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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回顾了在中国经济改革的不同阶段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1949年～1978年，由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以及国有企业一只独秀，而国有企业作为政府的附属机构承担着各级政府指派的各种社会责任，因此在这个时期谈社会责任完全没有必要。即使在1978年～1992年间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迅速出现，国有企业的情形依然没有改变，而乡镇和私营企业在极端恶劣的社会环境中不得不“头戴红帽”，生存的艰辛远远超过了对社会责任的关注。1993年～2002年，市场经济导向正式确立，但中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针和政府系统内部“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考评体系，导致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被忽视了。从2002年开始，企业社会责任开始受到了重视，但在现阶段显示三个特点：第一，企业社会责任仍处于起步阶段；第二，经济责任仍然是第一位的；第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政府导向的。
[关键词]经济环境；企业社会责任（CSR）；]进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1)06-0038-06
一、引 言
西方学术文献中对于企业、公司和他们的经理们的社会责任的讨论至少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公司被认为有对社会超出仅仅为公司拥有者和股东创造利润这一简单目的的道义责任。因为道德和实践两方面的原因，企业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Marom, 2006)。道德（规范的）方面的原因认为：企业给社会和环境制造了问题，因此他们有责任消除这些问题（Freeman, 1984）。商业实践方面的原因，也被称为“开明的自利行为（enlightened self-interest）”，认为公司通过采取反映企业社会责任态度的行为可以加强自身的财务绩效（Marom, 2006）。
随着人们对资源、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日益增长的关注，有关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研究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升温，目前已成为国际商业学术领域最热门的研究话题之一。然而，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特定的社会文化现象，不同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国家，企业社会责任有着不同的内涵。这点已经被很多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证研究所证明（e.g., Abreu et al., 2005; KRI, 2007）。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融入世界经济步伐的加快，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也开始受到全球性的关注。中国企业由于它们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行为而备受争议（Lin, 2006）。然而，这种争议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西方学者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历史知之甚少。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为什么起步晚，重视程度比西方发达国家低，这都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因此，认真回顾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对于我们了解过去，理解企业社会责任的现状，以及分析其未来的走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目前国内基本上没有专门文献回顾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发展]变。
从作者所查阅的文献来看（通过查阅学术期刊网），在1980年之前国内没有发表过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论文，而1980年～1993年间也只出版了很少量的论文。从1994年到2002年，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数量增加了，但总数还是非常有限。从2003年开始中国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文献数量急剧增加（见图1）。有关企业社会责任文献数量的这种分布是与我国经济和企业改革的步伐基本一致的。
因此，本文根据我国经济和企业改革的历程将现代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变区隔为四个不同的阶段，包括1949年～1978年，1979年~1992年, 1993年~2002 年和 2003年至今。分别探讨这四个不同阶段企业社会责任的环境和特征。同时，为了能较全面的反映中国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思想，本文在分析现代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历程之前，介绍了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是儒教）中渗透出的企业社会责任思想和观念。
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企业社会责任思想
在我国的组织管理传统中，儒家的管理理念堪称优秀的代表。它的发展贯穿渗透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对我国各代子民的影响异常深刻。与西方管理思想相比，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管理思想则更强调以人为本，突出对人自身的关注。把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与整个社会的普遍和谐视为管理活动的核心。这是儒家思想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儒家伦理在企业管理中能够存在的理由。
