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朗读亭是电视节目《朗读者》面向大众开设的流动录音棚，从北京一路南下至广州、杭州、上海、武汉、深圳，所到之处，风头无两。
借助电视节目和线下朗读，朗读这一古老的阅读方式重新时髦起来。这场如火如荼的朗读潮背后，是国民阅读贫乏的现状——2016年全国出版了31万种图书，而第14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成年国民人均阅读图书7.86本。相较北欧、韩国年人均阅读的24本和11本，“7.86”这一数字显得格外孱弱。
这一波朗读热潮为读书这一私人行为蒙上了情感分享和仪式感的面纱。然而，当好奇得到满足，兴趣戛然而止，多数人选择抽身离开，奔赴下一个热点。
守在书架和书桌旁的，或许还是原来那拨能从静默文字中发掘乐趣的读书人。
舞台华丽，顶尖音乐人加盟，每个嘉宾完成文本朗读后，都会倾吐一个深藏于心的人生故事——屏幕里，董卿时常红了眼眶；屏幕外，亿万观众一边敲着弹幕一边泪奔。
《朗读者》无疑是收视与口碑双丰收的赢家。第一期节目播出后，嘉宾张梓琳、许渊冲登上微博热搜，许渊冲的翻译作品在小众了几十年后，一夜间登上当当网热搜榜。《朗读者》最近一次在微博“屠榜”，是凭一段3分44秒的视频：16岁的TFBOYS成员王源投入地朗读苏格兰童话《彼得·潘》。
如果说电视节目《朗读者》的成功在于激发了观众的情感共鸣，那么朗读亭的线下火爆，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于它为阅读增添了一种仪式感。
读书原本自带仪式感。古人读书要焚香沐浴、品茗闲谈。胡适每天读书不少于6小时，如厕和坐电车时手不释卷。
“50后”作家止庵读书之余，将发皱不平的书本修葺一新，于他是坚持了20年的习惯。
成长于出版“井喷”时代的“80后”“90后”，阅读条件好了，读书变成了稀松平常的事。他们似乎需要噱头，才会想起阅读。
2014年4月23日，刚推行24小時营业的三联书店人潮涌动，一场诵读会从晚上8点一直持续到零点30分。演播艺术家李野墨朗读了《百年孤独》和《平凡的世界》。4天后，一场20小时接力诵读《百年孤独》的活动再度引爆京城，诵读者每人限读3分钟，凌晨两三点的美术馆东街，排队者久久不散。
如此就不难理解3年后朗读亭的盛况了。这是一座棕色六边形亭子，高3米、占地7平方米左右，外观朴实典雅，内设两个GOPRO摄像机和一套完整的录音设备。一旦朗读者对准麦克风开始朗读，节目制作人员会遥控“雾化”设备，让亭子玻璃不透明，保证朗读者在绝对安静的氛围里，忘我朗读，释放情绪。
情人节当天，广州中山图书馆朗读亭吸引了无数年轻情侣前来排队，为自己的爱人读一首诗成为“浪漫新方式”。
2月22日，杭州冷风细雨。从浙大南区草坪上空俯瞰，缤纷的雨伞如同蜿蜒的彩带。大学生来了，退休教授来了，小学生由父母陪着也来了。等待朗读间隙，人们自发撑伞排成了《朗读者》的缩写“LDZ”。
3月5日，上海图书馆外的朗读亭成为新晋“网红”，创下了“朗读3分钟，排队9小时”的纪录。此后几天，朗读亭外的排队时长保持在7小时左右。无论是怀揣老伴情书的老太，还是画着精致妆容的姑娘，因为同为“站友”而变得彼此面目可亲。下雨了，风起了，这些朗读者依旧执着又痴情地等着。
一天，李金怀路过上海交大徐汇校区，得知朗读亭在此，顺道去过了把瘾。
校区正门的小广场上，朗读亭静静而立。下午两点，明晃晃的太阳炙烤着行人与地面。四五个人之后，李金怀推开金色门把手踏入狭小但安静的小亭子，第一反应是“太热了”，她估摸亭内温度接近400C。
“我是朗读者李金怀，我要朗读席慕蓉的诗歌《我》，我想献给所有选择离开家乡留在大城市奋斗的青年，也包括自己。”按照亭内A4纸上的朗读步骤，李金怀很快进入状态，“喜欢出发/喜欢离开/喜欢一生中都能有新的梦想……”
短短3分钟，朗读亭见证了李金怀跟自己对话的温馨与感动，也圆了她成为心爱节目的朗读者的夙愿。
