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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病体，从体弱多病到昏迷卧床，继而苏醒持续卧床，缠绵病榻，拖延了至少五年半时光。他身体一蹶不振，是因为1969年9月16日下午发生的一场车祸。发生这场意外之前，蒋介石的车队正返回阳明山官邸上山途中，一位少将师长刚结束军事会议，从阳明山开着军用吉普车一路往山下市区方向疾驰，蒋介石车队最前方的前导车，见到这部吉普车跨越中线疾驰而来，前导车赶紧煞车，虽未与吉普车碰撞，可是紧随其后的蒋介石座车，司机反应不及，该踩煞车的时候竟踩成了油门，猛烈追撞前方的前导车，故而发生祸事。
据座车侍卫人员事后追述，撞车瞬间，坐在后座的蒋介石、宋美龄都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两人身体先是往上冲击，继而往前冲撞。宋美龄疼得在车里哇哇大叫，她的脖子和双脚受重创，幸未骨折。蒋介石虽然力持镇定，但也撞得不轻，初步检查，只发现下体有红肿现象，起先以为没有大碍。两三个月后，荣民总医院心脏科大夫为蒋介石作健康检查时，发现了车祸后遗症的征兆，医师证实其心脏主动脉辦膜可能在车祸中受伤。
1970年5月29日上午，蒋介石的健康亮起了红灯。“总统府”在这天要召开例行月会，在体力不济的情况下，蒋介石本想支撑前往，“秘书长”张群劝阻再三，才勉强决定请假，会议也因之停开一次。玥30日，蒋介石陷于低度昏迷状态，被紧急送进荣民总医院其专用之“第六病房”。这次病情尚称轻微，两个礼拜左右即渐趋稳定。
蒋介石身体真正出现较严重恶化，是在1972年夏天，他住进了新落成的阳明山“中兴宾馆”。某次，蒋介石在宾馆走廊上散步，直喘大气，才走了一小段路竟然走不动了。当时还没准备轮椅，医官只好拿来一把椅子，让蒋介石扶着椅子走回卧室休息。鉴于蒋介石心脏病愈来愈恶化，由蒋经国及宋美龄授权，派遣荣民总医院医师卢光舜到美国延请华裔心脏科权威余南庚，到台湾主持蒋介石的医疗小组任务。
7月22日，蒋介石在中兴宾馆呈现昏迷状态。
早在蒋介石昏迷前一个月，荣民总医院曾经为蒋介石作了一次全身健康检查，陈耀翰医师从仪器数据报告中。惊觉蒋介石的心脏扩大现象较前更加明显，如果再不善加调养，恐怕发生不测。耿直的陈耀翰因而当面向蒋介石陈述病情，建议他应该即刻停止一切活动，休假半年。蒋介石闻言大感惊惶，回官邸即与宋美龄商议，宋美龄唯恐蒋介石请假，大权旁落，立即招来陈耀翰，严厉申斥他不该在蒋介石面前“危言耸听”。从此，医官里边再也没人敢开口要蒋介石休息，终至铸成一个月后蒋介石之昏迷意外。
蒋介石这次昏迷病情严重，医师不敢轻易移动他，只得将他留在中兴宾馆就地治疗。一支由12位荣民总医院医师为主力的医疗小组正式成立，并且在余南庚赶到台湾后，由余南庚指挥医疗小组，于8月6日夜间9时40分，趁蒋介石熟睡后，将他抬上一部进口全新救护车，沿途交通管制，以时速20公里慢速度驾驶，将蒋介石送进“第六病房”。
8月11日上午8点钟，余南庚在荣民总医院主持医疗会议，坐在主位的是宋美龄，坐次位的是蒋经国。余南庚汇报，蒋介石心脏恢复正常，但肺部有积水现象，体力衰弱。当时，蒋介石虽已恢复进食，但体重仅有46公斤，较前直线消瘦近10公斤。
为了全力挽救蒋介石的健康，荣总奉蒋经国、宋美龄之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等医疗资源。台北荣民总医院专供蒋介石使用的“第六病房”，集合岛内名医与护理人员组成医疗小组，24小时全天候轮番照护，当局更投入了众多先进设备仪器，陆续将中兴宾馆、士林官邸改装成一座“小型医院”。