儒家管理理念在集权的前提下强调和谐，力图通过人文关怀的笼罩使效率目标接受道义的约束，通过在组织之中渗入上下层次间的沟通和互动因素，为集权机制设置某种制约，以避免组织因将效率追求和集权欲望推向极端而走向崩溃（刘志扬，2008）。这使儒家文化产生出我国历史上最具人道色彩的政治管理传统，其标志就是“仁政”理论。同时,儒家一向主张组织(从家庭一直到“天下”)应当是和谐的统一体，其中的每一个部分对于整体来说，都不仅应当具有功利性功能，还应当具有自己的价值地位和价值责任，并由此发展出强调价值目标至上的管理理念，其标志是儒家的“义利”理论。正因如此，儒家组织管理文化的某些观念与西方最现代的企业管理理念相当的吻合，且由于它对组织和谐问题的深刻理解和详尽论述，使其对现代企业管理具有了自己的独特价值。总起来说,引入儒家文化有助于人们从新的视角去理解企业的效率目标与价值目标之间的关系，这主要体现在儒家文化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一个现代企业在追求效率目标的同时，还应当树立起社会责任意识，自觉地融入整个社会的和谐目标之中。
诚信经营、以德立身、以人为本、以义统利、以和为贵是儒家文化的精髓，儒家文化是我国企业塑造社会责任战略观的基础（叶生洪、王成慧，2004；孟庆义、刘会清，2006）。儒家文化的思想与企业的社会责任的内涵上具有相容的一面，这是我国企业能够成功构建社会责任战略观的客观因素。儒家文化的“心性”正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所追求的目的：诚、合、和、德、仁、义等，而不是仅仅追求经济上的利，利润应该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企业家在商业活动中除了遵守一些既定的商业道德外，自然而然会追求企业的社会价值和社会责任，追求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统一，企业和环境的和谐，股东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平衡。企业为社会提供合格供应品的过程，就是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尽其社会责任的过程，利润作为履责的一种奖赏，进一步推动企业尽更多的责任，社会系统才会更加和谐，企业也才会“永续”。中国历史上享有盛名的晋商就一直奉行诚信为本、先义后利的宗旨，以天下为己任，发展壮大回馈国家。
然而，在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道德真空”、“贪污腐败”、“环境污染”等等。这些问题对经济发展和企业成长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负面影响。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参与国际竞争的中国企业，必须遵守国际惯例和规则，发挥其企业伦理的作用，以其独特的核心竞争力优势称雄于国际市场。故而，挖掘儒家文化宝藏，发挥儒家伦理的合理内核的作用，对构建包含儒家核心价值观的现代企业管理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三、1949年～1978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从1949年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成立时起，由于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被看作为资本主义的产物而不能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因此中国开始了对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有化）。国有企业成为了在中国唯一合法的企业形式。除此之外，1949年到1978年间中国采取了“闭门”政策和中央计划经济系统，中国对外界基本上一无所知。
计划经济或者管制经济是指由国家或政府管理经济的经济系统（Nove，1987）。它的主要扩展形式包括指令性经济（Encyclopedia Britannica, 2007），中央计划经济、或者指令和控制经济（Bouman and Brand，1997）。在这种经济体制下，国家或政府控制所有的经济部门并规划收入的使用和分配，（Myers，2004）。计划者决定企业应该生产什么，并指导企业生产这些产品（Ollman, 1997）。
在中央计划经济系统里，国有企业（SOEs）不是独立的经济单位，而是一个公共服务机构。国有企业被要求提供那些主要应由国家或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例如：学校，医院，提供社会保险等）（李占祥, 1993）。这种现象被认为是“企业社区”（赵连荣, 2005），也就是说在计划经济系统中国家将企业作为一种行政单位，企业承担了应由政府承担的职能。因此，社会责任对于这类国有企业是没有必要的。
1949年～1978年间发生的两件事情也影响了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思想。其一是1949年开始的由政府主导的宗教改革。由于宗教的唯心论和马克思共产主义的唯物论之间的冲突，宗教信仰和封建迷信曾一度被混为一谈，我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宗教信仰自由。比如由于政府对“国外势力干涉我国宗教事务”并最终影响社会稳定的担忧，导致国内外宗教交流几乎为零。对宗教的限制导致了企业社会责任思想和价值观以及企业行为的缺失。
另一件事是发生在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学和各种学校被关闭，数百万青少年被组织成红卫兵来搜查寺庙和摧毁艺术作品（赵连荣, 2005）。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则是直接对准了中国文化中影响最深远的儒家文化。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中国的文化价值系统。人们失去了对于善恶、美丑的判断。朋友甚至是亲属都不能信任。虽然文化大革命于1976年结束，但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其中一个影响就是对社会信用体系的破坏。陌生人、甚至是朋友也无法信任，商业仅仅发生在熟悉的人或者亲密的朋友间，商业欺诈在中国也变得普遍。另一个结果是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人们和企业变得自利和短视。
综括起来，在1949年～1978年间由于国有企业替政府分担了过多的责任，因此社会责任对于这个阶段的国有企业是多余的和没有意义的。
四、1978年～1992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在中央计划经济时期，竞争的缺乏以及过重的社会负担（需要提供社会产品）都导致了国有企业运行的效率低下和无效果。在中国共产党选举邓小平为党的新领导人后，中国启动了经济改革并实行开放政策。
邓小平采取经济改革的目的是：提高农民的收入和积极性、鼓励企业自治的实验、减少中央计划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Jiang and Ashley, 2000）。经济改革的核心目的是使国有企业恢复活力。
经济改革政策扩大了国有企业制定决策的权利，但命令式经济的基本属性并没有改变。不仅国有企业重要的投入品被国家控制，并由国家分配；并且国有企业生产的产品也有国家控制。国有企业主要是在产量的决定上享有自治权。企业可将超过定额部分的产品以市场价格销售给私营企业，并且部分收益可以保留在企业（吴敬涟, 2008）。比如在1985年前后，钢材的计划内与计划外比重为78∶22，煤炭为92∶8，石油为83∶17，水泥为64∶36，食品类为73∶27，服装类为59∶41，耐用消费品为48∶52。因此，经济改革并没有触及到计划经济系统。除此之外，竞争也没有被引入国有工业部门。
