军备战。至1965年，全军总员额扩展到400万人。
“文革”动乱，军队建设“搞得相当乱”。据1972年7月统计，军队机关及直属单位等的员额占21.4%，达127.3万人，各种保障部队的员额占27.2%，达162万人，军以下战斗部队仅占51.4%，为306万人。更为严重的是，“文革”结束前，军队员额还在增加，一度达到600多万。
1975年1月，邓小平复出担任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后，首次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讲话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多。”邓小平看到当年我军存在着“肿、散、骄、奢、惰”等问题时，第一个问题就是“肿”。
邓小平与1985大裁军
百万大裁军，是我军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精简，闪现出一系列创新体制编制、走强军之路的亮点。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作出了一个重大决策：减少军队员额100万。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宣布这一决定时，竖起一个指头，满怀信心地说：“我们下这样大的决心，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一百万，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
1982年1月，邓小平在谈到精简机构时曾经说过，精简是涉及几百万大、中、小干部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大，“但是，第一条决心要大，第二条才是工作要细。再细，也难免有照顾不周到的地方，这个话要说到前面。”发生在1985年裁军中的“成昆之变”，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的风格。
在精简整编方案正式下达之前，包括昆明军区司令员张秀将军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昆明军区不会撤销。按照军委的初步方案，昆明军区将与成都军区合并，定点昆明，以昆明军区机关为主，组成新的昆明军区。这不仅因为昆明军区的班底是原二野的部队组成，而且当时昆明军区正担负着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任务，处于特殊时期。
出乎意料，军委扩大会议宣布的方案是：撤销昆明军区，其机关和部队与成都军区合并。的确，从国家建设长远利益和整体战略利益出发，保留成都军区要比保留昆明军区合理得多。
8月14日，邓小平亲自发布昆明与成都军区合并的命令。昆明军区于8月30日停止了办公。此事在军内外震动极大。作为二野老政委的邓小平拿昆明军区开刀，人们从这里看到了邓小平裁军的巨大决心。
到1990年，全军员额已减少到319.9万人。与此同时，还削减了大量落后陈旧的装备，其中各种火炮近1万门，各型坦克1100余辆，各型飞机近2500架，各型舰艇610余艘。
至此，陆军的特种兵数量第一次超过了步兵数量，炮兵成为陆军中的第一兵种，装甲兵成为陆军的主要突击力量，陆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陆军防空导弹部队等一大批新的兵种纷纷诞生，骑兵、司号兵等不适应现代战争的兵种和专业被取消。
通过百万大裁军，人民解放军在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迈出了重大步伐。正如邓小平所说：“减少一百万，实际上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两个根本性转变”和“三步走”
回看历史，中国军队改革的一个特点是不间断的“酝酿与推进并行”的“小碎步”演进方式，只不过一些最敏感的“窗户纸”还没有被捅破，水到渠成似乎只差那么一个浪头。
世纪之交，军队学术界普遍将这一阶段称为军队变革跃升阶段。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了一种全新的战争形态和战争方式，从而引发了一场世界性的军事变革。
上世纪90年代后的三次编制体制调整改革，时间分别是1992年、1998年和2003年。
这三次大型改革，带有较强的连续性，起点是令中国军队高层极为震撼的“海湾战争”，海湾战争后，中国军队从统帅部到科研院所召开了数百次会议，一个共性的结论是，新军事变革的浪潮已经扑来，军队必须改革，不改革就意味着完败。
中央军委适时提出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分三步走”。1995年12月，《九五期间军队建设计划纲要》中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即在军事斗争准备上，由应付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向准备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转变；在军队建设上，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
两个转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开始。1997年提出的“分三步走”：第一步，到2010年，主要是解决好规模、体制编制和政策制度问题，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打下坚实基础；第二步，到2020年，加快军队的质量建设，使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第三步，再经过30年的努力，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
2003年6月23日，中央军委印发了《2005年前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总体方案》。2003年7月军委扩大会议之后，全军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全面展开，中共军队裁减军队员额20万，军队总规模降至230万，陆军部队占全军总员额的比例下降至历史最低点，机关直属单位、院校得到了精简。
2015年9月初，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上，中央宣布裁军30万人。“精简机关和非战斗机构人员，使军队更加精干高效”成为此次裁军的重要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