1973年7月23日，蒋介石重病刚满一周年，岛内小道消息盛传蒋介石病危，或者甚至已不在人间。蒋经国为扫除外界各种谣诼，趁蒋孝勇（蒋介石之幺孙）刚巧于当天在士林官邸凯歌堂举行婚礼的时机，安排蒋孝勇、方智怡新婚夫妻，到荣总第六病房，与蒋介石、宋美龄合影留念。摄影官洗出照片后，由宋美龄、蒋经国挑选蒋介石看来神情最健好的一张，交付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向全世界发布，印证蒋介石尚很健康地存活于世。
拍照之前，随从人员发觉，暂时脱离重病阶段的蒋介石，固然已可端坐椅子上，活动能力也尚称灵活，惟独右手因长年接受注射输液，肌肉已严重萎缩，不仅无力握住把手，更因不听使唤而频频垂落。为不让人看出蒋介石的右手失去正常功能，宋美龄外甥女孔令伟命侍从以医药胶布，将蒋的右手固定粘绑在椅子把手上，以免拍照时露出破绽。
讲到蒋介石的右手，在他肌肉萎缩之前，他曾经挣扎着以毛笔写了一幅字，书谓：“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这笔字，应该是蒋介石在1972年7月中兴宾馆昏迷苏醒以后的作品。这幅字完成以后，交给了蒋经国，蒋经国立即差人把这幅字框裱起来，挂在自己堂屋内，供其拳拳服膺，日夜审视反省。蒋介石给蒋经国的这十六字箴言，应该就是父亲送给儿子兼具公私意义的遗嘱。
蒋介石于中兴宾馆陷入半昏迷状态后某日，侍从医官察觉蒋介石口中念念有词，声音十分微弱，而且蒋介石的宁波口音不好懂，侍从医官立刻请值班的侍从副官翁元，耳朵贴近蒋介石嘴巴，仔细聆听他在说些什么。翁元仔细听了一两分钟后告诉医宫，“总统”说的是：“反攻大陆……解救同胞……反攻大陆……救中国……反攻大陆……救中国”……”
蒋介石是否意识到自己陷于性命交关，故而以其微弱的叼念，交代最后遗言？不得而知。
据医疗小组的治疗报告，1975年4月5日晚上八点过一刻，蒋介石即行人睡，等他熟睡后，值班的医官郑不非发觉蒋介石脉搏变慢，当即施行急救。急救了3个多小时，4月5日晚上儿时30分，蒋介石瞳孔已放大，心脏犹有微弱跳动。医师最后以电极直接刺人心肌，刺激心脏，但仍属无效。宋美龄最后命令放弃急救。医师宣布死亡的时间为4月5日晚间11时50分。
蒋介石是在睡梦中心脏停止跳动，因而最后临终之际，并未留下任何口头遗言，逝前也没有命令文书侍从（如秦孝仪）作任何书面遗嘱。
秦孝仪奉宋美龄之令急赶到士林官邸，是在4月6日凌晨二时许，蒋介石逝后近3小时了。秦孝仪当时奉宋美龄之命，连夜赶写一份遗嘱，纯系台面上官方版“政治遗嘱”，不是真正的遗嘱，更不是蒋介石留给亲人的“家事遗嘱”。
秦孝仪4月6日凌晨起即不眠不休，连夜撰写这份“政治遗嘱”，初稿写就后，送交宋美龄过目，宋美龄特意交代秦孝仪，你应该再加上一句话，强调先生是信基督教的。所以，蒋介石的“政治遗嘱”开头即言：“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这份蒋介石死后才“补写”的遗嘱，备受时人争议的有几个问题：遗嘱明明是明6日清晨撰写的，遗嘱的末尾却写成“中华民国64年3月29日秦孝仪承命受记”，尤其最后那句“秦孝仪承命受记”，被视为画蛇添足之作，因为，秦孝仪抵达士林官邸已是蒋介石死后3小时以后的事了，何来“承命受记”？即使是承宋美龄之命，也不合遗嘱系汜载死亡当事人遗言之通则。
1975年10月31日，蒋经国下令编印的《总统蒋公哀思录》里头，蒋介石这份政治遗嘱的“秦孝仪承命受记”及首长签名字样，全部不见了，但是“耶稣基督”四字仍然留存在内，遗嘱日期依旧是写“中华民国64年3月29日”。
至于蒋介石的“家事遗嘱”，应该早在其晚年时期，在蒋氏父子及蒋宋夫妻之间，在日常生活点点滴滴的过程里，已经作了完整的交代。综观而论，真正算得上是蒋介石亲自授权的遗嘱，还是蒋介石病中，以危颤颤的右手写下的那十六字一一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
