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就是中国很多大城市都出现了新的城市文化，中产阶级文化。深圳的罗湖城、少年宫、书城也好，已经成为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在香港，不论是麦当劳还是地铁站，都能用普通话跟你说话。当然在这些事情中，我想最重要的影响还是陈冯富珍出任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
　　人物周刊：为什么会是陈冯富珍的当选，而不是其他的事情？
　　刘细良：香港人开始明白，我们的专业人士也可以代表国家去参与国际事务，这是一个很大的思想上的改变。
　　事实上有一条线我们从来没有去强调，比如说孙中山的革命，事实上也是在香港受影响的，那时候香港比较西化，外国人教他一些新的政治思想。除了辛亥革命，还有省港大罢工等等，香港跟国家的关系，从来不只是在金钱的、经济的层面。
　　1949年以后，中央政府的长期打算，也是看见香港在这一部分的角色，不急于收回香港，要运用这个角色。
　　90年代初有的中产阶级觉得很失望，有的移民去加拿大、澳洲、新加坡，然后留下来的就不讲话，就挣钱。对中国事务没有什么参与，就去当一个专业人士或者做生意挣钱。
　　陈冯富珍的当选有一个很正面的作用，就是让香港人明白你参与国家事务，不一定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争取民主啊），也可以通过正面的，作为一个专业人士代表国家去参与国际事务。这个我觉得是十年来一个有代表性的事情。
　　十年之后香港人对中央政府的支持度是回归以后最高的。这是一个渐进的改革，十年期间当然有争闹，双方都有不满意的时候，但整体方向是往前的。最近的特首选举，最后的投票结果跟民调结果一样，事实上中央支持的，也是香港人支持的。
　　
　　两任特首 几多不同
　　
　　人物周刊：10年来香港经历了两届特首，他们面临的环境有什么不同？
　　刘细良：董建华是处于一个很艰难的环境，就是金融风暴以后，要加税，还有中产阶级负资产的问题；然后就是社会改革已经开始了，又要控制开支，公共财政的问题……变成很多矛盾在一起。
　　我想他不是不知道这些矛盾的问题而是他的管制风格就是这样。他觉得是从长远来讲对香港人有意义才会做，希望长远以后有一天香港人会明白。
　　曾的风格有分别，他比较先去了解市民怎么看这个问题，然后他把民意当做决策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来考虑，如果他跟民众意见有明显的分歧，他会去说服民众接受，要是说服不了，他会觉得可能还没有时机去实施，也会接受。
　　比如消费税，他也觉得这个长远对香港好，就推出来咨询市民的意见，可是做了半年，评估起来民众不大接受，有明显的抗拒，所以他停止推介这个消费税，公开说会考虑其他的方法。
　　人物周刊：你是说曾特首比较多考虑到民意？
　　刘细良：无论你的决策多好，市民不接受的话，都是沟通出现了失败或者不当，这对政府伤害是很大的。下一次提出新的政策，可能会更难。政治跟生意不一样，我以前写过，做生意九败一胜也可以，政治上不是这样，它是一个累积的过程，第一次失败的话，第二次民众可能会从坏的方向去考虑。
　　人物周刊：是不是和董建华来自商人阶层有关系？
　　刘细良：很多商界人士参与政治都会面对这样的问题。不只香港，美国也是，以前的财长鲁宾，也是面对同样问题。
　　很简单，就像说去收购公司，如果股价下跌了董事会炒我，证明反对派是对的。但政治不是这样，你必须说服整个团队，要去外面去跟市民沟通，说服他们接受，然后你下一次群众对你声音高的时候你推出一些比较长远的、牺牲短期利益的政策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所以我说政治有自己的一套运作逻辑，跟商业是不一样的。
　　
　　香港并未边缘化
　　
　　人物周刊：你从一个反对派完全投身到权力的中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
　　刘细良：在政治上有不同成熟的过程。在年轻的时候我想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是最重要的，不会从结果去考虑，就像年轻人拍拖一样，结不结婚是不考虑的，只考虑这个拍拖的过程好不好玩，开不开心。
　　像布莱尔，牛津读书的时候还是一个摇滚青年，后来工作以后参加了工党，当律师，还革了工党的命，他采取的方法有分别的。
　　人物周刊：对一个从体制外对抗走到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来讲，你最大感受是什么？