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成就是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迅速发展，以及吸引到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吴敬涟, 2008）。1988年4月，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使个体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得以部分确认。然而，由于主要的工业投入品受到国家的控制，私营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带上“红帽子（红顶）”。“红帽子”指一家企业名义上是国有企业，但实质上是私营企业。一项权威调查指出：“戴红帽”的企业中，7.6%发生在1979年以前，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占46.3%；发生在1989年至1992年的占23.5%；1992年以后发生的为22.6%。除此之外，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激烈的意识形态讨论的威胁。那是有些人声称私有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产物，并且担心私有经济的发展会改变中国社会主义的属性。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时关于意识形态的分歧达到了顶峰。因此，虽然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在速度上发展迅速，但在整个社会中的比重依然很小，在1987年私营经济大概只占国民经济的20%左右（吴晓波，2008），到1993年仍只有25%（胡岳岷，2009）。国有企业仍然是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企业形式。
此外，开放政策也在中国造成了严重的问题。第一，在开放之前，中国对外界的了解很少，国人都醉心于中国曾经拥有的辉煌的历史。然而，在中国向世界打开大门之后，中国人都被中国的贫穷落后与西方国家的富足之间的巨大差距所震惊。从那时开始，中国全力以赴发展经济，而将社会责任放到了一边。第二，开放后西方世界的思想和价值观传入中国，这也导致了中国社会思想和价值观的混乱。由此引发了利己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与此类似的想法在中国的流行。
总之，1978年～1992年间经济改革的目的是给予国有企业在生产上自治权利，以及通过将部分利润保留在企业来帮助企业改进生产效率。由于国有企业不是独立的经济实体，并且他们背负着沉重的社会负担，因此要求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没有必要的。又由于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生存都没有保障，因此要求他们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是不现实的。
五、1993年～2002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从1992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和市场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并要求全国范围内停止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讨论。他指出：不能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此次南巡讲话后，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92年10月在北京举行）决定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改革的目标。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创建能推动经济发展的投资和社会环境，即使考虑到共产主义，他们会做一些小的牺牲（赵连荣，2005）。
由于受到邓小平讲话的鼓励，私营企业和外商直接投资（FDI）在中国迅速增长（见图2），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加速开展。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到2001年底为止，全国总共有2200家私营企业，占全部企业总数的43.1%（国家统计局，2002）。此外，中国也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接受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的国家。2001年中国外商直接总投资额达到46.88亿美元（中国统计年鉴，2002）。
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指导下，国有企业进行了如下方面的改革：①所有中小型国有企业均被私有化了；②非重要工业部门的大型国有企业也被私有化了；③重要工业部门的大型国有企业仍然保持国有企业的性质，但他们不得不面对来自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全面竞争。
1992年～2002年，私营企业的户数从14万户增加到243.53万户，增长了17.4倍，年均增长33％；注册资本金从221亿元增加到24,756.22亿元，增长了112倍，年均增长60％；实现产值由205亿元增加到15,338亿元，增长了74.3倍，年均增长54％；工商税收从4.55亿元增加到945.62亿元，增长了208倍，年均增长70.52％；从业人员由232万人猛增到3,409.3万人，增长了近15倍（胡岳岷，2009）。
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迅速发展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环境。然而，由于以下几点原因，这一时期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并没有受到重视。第一，政府的核心任务是发展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今天仍是这样），而社会责任处于次要的位置。在中国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为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不得不以牺牲社会责任为代价。第二，中国行政系统的绩效评估指标，这一点与第一点相关。在中国，对地方政府和政府官员的考核的主要依据是当地经济表现，例如GDP的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地方政府将经济增长作为其首要任务而忽视往往了社会责任。第三，在经济与社会的过渡时期，企业面对着来自市场和政府政策两方面的高度不确定性。在此情况下，企业以实现短期利益为导向。他们关注企业的短期利益，而忽略了建立良好的形象或声誉。他们将社会责任视为一种负担，并将其转嫁给政府和社会。
总之，从1992年到2002年这段时期，以经济发展为首要任务、经济增长导向下的行政考核系统、以及面对高度不确定情况下的短期利益导向行为等因素，均导致了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缺失。
