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公孙丑章句上》言：“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孟子对“志”的看法，明显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孔孟的分别，是孔子重“志”，孟子重“气”。
　　《论语·先进》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孔子要他们各言其“志”，在孔子那里，“志”是做人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与“孝悌”观念息息相关。他在《里仁》中言：“苟志于仁矣，无恶也。”一个人如果立志实行仁德，总没有坏处。《述而》篇孔子论述自己的教学思想，就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志于道”，是育人的先决条件。
　　孔子如此重视“志”的价值，是因为他非常清楚，一个立志不高的人，就可能堕入利益的考量之中，所谓“见利忘义”，从而使得自己的人生，缺乏宏大的格局。他之所以如此欣赏曾皙的志向，不是说孔子有“逃世”的愿望，而是说，曾皙的理想中，那種远离利益考量的高雅清新，是孔子非常欣赏的。这和他欣赏颜回的“不改其乐”，是一致的。一个立志高远的人，就可以远离一切名利的诱惑，使得自己的人生，有一种清雅悠远的气度。而一旦有了这种清雅悠远的气度，他就可以不计得失，从而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这，正是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理论依据。
　　必须说明的是，孔子强调的“志”，绝不是朝三暮四、左右摇摆的。他之所以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就是说，一个人一旦立下了高远的志向，就必须矢志不渝。儒家人格的博大恢弘，就在这一点上。设想，假如颜回受不了清寒的生活，而改变了自己的志向，他的德行，还会为孔子激赏吗？
　　相较孔子，孟子更崇尚“气”。自然，“养气”的目的，也是为了实现宏伟的人生志向，这一点，与孔子一脉相承。孟子提出了“浩然之气”的概念，他的解释为：“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很显然，孟子所言的“气”，既不是指人的生理特征，也不是指人的气质禀赋，而是指涵容了儒家道义的一种气度节操。孟子所言的“气”，是一种抽象的人格理念，也是儒家所推崇的一种人格理想。
　　孟子的“气”以阳刚为其基本特征。这种以阳刚为特征的浩然正气，在儒家人格身上，有非常动人的表现。文天祥《正气歌》，可以说就是对孟子“浩然之气”最生动的艺术诠释。文天祥不愿改节侍奉异姓，本身就体现出这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在孟子本身，他所谓“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也非常鲜明地表现出这种“浩然之气”。孟子在权贵面前的那种自信和尊严感，正是他体气充盈、人格伟岸的象征。
　　儒家人格对“志”与“气”的重视，非常让人感动。那种视死如归、精忠报国的道义情怀，就是儒家重视“志”与“气”的集中表现。自然，有儒家强化人的“志”与“气”，追求“至大至刚”的阳刚之气，就有道家弱化人的“志”与“气”，追求“与物宛转”的阴柔之气。
　　老子第三章言：“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弱其志”的目的，就是“常使民无知无欲”。百姓没有了非分的欲望，就能安居乐业，恬淡超然，圣人就可以“无为而治”了。
　　老子强调“弱其志”，庄子则强调“弱其气”。《达生》篇，庄子讲了“呆若木鸡”的寓言。当斗鸡“虚骄而恃气”的时候，是很容易打败仗的。只有“望之似木鸡矣”，才能“德全”，“异鸡无敢应者，反走也”。
　　在庄子看来，那些凭恃才气或权位使气的人，结果都是不好的。《史记》中记载了一个“灌夫骂座”的故事。灌夫恃宠而骄，他因为给武安侯田蚡敬酒田蚡不睬而羞怒万分，在稠人广众之下，使酒骂座，激恼了田蚡，终于遭致杀身之祸。所以庄子认为，人应该“弱其气”，涵养自己的心性，不让人揪住小辫子，生命，才能安全。这种思想，在政治环境恶劣、动辄得咎的强权时代，自然有其价值。就是政治清明了，人与人之间，也还是要有这种谦下濡弱的君子之风。
　　《周易》言：“一阴一阳之为道。”儒家强化人的“志”与“气”，与道家弱化人的“志”与“气”，其实并不矛盾，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个人，既要有陶潜那种“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的“浩然之气”，也要有陶潜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淡泊情怀。一个人的脊梁，该挺直的时候，一定要挺直;该弯腰的时候，也要懂得弯腰。俗话说：“饶人不是痴汉，痴汉不会饶人。”韩信能忍胯下之辱，大家只觉得他活得大气。中国文化既崇仰在强权面前巍然不屈的英雄豪杰，也崇仰“卑己尊人”的谦谦君子。鲁迅曾说过，真正的英雄，应该抽刃向更强者;一个专门在小孩子面前吹胡子瞪眼睛的人，终究只是孱头。鲁迅的话，多么意味深长。
　　（编辑