金怀和父母都是《见字如面》《朗读者》的忠实粉丝。每更新一期，一家三口就会在家庭微信群里热烈讨论节目中出现的书信、书籍。受此影响，李妈妈重拾了年轻时的阅读习惯。
有人认为，《朗读者》走红与朗读亭的风靡，有助于深度改善民众忽视阅读的风气。也有人反驳，希冀通过一两个电视节目拯救日渐稀薄的读书行动，“实在是一种天真的乐观”。
董卿更赞成后一种声音。她告诉媒体，《朗读者》“绝不是一个读书节目”，“不必去苛求这个节目你看了立刻就爱读书了”。她的愿望仅仅是“用朗读唤起大家对文学的温柔记忆”。
有人将朗读亭称为“新时代的KTV”，因为它更像情感表达场所，而非阅览室。3分钟一过，走出朗读亭，仪式感消散在风里。人们带着情感宣泄完毕的满足坐回电视机前，紧盯的仍然是电脑和手机的屏幕。
喜欢买书看书的李金怀认为朗读节目不能一劳永逸地激发大众的读书热情。她认为朗读类节目走红“更像时势造英雄，抓住了一部分观众的心”。
作家止庵听说过《朗读者》，但一直没看。他家书房和客厅的三面墙，都被高至天花板的褐色书柜遮住。成为职业作家的40年里，他感到身边的读书人越来越少。他对记者感慨：“我还没有遇见一个原来不读书的人开始读书了。我遇见的都是原来读书的人不读书了，原来买书的人不买书了。”
止庵经历过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读书潮。十年文化禁锢后的大解放迸发出惊人的辐射力，各类书籍解禁重印。路边书摊上，随手就能挑出《美学》；朋友们相约吃饭，酒过三巡聊的永远有黑格尔和加缪；1980年，《诗刊》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办朗诵会，场面不输周杰伦演唱会；那时“文艺青年”还不是含义暧昧的贬义词，而是全民向往的身份标签。
全民文学、全民哲学的年代终究逝去了。眼下的朗读热在大众狂欢后，也许亦会走向沉寂。但阅读是永恒的。孤独吗？某种意义上，读书就是一种孤独，因孤独而读书，也因读书而不孤独。
借助电视节目和线下朗读，朗读这一古老的阅读方式重新时髦起来。这场如火如荼的朗读潮背后，是国民阅读贫乏的现状——2016年全国出版了31万种图书，而第14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成年国民人均阅读图书7.86本。相较北欧、韩国年人均阅读的24本和11本，“7.86”这一数字显得格外孱弱。
这一波朗读热潮为读书这一私人行为蒙上了情感分享和仪式感的面纱。然而，当好奇得到满足，兴趣戛然而止，多数人选择抽身离开，奔赴下一个热点。
守在书架和书桌旁的，或许还是原来那拨能从静默文字中发掘乐趣的读书人。
舞台华丽，顶尖音乐人加盟，每个嘉宾完成文本朗读后，都会倾吐一个深藏于心的人生故事——屏幕里，董卿时常红了眼眶；屏幕外，亿万观众一边敲着弹幕一边泪奔。
《朗读者》无疑是收视与口碑双丰收的赢家。第一期节目播出后，嘉宾张梓琳、许渊冲登上微博热搜，许渊冲的翻译作品在小众了几十年后，一夜间登上当当网热搜榜。《朗读者》最近一次在微博“屠榜”，是凭一段3分44秒的视频：16岁的TFBOYS成员王源投入地朗读苏格兰童话《彼得·潘》。
如果说电视节目《朗读者》的成功在于激发了观众的情感共鸣，那么朗读亭的线下火爆，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于它为阅读增添了一种仪式感。
读书原本自带仪式感。古人读书要焚香沐浴、品茗闲谈。胡适每天读书不少于6小时，如厕和坐电车时手不释卷。
“50后”作家止庵读书之余，将发皱不平的书本修葺一新，于他是坚持了20年的习惯。
成长于出版“井喷”时代的“80后”“90后”，阅读条件好了，读书变成了稀松平常的事。他们似乎需要噱头，才会想起阅读。