六、2003年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中国加入WTO之后，特别是从2003年开始，企业社会责任的环境发生了迅速变化。
第一，中国加入WTO的过程中几起商业丑闻在美国发生，特别是安然公司和世通公司由于他们对社会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而破产。这些事件的发生激起了全世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中国也不能例外。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因此，西方国家开始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贸易保护的工具。2004年5月美国和欧盟对中国出口企业强制认证SA8000的消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比如，沃尔玛旗下的全资采购子公司——沃尔玛全球采购中心——单独设立了社会责任审核部门，制定了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守则，即“沃尔玛供货商守则”，并要求其供应商遵守否则中止合作关系，同时还对其进行通知或不通知的社会责任审核。此外，全球第二大的家居连锁超市宜家（IKEA）还有美国百货集团希尔斯（SEARS）都采用自己指定的社会责任行为守则来自行或部分委托独立的第三方公证行对其下属供货工厂进行社会责任审核。正是由于西方国家的这些行为，促使中国企业开始通过取得SA8000认证等方式提升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
第二，在中国作为WTO的成员融入全球市场之后，中国政府的政策容易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Pearson, 2000）。Pearson（2000）认为：来自在国际上处于领导地位的组织的国际压力应促使中国进入一个已经存在的国际市场和系统，以此来管理和监督中国的行为。她进一步指出，最具决定性的国际影响力可以从应用于国际机制的准则和信条中获得。2001年之后，国际市场上对中国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的批评越来越多(Lin， 2006)。这些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中国政府改进企业的社会表现。
第三，在中国，企业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行为引起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各种振动公众的环境污染事件和公司丑闻不断的出现在各种媒体上。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解振华在2003年的全国自然生态保护工作会议上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发达国家在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遇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短短的20年中就快速发生。现在我们既要面对发达国家需要解决的由于过度消费带来的环境问题，又要面对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不足和贫困带来的生态破坏问题。许多人指出，企业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行为将会危及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来自全国的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呼声和压力达到了顶峰。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旨在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发展的非政府组织和慈善基金会被建立起来（见表1）。
第四，中国自2003年开始以来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评级逐渐开始出现。由中国企业公民工作委员会、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联盟、21世纪经济报道、21世纪商业评论、胡润报告和南方周末等发布的评级，促使企业中国企业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改进企业的社会行为，因为评级高的企业享有好的声誉且对投资者和消费者更有吸引力。
然而，由于中国独特的政治和经济环境，现阶段的企业社会责任显示出以下几个特点：①虽然中国强调企业社会责任，但政府的核心任务仍然是经济建设。因此，中国企业仍然将经济责任作为首要责任。比如，一些企业在谈到他们的社会责任时仍然把“交了多少税”放在首位。府被认为是企业最重要也是最有权力的利益相关者。中国经济的一个特点是：缺乏一致的经营法规和政府对有限资源的强大控制力（Nee, 1992; Xin and Pearce, 1996）。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是以政府为导向的。因此企业倾向于履行那些政府强调的社会责任，而不顾其他的社会责任。②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仅处于起步阶段。大部分的企业仅将企业社会责任视为一种负担，而不是一种长期的经营战略。
七、结 论
中国传统宗教的理念中，充满了社会责任的思想与理念。它们将社会责任摆在了一个很重要的水平上（或者说战略水平），认为要实现一个和平、和谐的社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是必需的。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国传统宗教的影响力日渐削减，当代中国很长一段时间缺乏社会责任意识。
本文根据中国经济环境的变迁分四个时期分别探讨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环境和特征，简单地讲就是：①1949年～1978年，中国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国有企业（SOE）是惟一合法的企业形式并承担大量的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纯属多余。②1979年～1992年，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政策并没有改变国有企业的地位和角色，要求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仍然是既不必要而且多余。而这段时期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虽然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在总量上仍然太少。加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因此，要求它们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是不现实的。③1993年～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导向的确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私营和外国企业的快速发展使企业社会责任在理论上成为可能。然而，“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导致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忽视。④2003年至今，国内外环境的急剧变化促使中国企业开始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然而，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还只是刚刚起步，而且呈现出强调经济责任和政府导向的特点。