在蒋介石最后的日子里，他似乎冥冥中对清明节感触特深，尤其是他再三品读黄庭坚那首《清明》诗句：“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他应当早已体悟，此生功名尘土、荣辱得失，如今俱往矣！遗嘱不遗嘱，对蒋介石已不是那么重要的事了。
摘自《蒋介石父子1949危机档案》九州出版社
据座车侍卫人员事后追述，撞车瞬间，坐在后座的蒋介石、宋美龄都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两人身体先是往上冲击，继而往前冲撞。宋美龄疼得在车里哇哇大叫，她的脖子和双脚受重创，幸未骨折。蒋介石虽然力持镇定，但也撞得不轻，初步检查，只发现下体有红肿现象，起先以为没有大碍。两三个月后，荣民总医院心脏科大夫为蒋介石作健康检查时，发现了车祸后遗症的征兆，医师证实其心脏主动脉辦膜可能在车祸中受伤。
1970年5月29日上午，蒋介石的健康亮起了红灯。“总统府”在这天要召开例行月会，在体力不济的情况下，蒋介石本想支撑前往，“秘书长”张群劝阻再三，才勉强决定请假，会议也因之停开一次。玥30日，蒋介石陷于低度昏迷状态，被紧急送进荣民总医院其专用之“第六病房”。这次病情尚称轻微，两个礼拜左右即渐趋稳定。
蒋介石身体真正出现较严重恶化，是在1972年夏天，他住进了新落成的阳明山“中兴宾馆”。某次，蒋介石在宾馆走廊上散步，直喘大气，才走了一小段路竟然走不动了。当时还没准备轮椅，医官只好拿来一把椅子，让蒋介石扶着椅子走回卧室休息。鉴于蒋介石心脏病愈来愈恶化，由蒋经国及宋美龄授权，派遣荣民总医院医师卢光舜到美国延请华裔心脏科权威余南庚，到台湾主持蒋介石的医疗小组任务。
7月22日，蒋介石在中兴宾馆呈现昏迷状态。
早在蒋介石昏迷前一个月，荣民总医院曾经为蒋介石作了一次全身健康检查，陈耀翰医师从仪器数据报告中。惊觉蒋介石的心脏扩大现象较前更加明显，如果再不善加调养，恐怕发生不测。耿直的陈耀翰因而当面向蒋介石陈述病情，建议他应该即刻停止一切活动，休假半年。蒋介石闻言大感惊惶，回官邸即与宋美龄商议，宋美龄唯恐蒋介石请假，大权旁落，立即招来陈耀翰，严厉申斥他不该在蒋介石面前“危言耸听”。从此，医官里边再也没人敢开口要蒋介石休息，终至铸成一个月后蒋介石之昏迷意外。
蒋介石这次昏迷病情严重，医师不敢轻易移动他，只得将他留在中兴宾馆就地治疗。一支由12位荣民总医院医师为主力的医疗小组正式成立，并且在余南庚赶到台湾后，由余南庚指挥医疗小组，于8月6日夜间9时40分，趁蒋介石熟睡后，将他抬上一部进口全新救护车，沿途交通管制，以时速20公里慢速度驾驶，将蒋介石送进“第六病房”。
8月11日上午8点钟，余南庚在荣民总医院主持医疗会议，坐在主位的是宋美龄，坐次位的是蒋经国。余南庚汇报，蒋介石心脏恢复正常，但肺部有积水现象，体力衰弱。当时，蒋介石虽已恢复进食，但体重仅有46公斤，较前直线消瘦近10公斤。
为了全力挽救蒋介石的健康，荣总奉蒋经国、宋美龄之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等医疗资源。台北荣民总医院专供蒋介石使用的“第六病房”，集合岛内名医与护理人员组成医疗小组，24小时全天候轮番照护，当局更投入了众多先进设备仪器，陆续将中兴宾馆、士林官邸改装成一座“小型医院”。
1973年7月23日，蒋介石重病刚满一周年，岛内小道消息盛传蒋介石病危，或者甚至已不在人间。蒋经国为扫除外界各种谣诼，趁蒋孝勇（蒋介石之幺孙）刚巧于当天在士林官邸凯歌堂举行婚礼的时机，安排蒋孝勇、方智怡新婚夫妻，到荣总第六病房，与蒋介石、宋美龄合影留念。摄影官洗出照片后，由宋美龄、蒋经国挑选蒋介石看来神情最健好的一张，交付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向全世界发布，印证蒋介石尚很健康地存活于世。