2014年4月23日，刚推行24小時营业的三联书店人潮涌动，一场诵读会从晚上8点一直持续到零点30分。演播艺术家李野墨朗读了《百年孤独》和《平凡的世界》。4天后，一场20小时接力诵读《百年孤独》的活动再度引爆京城，诵读者每人限读3分钟，凌晨两三点的美术馆东街，排队者久久不散。
如此就不难理解3年后朗读亭的盛况了。这是一座棕色六边形亭子，高3米、占地7平方米左右，外观朴实典雅，内设两个GOPRO摄像机和一套完整的录音设备。一旦朗读者对准麦克风开始朗读，节目制作人员会遥控“雾化”设备，让亭子玻璃不透明，保证朗读者在绝对安静的氛围里，忘我朗读，释放情绪。
情人节当天，广州中山图书馆朗读亭吸引了无数年轻情侣前来排队，为自己的爱人读一首诗成为“浪漫新方式”。
2月22日，杭州冷风细雨。从浙大南区草坪上空俯瞰，缤纷的雨伞如同蜿蜒的彩带。大学生来了，退休教授来了，小学生由父母陪着也来了。等待朗读间隙，人们自发撑伞排成了《朗读者》的缩写“LDZ”。
3月5日，上海图书馆外的朗读亭成为新晋“网红”，创下了“朗读3分钟，排队9小时”的纪录。此后几天，朗读亭外的排队时长保持在7小时左右。无论是怀揣老伴情书的老太，还是画着精致妆容的姑娘，因为同为“站友”而变得彼此面目可亲。下雨了，风起了，这些朗读者依旧执着又痴情地等着。
一天，李金怀路过上海交大徐汇校区，得知朗读亭在此，顺道去过了把瘾。
校区正门的小广场上，朗读亭静静而立。下午两点，明晃晃的太阳炙烤着行人与地面。四五个人之后，李金怀推开金色门把手踏入狭小但安静的小亭子，第一反应是“太热了”，她估摸亭内温度接近400C。
“我是朗读者李金怀，我要朗读席慕蓉的诗歌《我》，我想献给所有选择离开家乡留在大城市奋斗的青年，也包括自己。”按照亭内A4纸上的朗读步骤，李金怀很快进入状态，“喜欢出发/喜欢离开/喜欢一生中都能有新的梦想……”
短短3分钟，朗读亭见证了李金怀跟自己对话的温馨与感动，也圆了她成为心爱节目的朗读者的夙愿。
金怀和父母都是《见字如面》《朗读者》的忠实粉丝。每更新一期，一家三口就会在家庭微信群里热烈讨论节目中出现的书信、书籍。受此影响，李妈妈重拾了年轻时的阅读习惯。
有人认为，《朗读者》走红与朗读亭的风靡，有助于深度改善民众忽视阅读的风气。也有人反驳，希冀通过一两个电视节目拯救日渐稀薄的读书行动，“实在是一种天真的乐观”。
董卿更赞成后一种声音。她告诉媒体，《朗读者》“绝不是一个读书节目”，“不必去苛求这个节目你看了立刻就爱读书了”。她的愿望仅仅是“用朗读唤起大家对文学的温柔记忆”。
有人将朗读亭称为“新时代的KTV”，因为它更像情感表达场所，而非阅览室。3分钟一过，走出朗读亭，仪式感消散在风里。人们带着情感宣泄完毕的满足坐回电视机前，紧盯的仍然是电脑和手机的屏幕。
喜欢买书看书的李金怀认为朗读节目不能一劳永逸地激发大众的读书热情。她认为朗读类节目走红“更像时势造英雄，抓住了一部分观众的心”。
作家止庵听说过《朗读者》，但一直没看。他家书房和客厅的三面墙，都被高至天花板的褐色书柜遮住。成为职业作家的40年里，他感到身边的读书人越来越少。他对记者感慨：“我还没有遇见一个原来不读书的人开始读书了。我遇见的都是原来读书的人不读书了，原来买书的人不买书了。”
止庵经历过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读书潮。十年文化禁锢后的大解放迸发出惊人的辐射力，各类书籍解禁重印。路边书摊上，随手就能挑出《美学》；朋友们相约吃饭，酒过三巡聊的永远有黑格尔和加缪；1980年，《诗刊》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办朗诵会，场面不输周杰伦演唱会；那时“文艺青年”还不是含义暧昧的贬义词，而是全民向往的身份标签。
全民文学、全民哲学的年代终究逝去了。眼下的朗读热在大众狂欢后，也许亦会走向沉寂。但阅读是永恒的。孤独吗？某种意义上，读书就是一种孤独，因孤独而读书，也因读书而不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