[关键词]经济环境；企业社会责任（CSR）；]进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1)06-0038-06
一、引 言
西方学术文献中对于企业、公司和他们的经理们的社会责任的讨论至少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公司被认为有对社会超出仅仅为公司拥有者和股东创造利润这一简单目的的道义责任。因为道德和实践两方面的原因，企业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Marom, 2006)。道德（规范的）方面的原因认为：企业给社会和环境制造了问题，因此他们有责任消除这些问题（Freeman, 1984）。商业实践方面的原因，也被称为“开明的自利行为（enlightened self-interest）”，认为公司通过采取反映企业社会责任态度的行为可以加强自身的财务绩效（Marom, 2006）。
随着人们对资源、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日益增长的关注，有关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研究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升温，目前已成为国际商业学术领域最热门的研究话题之一。然而，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特定的社会文化现象，不同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国家，企业社会责任有着不同的内涵。这点已经被很多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证研究所证明（e.g., Abreu et al., 2005; KRI, 2007）。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融入世界经济步伐的加快，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也开始受到全球性的关注。中国企业由于它们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行为而备受争议（Lin, 2006）。然而，这种争议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西方学者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历史知之甚少。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为什么起步晚，重视程度比西方发达国家低，这都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因此，认真回顾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对于我们了解过去，理解企业社会责任的现状，以及分析其未来的走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目前国内基本上没有专门文献回顾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发展]变。
从作者所查阅的文献来看（通过查阅学术期刊网），在1980年之前国内没有发表过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论文，而1980年～1993年间也只出版了很少量的论文。从1994年到2002年，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数量增加了，但总数还是非常有限。从2003年开始中国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文献数量急剧增加（见图1）。有关企业社会责任文献数量的这种分布是与我国经济和企业改革的步伐基本一致的。
因此，本文根据我国经济和企业改革的历程将现代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变区隔为四个不同的阶段，包括1949年～1978年，1979年~1992年, 1993年~2002 年和 2003年至今。分别探讨这四个不同阶段企业社会责任的环境和特征。同时，为了能较全面的反映中国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思想，本文在分析现代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历程之前，介绍了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是儒教）中渗透出的企业社会责任思想和观念。
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企业社会责任思想
在我国的组织管理传统中，儒家的管理理念堪称优秀的代表。它的发展贯穿渗透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对我国各代子民的影响异常深刻。与西方管理思想相比，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管理思想则更强调以人为本，突出对人自身的关注。把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与整个社会的普遍和谐视为管理活动的核心。这是儒家思想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儒家伦理在企业管理中能够存在的理由。
儒家管理理念在集权的前提下强调和谐，力图通过人文关怀的笼罩使效率目标接受道义的约束，通过在组织之中渗入上下层次间的沟通和互动因素，为集权机制设置某种制约，以避免组织因将效率追求和集权欲望推向极端而走向崩溃（刘志扬，2008）。这使儒家文化产生出我国历史上最具人道色彩的政治管理传统，其标志就是“仁政”理论。同时,儒家一向主张组织(从家庭一直到“天下”)应当是和谐的统一体，其中的每一个部分对于整体来说，都不仅应当具有功利性功能，还应当具有自己的价值地位和价值责任，并由此发展出强调价值目标至上的管理理念，其标志是儒家的“义利”理论。正因如此，儒家组织管理文化的某些观念与西方最现代的企业管理理念相当的吻合，且由于它对组织和谐问题的深刻理解和详尽论述，使其对现代企业管理具有了自己的独特价值。总起来说,引入儒家文化有助于人们从新的视角去理解企业的效率目标与价值目标之间的关系，这主要体现在儒家文化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一个现代企业在追求效率目标的同时，还应当树立起社会责任意识，自觉地融入整个社会的和谐目标之中。