　　刘细良：我对自己有个要求就是要做专业的政治工作。事实上这在中国的文化里是不大存在的。在传统中国文化里，不重视专业的政治工作者，而是推崇一些业余的，像王安石、司马光、苏轼，只要文章好，当官好不好不重要。
　　事实上香港需要专业的政治从业者，而不是纯道德上从政的人，这个是我参与政治以来反省的一个过程。
　　一个人要纯粹为了满足他自我的形象，在立法会里面肯定不会妥协，这怎么来跟人家谈判？2005年政改机会来的时候，当时曾荫权提出了一种北京可以接受，也是往前发展的选举方案，民主派完全为了道德形象而否决了。这其实是一种对抗的态度。
　　现在香港跟中央是一种正常化的关系，需要的是很专业地去处理这个关系。所以我说一种专业政治工作者阶层应该在香港出现。
　　从国家和香港的未来来讲，不是一个你死我活的政治，也不是一个以道德斗争为主的政治，我想香港有这样的环境，可以发展出一种港人治港的新风格出来，一种有包容性、有务实作风的政治。
　　人物周刊：对于香港来说政治专业化会带来什么？现状又是怎样？
　　刘细良：香港有很多议员是业余的，他可能是建筑师，或者是酒楼老板，他们有时间才去立法会开会，所以专业化不够，就好比中国文人从政，有机会做官就“出世”，做不好就归隐山林写诗作画。他永远留一个后门。在道德上否定、批判政敌，最后有一种道德胜利法，一早就准备好一种退路。
　　所以政治专业化是港人治港中必须要走的路，越来越多有政治背景的专业人士会加入这个团队，可能我是先走一步。这个也是港人治港必经之路。
　　人物周刊：港英政府留下的非常强大的公务员队伍，是否压制了政党发展？
　　刘细良：殖民地管制的后果，是一个低度发展的政治体制，包括政党构建、政党的伦理、市民的投票行为、媒体的成熟与专业水平等等，97年以前都是压抑的。
　　97年之后一放，形成了议会政党，只是一个议会的政党，不是一个有全面政党功能的团体。没有英国那样的几代人形成的明显的党纲、意识形态、理想的社会蓝图。香港的不同政党在这一方面是比较模糊的。
　　人物周刊：也就是说香港经济发达，但是其实97以前的政治与经济并不匹配？
　　刘细良：有客观条件的一面，也有其主观条件的一面。主观就是香港是一个以行政管理为主的体制，变成了政治的核心就在行政，香港的政务官系统是一个发展得很成熟的制度系统。
　　日本的自民党主要来自官厅，他们有很成熟的官僚系统，新加坡也是，亚洲的执政党都是这样。有两个好处，第一是稳定的政治力量，第二他们不会从事激进的政治改革。不好是很难做很大的改变，他们比较重视执行层面的东西，视野不够广。
　　97对香港来讲是一个再政治化的过程。官僚系统需要向外开放。所以曾荫权事实上是继承了董建华这一方面的认识：从外界吸引一些优秀的人才，混合成为一个管制的团队。
　　人物周刊：相比以前，香港对内地的影响似乎正在减少，现在内地可以绕过香港去了解世界，香港今后对内地的影响会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刘细良：香港的影响力是在软权力，比如大陆和韩国很多出名的导演和演员，也都是看港产片、看无线台电视剧出身的。这也是我们对自己有信心的根据——我们的专业人员的水平。
　　面对SARS，很多台湾的医务人员跑掉，但是我们明知危险也要照顾病人。所以SARS对香港也不全是坏的影响，它使得人们看得见香港的素质在哪里。
　　为什么中央支持香港的前卫生署长去选WHO非常重要？它是公开表达了对香港这个城市管理软权力的认同。现在很多专业人士，很多的会计师、律师在中国大陆工作，将来医生也可以在中国大陆工作，虽然香港整体的影响力下降，但是在专业事务上会改变很多东西。
　　很多人担心香港边缘化，我说你不用去考虑这个问题。现在应该考虑的是香港在整个国家里扮演什么角色——香港在国家找到角色，就在国际上找到角色。
　　以前香港是东西方的窗口，当中国的经济体制、银行体制没有改革的时候，港商投资就很重要。香港帮助大陆参与全球贸易。现在中国通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慢慢和国际接轨，已经成为全球化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经济体系，这个中介人就不那么重要了，但是这个中介人融入到整个国家里面，就是你先要在内地找到一个位置，才可以在国际上有一个地位。
　　中国的经济量那么大，可以有几个经济中心的。你看北美有纽约也有芝加哥。我想上海所得的未必是香港所失的，包括现在天津所得的也未必是上海所失的。
　　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这是一个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