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疲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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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后世不用“鲁”作国号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名常被后世用来作为新政权的名号。最早的例子是楚汉交争之际项羽的“楚”。延至汉末又有曹丕和孙权分别以“魏”、“吴”立国。而后司马氏建立的“晋”更是第一个以周代大国为名的全国统一政权。十六国时期这种情况大爆炸,陆续登场的有前赵(匈奴人刘渊创)、后赵(羯人石勒创)、前秦(氐人苻健创)、后秦(氐人姚苌创)以及鲜卑慕容氏割据的多个燕政权等。唐季的五代十国同样如此。最后一个是宋,跨黄河、长江的大帝国,享国数百年。国号之外,历朝历代所封之同姓异姓王以周诸侯国为名者更是不胜枚举。
  五伯七雄,人物虽逝,其邦土却为天下后世所乐道。秦、魏、赵、齐、燕威名不减,以至一再重得生机,为万民呼唤,得四夷稽首。然而有若干却随着分封各地的周氏子孙的亡国灭身而仅存于简册,不再崛起,包括鲁、韩、卫、郑、虢、邢等。它们多数因曾经太小太弱而不足以号令天下,卫、郑、虢、邢等等皆如此。而今有韩国,想必朝鲜半岛出现过叫韩的政权,于是只剩下鲁。
  鲁国没称过霸,不可谓强盛,然其实力于当时亦在中等左右。更重要的是,鲁国的名声好得不得了。首先它是圣人周公的封国,礼乐等级同于天子,建国之初地位便在他国之上。其次鲁国在灭亡之前一直被当做周室正宗,享有崇高的名望。最后,齐鲁之地直到汉武帝时仍被称作诗书之邦,文化传统根深叶茂,流播广远。如此种种,后世帝王豪杰却没有一个看上,不亦怪哉?
  如果新政权的创建者出身于“体制内”,那他或他的子孙就会倾向于用原有的封号作国号。典型的例子如曹操封魏公、魏王,然后曹丕接班成魏帝。此外,中央政权瓦解时,原来的地方长吏割据辖地并以辖地古名称王的也属于该范畴。唐末节度使裂地自立多从此例。这一前一后的区别在于当事者是朝廷权贵还是方面大员。然而似乎也有特例,例如武则天。武则天自然是没有封地的,充其量有个出身地,若说有发祥地,亦不过是在宫廷卧室之内。她篡唐后以“周”为国号,一定是看到了周代的文治武功,也就是“周”这个字本身所带有的力量。在这点上,它与下段要说的体制外的情形相同。
  如果新政权开始便以对抗的形式出现(亦即体制外),包括外族入侵和农民起义等,那情况可能就要复杂得多。因为这种形式的政治运动往往是以大规模的军事运动为基础,爆发急骤、发展迅速,所以一般不具备如第一种情况下长期经营所得的传统势力范围。先天不足,但名号同样要富有号召力和凝聚力,故只好以名字本身的好坏来作出选择。对政治来说,一个好名号,首先要响亮,也就是认知度要高;其次是要“正确”,也就是认同度要高,具备道义性。这时候主观性和随意性就出来了,可能用这个,也可能用那个,而未必依赖于最初所在的地域,全在起事者如何考虑。作为夷人,赫连勃勃以“夏”为号应该就是考虑到“夏”在汉人中的认知度;作为草根,洪秀全以“太平天国”为号则应该是考虑到这四个字在百姓中的道义性,亦即认同度。
  如是观之,以“鲁”所具之尊崇,被用作国号的可能性实在很大,可事实上历史偏不如此,因此不能不叫人疑惑。
  
  (二)原因试析
  
  一般而言,诞生地及立足地较容易被用作新政权的名号,因此我们可以先看看鲁地的大小政权。
  肇端于鲁地或鲁之近地的政治运动并非阙如。以《隋唐英雄传》和《水浒传》两部小说为线索,我们发现,隋末和宋代这里频见农民起义,与一些地方相比,甚至还是农民起义的高发区。然而,它们几乎没有一个形成气候,或短时间即被招降,或未及壮大即被发源于他方的起义队伍兼并。故而鲁地尽管不缺“起义”,却没有“起义政权”可言,因此我们也失去了从这方面进行观察的机会。
  以立足地而论,今山东一带又是否有过此类历史际遇呢?立足地即政治中心所在,所以立足可以理解成一政权在某地建都。战国以降二千多年来,南燕曾建都于山东,却不曾以“鲁”为号。究其原由,南燕继后燕而来,国主亦为慕容宗族成员,为表正宗,自然一切袭旧,断不会因脚踩鲁国旧地便轻易变其国号。南燕而外,不复有可征之例,由此我们亦不再需要以地缘为论,抛开古国名之地理属性,但从其超时空之内涵以视其可用不可用即可。