诚信经营、以德立身、以人为本、以义统利、以和为贵是儒家文化的精髓，儒家文化是我国企业塑造社会责任战略观的基础（叶生洪、王成慧，2004；孟庆义、刘会清，2006）。儒家文化的思想与企业的社会责任的内涵上具有相容的一面，这是我国企业能够成功构建社会责任战略观的客观因素。儒家文化的“心性”正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所追求的目的：诚、合、和、德、仁、义等，而不是仅仅追求经济上的利，利润应该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企业家在商业活动中除了遵守一些既定的商业道德外，自然而然会追求企业的社会价值和社会责任，追求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统一，企业和环境的和谐，股东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平衡。企业为社会提供合格供应品的过程，就是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尽其社会责任的过程，利润作为履责的一种奖赏，进一步推动企业尽更多的责任，社会系统才会更加和谐，企业也才会“永续”。中国历史上享有盛名的晋商就一直奉行诚信为本、先义后利的宗旨，以天下为己任，发展壮大回馈国家。
然而，在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例如“道德真空”、“贪污腐败”、“环境污染”等等。这些问题对经济发展和企业成长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负面影响。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参与国际竞争的中国企业，必须遵守国际惯例和规则，发挥其企业伦理的作用，以其独特的核心竞争力优势称雄于国际市场。故而，挖掘儒家文化宝藏，发挥儒家伦理的合理内核的作用，对构建包含儒家核心价值观的现代企业管理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三、1949年～1978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从1949年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成立时起，由于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被看作为资本主义的产物而不能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因此中国开始了对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有化）。国有企业成为了在中国唯一合法的企业形式。除此之外，1949年到1978年间中国采取了“闭门”政策和中央计划经济系统，中国对外界基本上一无所知。
计划经济或者管制经济是指由国家或政府管理经济的经济系统（Nove，1987）。它的主要扩展形式包括指令性经济（Encyclopedia Britannica, 2007），中央计划经济、或者指令和控制经济（Bouman and Brand，1997）。在这种经济体制下，国家或政府控制所有的经济部门并规划收入的使用和分配，（Myers，2004）。计划者决定企业应该生产什么，并指导企业生产这些产品（Ollman, 1997）。
在中央计划经济系统里，国有企业（SOEs）不是独立的经济单位，而是一个公共服务机构。国有企业被要求提供那些主要应由国家或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例如：学校，医院，提供社会保险等）（李占祥, 1993）。这种现象被认为是“企业社区”（赵连荣, 2005），也就是说在计划经济系统中国家将企业作为一种行政单位，企业承担了应由政府承担的职能。因此，社会责任对于这类国有企业是没有必要的。
1949年～1978年间发生的两件事情也影响了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思想。其一是1949年开始的由政府主导的宗教改革。由于宗教的唯心论和马克思共产主义的唯物论之间的冲突，宗教信仰和封建迷信曾一度被混为一谈，我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宗教信仰自由。比如由于政府对“国外势力干涉我国宗教事务”并最终影响社会稳定的担忧，导致国内外宗教交流几乎为零。对宗教的限制导致了企业社会责任思想和价值观以及企业行为的缺失。
另一件事是发生在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学和各种学校被关闭，数百万青少年被组织成红卫兵来搜查寺庙和摧毁艺术作品（赵连荣, 2005）。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则是直接对准了中国文化中影响最深远的儒家文化。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中国的文化价值系统。人们失去了对于善恶、美丑的判断。朋友甚至是亲属都不能信任。虽然文化大革命于1976年结束，但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其中一个影响就是对社会信用体系的破坏。陌生人、甚至是朋友也无法信任，商业仅仅发生在熟悉的人或者亲密的朋友间，商业欺诈在中国也变得普遍。另一个结果是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人们和企业变得自利和短视。
综括起来，在1949年～1978年间由于国有企业替政府分担了过多的责任，因此社会责任对于这个阶段的国有企业是多余的和没有意义的。
四、1978年～1992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在中央计划经济时期，竞争的缺乏以及过重的社会负担（需要提供社会产品）都导致了国有企业运行的效率低下和无效果。在中国共产党选举邓小平为党的新领导人后，中国启动了经济改革并实行开放政策。
邓小平采取经济改革的目的是：提高农民的收入和积极性、鼓励企业自治的实验、减少中央计划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Jiang and Ashley, 2000）。经济改革的核心目的是使国有企业恢复活力。
经济改革政策扩大了国有企业制定决策的权利，但命令式经济的基本属性并没有改变。不仅国有企业重要的投入品被国家控制，并由国家分配；并且国有企业生产的产品也有国家控制。国有企业主要是在产量的决定上享有自治权。企业可将超过定额部分的产品以市场价格销售给私营企业，并且部分收益可以保留在企业（吴敬涟, 2008）。比如在1985年前后，钢材的计划内与计划外比重为78∶22，煤炭为92∶8，石油为83∶17，水泥为64∶36，食品类为73∶27，服装类为59∶41，耐用消费品为48∶52。因此，经济改革并没有触及到计划经济系统。除此之外，竞争也没有被引入国有工业部门。