拍照之前，随从人员发觉，暂时脱离重病阶段的蒋介石，固然已可端坐椅子上，活动能力也尚称灵活，惟独右手因长年接受注射输液，肌肉已严重萎缩，不仅无力握住把手，更因不听使唤而频频垂落。为不让人看出蒋介石的右手失去正常功能，宋美龄外甥女孔令伟命侍从以医药胶布，将蒋的右手固定粘绑在椅子把手上，以免拍照时露出破绽。
讲到蒋介石的右手，在他肌肉萎缩之前，他曾经挣扎着以毛笔写了一幅字，书谓：“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这笔字，应该是蒋介石在1972年7月中兴宾馆昏迷苏醒以后的作品。这幅字完成以后，交给了蒋经国，蒋经国立即差人把这幅字框裱起来，挂在自己堂屋内，供其拳拳服膺，日夜审视反省。蒋介石给蒋经国的这十六字箴言，应该就是父亲送给儿子兼具公私意义的遗嘱。
蒋介石于中兴宾馆陷入半昏迷状态后某日，侍从医官察觉蒋介石口中念念有词，声音十分微弱，而且蒋介石的宁波口音不好懂，侍从医官立刻请值班的侍从副官翁元，耳朵贴近蒋介石嘴巴，仔细聆听他在说些什么。翁元仔细听了一两分钟后告诉医宫，“总统”说的是：“反攻大陆……解救同胞……反攻大陆……救中国……反攻大陆……救中国”……”
蒋介石是否意识到自己陷于性命交关，故而以其微弱的叼念，交代最后遗言？不得而知。
据医疗小组的治疗报告，1975年4月5日晚上八点过一刻，蒋介石即行人睡，等他熟睡后，值班的医官郑不非发觉蒋介石脉搏变慢，当即施行急救。急救了3个多小时，4月5日晚上儿时30分，蒋介石瞳孔已放大，心脏犹有微弱跳动。医师最后以电极直接刺人心肌，刺激心脏，但仍属无效。宋美龄最后命令放弃急救。医师宣布死亡的时间为4月5日晚间11时50分。
蒋介石是在睡梦中心脏停止跳动，因而最后临终之际，并未留下任何口头遗言，逝前也没有命令文书侍从（如秦孝仪）作任何书面遗嘱。
秦孝仪奉宋美龄之令急赶到士林官邸，是在4月6日凌晨二时许，蒋介石逝后近3小时了。秦孝仪当时奉宋美龄之命，连夜赶写一份遗嘱，纯系台面上官方版“政治遗嘱”，不是真正的遗嘱，更不是蒋介石留给亲人的“家事遗嘱”。
秦孝仪4月6日凌晨起即不眠不休，连夜撰写这份“政治遗嘱”，初稿写就后，送交宋美龄过目，宋美龄特意交代秦孝仪，你应该再加上一句话，强调先生是信基督教的。所以，蒋介石的“政治遗嘱”开头即言：“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这份蒋介石死后才“补写”的遗嘱，备受时人争议的有几个问题：遗嘱明明是明6日清晨撰写的，遗嘱的末尾却写成“中华民国64年3月29日秦孝仪承命受记”，尤其最后那句“秦孝仪承命受记”，被视为画蛇添足之作，因为，秦孝仪抵达士林官邸已是蒋介石死后3小时以后的事了，何来“承命受记”？即使是承宋美龄之命，也不合遗嘱系汜载死亡当事人遗言之通则。
1975年10月31日，蒋经国下令编印的《总统蒋公哀思录》里头，蒋介石这份政治遗嘱的“秦孝仪承命受记”及首长签名字样，全部不见了，但是“耶稣基督”四字仍然留存在内，遗嘱日期依旧是写“中华民国64年3月29日”。
至于蒋介石的“家事遗嘱”，应该早在其晚年时期，在蒋氏父子及蒋宋夫妻之间，在日常生活点点滴滴的过程里，已经作了完整的交代。综观而论，真正算得上是蒋介石亲自授权的遗嘱，还是蒋介石病中，以危颤颤的右手写下的那十六字一一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
在蒋介石最后的日子里，他似乎冥冥中对清明节感触特深，尤其是他再三品读黄庭坚那首《清明》诗句：“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他应当早已体悟，此生功名尘土、荣辱得失，如今俱往矣！遗嘱不遗嘱，对蒋介石已不是那么重要的事了。
摘自《蒋介石父子1949危机档案》九州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