  正如前文所述,鲁以礼乐传国,以诗书名邦,且不论其真实情况如何,名义上至少是这样。这里说“名义”,并非鲁国人自己声称如何如何,而是鲁国留给后世的整体印象。印象之为印象,已然主观化并定型,大可不必与原初事实吻合,所谓超时空的内涵盖即此意。换句话说,鲁之邦即代表礼乐,代表文治,此是定型之观念,至于东周之征伐出诸侯、鲁君之屡屡相弑等乱象自可全然无视。由于鲁国的这一标签已经是后人思想时的一种预设,因此所谓“名义”的礼义之邦便成了实然的礼义之邦。
  鲁国能以诗书礼乐闻名后世者,端赖二人之力:周公与孔子。周公兴起礼乐,孔子挽救之于将坠,一前一后围起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阶段;这是一个饱含高尚文化情怀的时期,甚至在许多人看来,西周、春秋便是理想中的国度。春秋是周室从治到乱的过渡,但根据学者的研究,与战国时代各国征战所表现出来的极强的功利性和野蛮性相比,春秋实在仍是典型的重礼重义的社会。春秋延续了西周的核心价值,只是程度上有所减弱,从这个意义上,将之与西周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当无不妥。周公和孔子是分别立于这个区间两头的巨人。如果说他们还有什么分别,那便是周公从实质上创制了礼乐文化,并使之挺立于一时,而孔子有德无位,祖述尧舜之道,使传之无穷。
  周公的第一身份属周,同时又是鲁国的始祖。孔子则第一身份即为鲁国子民。单以二人与鲁国在身份上的这层莫大关联,就足以使鲁国独享殊荣矣,何况还不止于此。前文提及,鲁国礼乐等级同于周天子。凭着这一特权,在周天子尚能节制天下时,鲁国即位列诸侯第一等,其名与器为天下所宗仰,可以说与宗周一东一西共同代表着最高的礼乐文化;当衣冠东迁、周室零落之际,传承和实施先王礼乐之教的担子完全落到鲁国肩上,以一诸侯国之力承担垂范天下之重任,鲁国声望无疑更著于昔时。换句话说,春秋之际的鲁国其实是列国的精神领袖,扮演着示范和评判的角色,尽管它无法根据评判的结果作出奖惩,因为精神领袖毕竟不等于政治领袖。如果说这些都是周公的遗泽,那么鲁地至前汉尚可见的君子国风则更多的是孔子的功劳。何以见得?诚然,经过西周几百年的化育,鲁地已形成崇礼尚义的民风,但孔子并未因此而湮没其中。是他巩固并极大地强化了这种风俗,进一步,因为他,邹鲁一带生出了一个学术共同体。这些儒士以弘扬周礼为职志,重仁义轻功利,并四处活动,以求王道之行。因为是一个专门而稳定的力量,所以其影响远远超过了原有的民间风俗层面。当战国功利称霸之术横行之际,孔门之教并不得意,相反,它是个异类。也正是因此之故,鲁之独特的声名才凸显出来,成为其标志。
  周公和孔子成就了鲁国的正统宽厚之名,换一个角度来看,亦即束缚了鲁国在武力方面的发挥,使之在军事攻伐上无足称道者。的确,鲁国虽为周初大国,在春秋战国之交却往往被欺侮,不是晋、齐、魏、楚等国的对手。治国观念决定了内政外交,使鲁国内不修战备,外不事侵略。之所以这么说,可以从以下这点窥见一斑:郑国有子产,齐国有管仲,秦国有商鞅,鲁国则从来不闻有如此为了仓廪之实和兵甲之盛而进行改革的人物。说到这已经可以看出,鲁国的形象与依凭弓马刀剑来实现的创国事业正好相背。当其“打江山”、“干革命”之时,以仁义相劝,以礼让相待,绝非成事之法,这时候只有峻急的法令、超出常规的赏罚制度才是能够带来胜利的手段。以儒术治天下或可,但以之夺天下则万不可行,很多帝王肯定都是这么想的。刘邦认为在马上不能治天下,但依然默认了在马上得天下。一个是和平清净的代表,一个是武力血气的运用。以鲁为国号,不仅根本上名实不副,在一国一朝的草创期甚至还会影响战斗号召力。如此,朝堂弄臣、草莽英雄(都是可能的皇帝)自然是不愿意用“鲁”字的了。
  由是观之,“周文疲敝”(牟宗三语)不仅是周室衰弱后出现于某段时间的问题,而且是周秦以后整个古代史中存在的问题。后世虽念念不忘周、孔二圣,实际行为却去之甚远。承平时期或知以“儒”为表,一遇争夺则内外皆“法”,凶相毕露,不仅不知有王霸之分、义利之辨,乃至连孔子、鲁国的名号都没勇气去提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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