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成就是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迅速发展，以及吸引到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吴敬涟, 2008）。1988年4月，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使个体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得以部分确认。然而，由于主要的工业投入品受到国家的控制，私营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带上“红帽子（红顶）”。“红帽子”指一家企业名义上是国有企业，但实质上是私营企业。一项权威调查指出：“戴红帽”的企业中，7.6%发生在1979年以前，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占46.3%；发生在1989年至1992年的占23.5%；1992年以后发生的为22.6%。除此之外，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激烈的意识形态讨论的威胁。那是有些人声称私有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产物，并且担心私有经济的发展会改变中国社会主义的属性。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时关于意识形态的分歧达到了顶峰。因此，虽然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在速度上发展迅速，但在整个社会中的比重依然很小，在1987年私营经济大概只占国民经济的20%左右（吴晓波，2008），到1993年仍只有25%（胡岳岷，2009）。国有企业仍然是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企业形式。
此外，开放政策也在中国造成了严重的问题。第一，在开放之前，中国对外界的了解很少，国人都醉心于中国曾经拥有的辉煌的历史。然而，在中国向世界打开大门之后，中国人都被中国的贫穷落后与西方国家的富足之间的巨大差距所震惊。从那时开始，中国全力以赴发展经济，而将社会责任放到了一边。第二，开放后西方世界的思想和价值观传入中国，这也导致了中国社会思想和价值观的混乱。由此引发了利己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与此类似的想法在中国的流行。
总之，1978年～1992年间经济改革的目的是给予国有企业在生产上自治权利，以及通过将部分利润保留在企业来帮助企业改进生产效率。由于国有企业不是独立的经济实体，并且他们背负着沉重的社会负担，因此要求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没有必要的。又由于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生存都没有保障，因此要求他们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是不现实的。
五、1993年～2002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从1992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和市场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并要求全国范围内停止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讨论。他指出：不能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此次南巡讲话后，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92年10月在北京举行）决定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改革的目标。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创建能推动经济发展的投资和社会环境，即使考虑到共产主义，他们会做一些小的牺牲（赵连荣，2005）。
由于受到邓小平讲话的鼓励，私营企业和外商直接投资（FDI）在中国迅速增长（见图2），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加速开展。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到2001年底为止，全国总共有2200家私营企业，占全部企业总数的43.1%（国家统计局，2002）。此外，中国也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接受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的国家。2001年中国外商直接总投资额达到46.88亿美元（中国统计年鉴，2002）。
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指导下，国有企业进行了如下方面的改革：①所有中小型国有企业均被私有化了；②非重要工业部门的大型国有企业也被私有化了；③重要工业部门的大型国有企业仍然保持国有企业的性质，但他们不得不面对来自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全面竞争。
1992年～2002年，私营企业的户数从14万户增加到243.53万户，增长了17.4倍，年均增长33％；注册资本金从221亿元增加到24,756.22亿元，增长了112倍，年均增长60％；实现产值由205亿元增加到15,338亿元，增长了74.3倍，年均增长54％；工商税收从4.55亿元增加到945.62亿元，增长了208倍，年均增长70.52％；从业人员由232万人猛增到3,409.3万人，增长了近15倍（胡岳岷，2009）。
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迅速发展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环境。然而，由于以下几点原因，这一时期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并没有受到重视。第一，政府的核心任务是发展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今天仍是这样），而社会责任处于次要的位置。在中国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为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不得不以牺牲社会责任为代价。第二，中国行政系统的绩效评估指标，这一点与第一点相关。在中国，对地方政府和政府官员的考核的主要依据是当地经济表现，例如GDP的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地方政府将经济增长作为其首要任务而忽视往往了社会责任。第三，在经济与社会的过渡时期，企业面对着来自市场和政府政策两方面的高度不确定性。在此情况下，企业以实现短期利益为导向。他们关注企业的短期利益，而忽略了建立良好的形象或声誉。他们将社会责任视为一种负担，并将其转嫁给政府和社会。
总之，从1992年到2002年这段时期，以经济发展为首要任务、经济增长导向下的行政考核系统、以及面对高度不确定情况下的短期利益导向行为等因素，均导致了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的缺失。
六、2003年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中国加入WTO之后，特别是从2003年开始，企业社会责任的环境发生了迅速变化。
第一，中国加入WTO的过程中几起商业丑闻在美国发生，特别是安然公司和世通公司由于他们对社会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而破产。这些事件的发生激起了全世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中国也不能例外。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因此，西方国家开始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贸易保护的工具。2004年5月美国和欧盟对中国出口企业强制认证SA8000的消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比如，沃尔玛旗下的全资采购子公司——沃尔玛全球采购中心——单独设立了社会责任审核部门，制定了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守则，即“沃尔玛供货商守则”，并要求其供应商遵守否则中止合作关系，同时还对其进行通知或不通知的社会责任审核。此外，全球第二大的家居连锁超市宜家（IKEA）还有美国百货集团希尔斯（SEARS）都采用自己指定的社会责任行为守则来自行或部分委托独立的第三方公证行对其下属供货工厂进行社会责任审核。正是由于西方国家的这些行为，促使中国企业开始通过取得SA8000认证等方式提升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
第二，在中国作为WTO的成员融入全球市场之后，中国政府的政策容易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Pearson, 2000）。Pearson（2000）认为：来自在国际上处于领导地位的组织的国际压力应促使中国进入一个已经存在的国际市场和系统，以此来管理和监督中国的行为。她进一步指出，最具决定性的国际影响力可以从应用于国际机制的准则和信条中获得。2001年之后，国际市场上对中国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的批评越来越多(Lin， 2006)。这些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中国政府改进企业的社会表现。
第三，在中国，企业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行为引起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各种振动公众的环境污染事件和公司丑闻不断的出现在各种媒体上。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解振华在2003年的全国自然生态保护工作会议上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发达国家在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遇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短短的20年中就快速发生。现在我们既要面对发达国家需要解决的由于过度消费带来的环境问题，又要面对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不足和贫困带来的生态破坏问题。许多人指出，企业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行为将会危及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来自全国的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呼声和压力达到了顶峰。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旨在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发展的非政府组织和慈善基金会被建立起来（见表1）。
第四，中国自2003年开始以来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评级逐渐开始出现。由中国企业公民工作委员会、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联盟、21世纪经济报道、21世纪商业评论、胡润报告和南方周末等发布的评级，促使企业中国企业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改进企业的社会行为，因为评级高的企业享有好的声誉且对投资者和消费者更有吸引力。
然而，由于中国独特的政治和经济环境，现阶段的企业社会责任显示出以下几个特点：①虽然中国强调企业社会责任，但政府的核心任务仍然是经济建设。因此，中国企业仍然将经济责任作为首要责任。比如，一些企业在谈到他们的社会责任时仍然把“交了多少税”放在首位。府被认为是企业最重要也是最有权力的利益相关者。中国经济的一个特点是：缺乏一致的经营法规和政府对有限资源的强大控制力（Nee, 1992; Xin and Pearce, 1996）。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是以政府为导向的。因此企业倾向于履行那些政府强调的社会责任，而不顾其他的社会责任。②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仅处于起步阶段。大部分的企业仅将企业社会责任视为一种负担，而不是一种长期的经营战略。
七、结 论
中国传统宗教的理念中，充满了社会责任的思想与理念。它们将社会责任摆在了一个很重要的水平上（或者说战略水平），认为要实现一个和平、和谐的社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是必需的。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国传统宗教的影响力日渐削减，当代中国很长一段时间缺乏社会责任意识。
本文根据中国经济环境的变迁分四个时期分别探讨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环境和特征，简单地讲就是：①1949年～1978年，中国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国有企业（SOE）是惟一合法的企业形式并承担大量的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纯属多余。②1979年～1992年，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政策并没有改变国有企业的地位和角色，要求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仍然是既不必要而且多余。而这段时期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虽然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在总量上仍然太少。加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因此，要求它们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是不现实的。③1993年～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导向的确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私营和外国企业的快速发展使企业社会责任在理论上成为可能。然而，“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导致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忽视。④2003年至今，国内外环境的急剧变化促使中国企业开始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然而，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还只是刚刚起步，而且呈现出强调经济责任和政府导向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